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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脉短而近，皆出入于足经之间，故凡诊伤寒者，但言足经，不言手经也。
论痰病类伤寒脚气类伤寒
《活人书》有云：中脘有痰，令人憎寒壮热，胸膈痞闷，有类伤寒。又云：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常履之，遂成脚气，所以病症与伤寒相类。此等议论，大是惑人。夫伤寒为热病，有六经传变之异。痰本人身津液血凝气滞而成，未尝有六经之变症。至于脚气，为寒、湿、热三气之感，虽东垣有南北内外之分，而孙真人详脚气见症甚悉，亦未始有六经之别。何将此二证竟以类伤寒混同名之？似欲以治伤寒之法治痰与脚气耶！凡治病必正证之名，名不正则治疗无据矣。
论伤寒汗药宜早下药宜迟
伤寒之病，莫先于分表里；治表里之法，莫先于分汗、下。汗、下一差，变症百出，是以前人论治伤寒，有曰汗药宜早，下药宜迟。此二语虽云大纲，亦紧要法也。然曰宜早者，谓风寒之邪自表而入，即当速为发表，即仲景所谓觉病须臾，即宜早治，不避晨夜是也。其曰宜迟者，谓风寒之邪传入于里，攻下必须在正阳阳明之腑，即仲景所谓下早恐成痞气与结胸是也。此云“迟早”，论治法非论时刻也。而《此事难知》谓非预早之早，乃早晚之早，发汗当在午前阳分；非待久之迟，攻下当在巳后阴分。以迟、早二字，作日候之迟、早解，惑乱人心为甚，宜亟正之。
论伤寒太阳经再传
伤寒六经传变，自表入里，三阳为表，三阴为里，自浅而深，六经传尽，必无出而再传之理。成氏以六日厥阴传经已尽，七日当愈；七日不愈，再自太阳传出，复至厥阴；十三日不愈，谓之过经坏病。此等注释，谬戾殊甚。马元台辨之，谓太阳至厥阴，犹人入户升堂以入于室。太阳为三阳，最在外；阳明为二阳，在太阳之内；少阳为一阳，在阳明之内。此三阳之在表也。太阴为三阴，在少阳之内；少阴为二阴，在太阴之内；厥阴为一阴，在少阴之内。此三阴之里也。故一日始于太阳，二日传阳明，三日传少阳，四日传太阴，五日传少阴，六日传厥阴。经文之论次第相传，亦言其大概耳！所云七日不愈再传经者，七日行经未尽，仍在太阳一经故也。如仲景所谓太阳病头痛，七日以上自愈，以行其经尽也，若欲再作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可见太阳一经有行之七日以上者，则阳明、少阳亦可羁留过经不解。
故针阳明中土，使经不传，此行其经未尽，未尝曰传其经尽也。若云六经传尽，复自厥阴出，而再传太阳，则有二阴、三阴、一阳、二阳以格之，容有自外入内，又自内而越于外之理？风寒之邪，入人脏腑，岂两阴交尽于里，复从皮毛外而再入太阳以为害者耶？成氏之谬，千古大惑，请从辨之。
论相火为元气之贼
东垣一部《脾胃论》，俱以补中益气汤为主，无非培人后天元气之本。顾元气为生身之精气，而实祖于胃。故胃气有谷气、荣气、卫气、宗气、阳气之别名，要皆此元气之异称，而此气即《内经》所谓“少火生气”之气也。“少火生气”，即为真阳之气，乃生人立命之根。此火寄于肾、肝，名为相火。相火者，因君火不主令，而代君以行，故曰：“相火以位”。则此火本非邪火，而何得云元气之贼？元气在两肾命门之中，随三焦相火以温分肉而充皮肤，蒸糟粕而化精微。是元气即相火之所化，而非贼元气之物。其贼元气者，乃壮火而非相火也。若谓相火为下焦包络之火，即指为元气之贼，而曰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则生元气者，更有何火耶？
论阴火为心乘土位
《内经》论火，止有君火、相火、少火、壮火、五志之火之名，而并无有以阴火名者。其以阴火名者，自东垣始。东垣谓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上系于心。夫心在膻中气海之中，为足厥阴包络之经，所谓阳中之太阳也，而何得以阴火名之？既指心火为阴火，心本在上焦，而何以云起于下焦？起于下焦，则不当指为心火矣！且土者，脾胃也。火为土之母，补土必先补火。上蒸丹田以腐熟水谷者，此心火也，即此阴火也。岂可谓阴火来乘土位，以伤脾胃生发之气乎？火乘土以伤脾土生发之气者，必阳邪之火，而非心君之阴火也。少阴心火，正补太阴脾土，此虚则补母之义，但不可大旺。夫火旺则土反燥，又当壮水以制之。
论子宫之胞与溲胞不同
《阴阳别论》云女子胞，《气厥论》云胞移热于膀胱，《五味篇》云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凡此“胞”字，皆音包，以子宫为言也。《灵枢》云膀胱之胞薄以懦。音抛，以溲脬为言也。胞音有二，而字则相同，奈何后人不解其意，俱读为包，反因经语遂认膀胱与胞为二物，故在《类纂》则曰：膀胱者，胞之室。
王安道则曰：膀胱为津液之腑。又有“胞居膀胱之室”之说，甚属不经。夫膀胱即脬，脬即膀胱也。焉得复有一物，居膀胱之内？以致后学之疑。
论治病不出气血痰郁
人身之病，变端无穷。其治法则千态万状，有不可以一例拘者。丹溪之治病也，总不出乎气、血、痰三者。三者之中，又多兼郁。气用四君子，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郁立越鞠丸，以为定法。王节斋极言之。
而庸工学步邯郸，亦遂执此，以为医之能事尽此矣。夫丹溪之言，不过挈其大纲论之耳！若谓气病治气，血病治血，痰病治痰，郁病治郁，医又何难哉？
论心肺远血肾肝近血
《金匮要略》论大便下血，分粪前为近血，粪后为远血。此以血来有迟早，而分远近，未尝主于心肺、肾肝之所出为远近也。丹溪乃言血在粪后者，出于心肺，心肺在上，故血来迟；血在粪前者，出于肾肝，肾肝在下，故血来早。夫心主血，肺则主乎气矣；肝藏血，肾则藏乎精矣。大便所下之血，本于湿热之气，伤于大肠而为病。此血总属大肠经来，故人有终年患之，而不见其形痿体惫者。此湿热之邪，而非四脏所伤之血。若四脏有伤，而频下无度，必心肺损而色败，肾肝损而形痿，而可以云无患乎？故以便下之血，以先后分远近则可，以便下之血分心肺与肾肝，则凿矣！
论在内为血在外为汗
方书多言血与汗异名而同类。丹溪因之，遂有在内为血，在外为汗之论。似乎血即是汗，汗即是血矣。岂知血与汗之由来，有不可以同类并言者。经云：心主血，血生于心。又云：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又云：汗者，心之液。此言汗为心之液，而非曰心之血。血生于心，统于脾，藏于肝，而其原则自水谷之精气，受于中焦，变化取汁，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以奉生身者也。若夫汗则为人身之津液，因腠理疏，皮毛不能外卫，风、暑、湿、热之邪干之，则蒸然发出，津津而为汗。是汗乃身之阳气所化，故曰阳加于阴，谓之汗。当云在内为气，在外为汗。此可以气言，而不可以血类也。庸有在外之汗，而可以在内之血混言之乎？人之一身，有涕、泪、涎、唾、便、溺，皆属一水之化，而发于九窍之中。故鼻之所出曰涕，目之所出曰泪，口之所出曰唾、曰涎，二阴之所出曰便、溺，而皮毛之所泄则曰汗。汗可以血类之，则涕、泪、唾、涎、便、溺，亦可以血言之矣！
论天癸非精血
天癸之义，诸家俱以精血为解，是不详《内经》之旨也。玩本经云：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时下；男子二八天癸至，精气溢泻。则是天癸在先，而后精血继之，天癸非即精血之谓明矣。天癸者，天一所生之真水，在人身是谓元阴，即曰元气。人之未生，此气蕴于父母，谓之先天元气；人之既生，此气化于吾身，谓之后天元气。但气之初生，真阴甚微，及其既盛，精血乃旺。然必真阴足而后精血化，是真阴在精血之先，精血在真阴之后。不然女子四十九，男子六十四，而天癸俱绝，其周身之精血，何以仍营运于荣卫之中，而未尝见其涸竭也？则知天癸非精血明矣。其以精血即为天癸者，王太仆、陈良甫以下之谬论也。
论命门之火不可偏诊于右尺
人生有两肾，两肾并诊于左右尺，而命门则居两肾之中。所谓命门之火者，即两肾中之元气也。元气生于命门，而不偏于右。自《难经》有云：肾有两，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遂专属之右，而华元化因之，始分左肾属水，右肾属火，故以命门之火归之右肾。后世医者，不详其义，论命门之火，则必以右之尺部为诊，岂知两尺为两肾？肾者水也，俱藏精之舍也，故越人云：命门为男子藏精。精属水，不属火，火在水中，所谓一阳居二阴之间者是也。岂可以命门之火，偏诊于右尺耶？举世梦梦，是可嗤也。然则论命门之火者，当于何诊？仍诊之于两尺可也。以两尺之强弱，验命门之火之衰旺为得耳！若以右尺之肾论命门，而遗乎左尺之肾，是习俗之弊，不可不亟正者也。至有以男子之命门在右，女子之命门在左，而曰：丈夫以右为命门，左为肾；女子以左为命门，右为肾。则又颠倒乖离，而不可稽矣！
论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
张戴人论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身，速攻之可也。立汗、吐、下三法以攻邪，邪去则元气自复。故曰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其论颇卓。故丹溪初阅子和书，惟务攻击，亦谓医之法尽是。后读《内经》有云：虚者，精气虚。实者，邪气实。实则泻，虚则补。何云圣人无第四法？于是不能不疑。子和之书，非子和之笔，而麻征君伪为之者也。圣人之言，垂诸《灵》《素》，其主补虚、泻实者不一，而子和敢为非圣之书？赵以德叹《儒门事亲》书为：其词直，其义明，顾其一，罔顾其二。后之读其书者，当得其法而善用之，毋执其法而偏溺之，则几矣！凡治病如权衡，高下轻重，随时变通，若偏矫一说，祸人不浅。
论三焦有几
人身十二脏腑经络，《灵枢》《素问》详辨，各有定名部分，独三焦之名，在经文亦多臆说；后贤之详其义者，更多旁杂，而无一定之论，是不能无疑，而为之考究，以正其指归。即如王海藏，为东垣高弟，亦致疑于三焦之名，而问之曰三焦有几，启其端而究未能定其说。是以总会经文与诸贤之论而详之，以知三焦有三三焦，而后之人不能明其义，故多歧而未有以正其名也。所谓三焦之有三三焦也，即以经文正之。《灵》《素》之论三焦，与《难经》之论三焦，已自不同矣。《灵枢》曰：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关冲，小指次指之端。三焦下 ，在足大趾之前，少阳之后，出 中外 ，足太阳以络于手少阳。此论手少阳三焦经脉之所行也。又曰：脐下膀胱至足，为足三焦。下焦别回肠，注膀胱以渗入。此论足太阳膀胱，为三焦一腑之所属也。手三焦之经为少阳，主于上；足三焦之腑为膀胱，主于下：是二三焦也。
故《本脏篇》曰：密理浓皮者，三焦、膀胱浓；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论勇》曰：勇士，三焦理横；怯士，三焦理纵。而《素问·五脏别论》又曰：胆、胃、大小肠、三焦、膀胱五者，为天气之所主。
夫三焦、膀胱，与胆、胃、大小肠四腑并言，而又有浓、薄、结、直、纵、横之意，此所谓三焦者，属之于腑，正有形有状之三焦也。若《灵枢》又曰：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此三焦为一气之所主，故《三十一难》因之曰：上焦在胃上口，主内而不出，其治在膻中；中焦在胃中脘，主腐熟水谷，其治在脐傍，下焦在脐下，主分别清浊，出而不内。此三焦者，即《灵枢》所谓如雾、如沤、如渎之三焦也。故《难经》又继言之，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以终始。三焦者，原气之别使。原气在两肾中间之动气，为人之生命，十二经之根本，主通行三气，经历于五脏六腑。此所谓三焦者，属之于气，正王叔和所谓有名无状之三焦也。是又一三焦也。论其经则手少阳三焦主之于上，论其腑则足太阳三焦主之于下，论其气则两肾原气之三焦以行于中。故曰《灵》《素》之论三焦，与《难经》之论三焦，名各不同也。《灵》《素》之论手少阳三焦与足太阳三焦，是有形之腑也。《难经》之论上中下之三焦，是无形之原气也。有形之腑，与胆、胃、大小肠为配；无形之气，游行于五脏六腑之中，温分肉而充皮肤，是即肾间之原气，自下而中，自中而上，东垣所谓有名无形，主持诸气，统领周身之气，熏肤充身泽毛者也。三焦之有三者，此也。王海藏问三焦有几，独能辨手少阳三焦主上，足太阳三焦主下，而不及《难经》所云原气之三焦为命门之别使，是以使后人疑而莫辨耳。故王叔和所云三焦无状空有名者，即是肾间原气之三焦也，不可谓尽非也。独是陈无择以脐下之脂膜为三焦：袁淳甫以人身着内一层，形色最赤者为三焦；虞天民以包涵肠胃之总司，指腔子为三焦：是皆说之不可稽者也。至金一龙舍手足之三焦不言，而易以前三焦、后三焦，尤诞妄而支离矣。予初注三焦论，漫引《灵枢》肺 在三焦，心 在五焦，膈 在七焦，肝 在九焦，脾 在十一焦，肾 在十四焦之间，以躯体之外称焦，而从虞天民包罗六腑五脏之脂膜，以证三焦之说。自马仲化以肺 、心 之“焦”为椎，则予之说要，亦可议而未有当焉也。
论苦寒补阴之误
凡物之死生，本由乎阳气。顾今人病阴虚者，十尝八九，不知此“阴”字，正阳气之根也。阴不可无阳，阳不可无阴。故物之生也，生于阳；而物之成也，成于阴。则补阴者，当先补阳。自河间主火之说行，而丹溪以苦寒为补阴之神丹，举世宗之。尽以热证明显，人多易见；寒证隐微，人或不知；且虚火、实火之间，尤为难辨。孰知实热为病者，十不过三四；而虚火为患者，十尝有六也。实热者，邪火也。邪火之盛，元气本无所伤，故可以苦寒折之，亦不可过剂，过则必伤元气。虚火者，真阴之亏也。真阴不足，岂苦寒可以填补？人徒知滋阴之可以降火，而不知补阳之可以生水。吾故曰：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道不着。
论伤寒阳证下早成结胸阴证下早成痞气
仲景《伤寒论》有曰：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内虚因作痞气。又曰：阳证下之早者，为结胸；阴证下之早者，为痞气。夫结胸、痞气，因下早而成，固人人能明之。独阴阳二字，未有能确辨之者，不能不致疑其间也。其阴阳，指表里之阴阳言乎？抑指风寒气血之阴阳言乎？抑指三阳三阴经脏腑之阴阳言乎？其言阳证阴证也，抑以阳邪之热为阳证乎？阴邪之寒为阴证乎？如以阴阳为表里之阴阳也，以病发于阳为阳证属表之证，不宜下，误下成结胸，固矣。若以病发于阴为阴证属里之证，正宜下，何云误下反成痞？则知此阴阳，非以表里之阴阳言也。如以阴阳为风寒气血之阴阳也，风为阳，阳邪伤卫，卫主气，气伤反成结胸；寒为阴，阴邪伤荣，荣主血，血伤反成痞气。夫结胸为实邪，为证重；痞气为虚邪，为证轻。岂有阳邪伤无形之气，成结胸之实证；阴邪伤有形之血，反成痞满之虚证乎？则知此阴阳，非以风寒伤气伤血之阴阳言也。如以阳证阴证为三阳三阴经言也，夫三阳经证为属腑，如太阳、阳明、少阳为病在表，当汗不当下，误下则邪入里而成结胸是矣。但三阴经证则属脏，如太阴、少阴、厥阴为病在里，正当下，当下而又言误下遂成痞气，则知此阴阳，非以三阴三阳之脏腑言也。如以阳邪之热证为阳证，而下早成结胸是也，若谓阴寒之阴证下之则死，岂止于痞？则知此阴证，不可指为中寒之阴证言也。故阳证下早成结胸，此论固无庸辨，独阴证下早成痞一语，不能无疑。仲景亦无明文，而历代明医，自成无己、许叔微以下，未见有发明。或指阴证之阴，或指阴寒之阴，或指为荣血之阴，或指为三阴之阴，纷纷拟议，而无定论。予反复思之，而知此阴证之阴，盖以经腑言也。三阳有经有腑，三阴亦有经有脏。病在经则可汗而不可下，若风寒尚在三阴之经，则邪留肌肉之表，故曰下早则成痞，是病在经而伤于脏，则邪入而成痞，故邪在三阴之经，则可汗，若入三阴之脏，则可下，其邪在经而尚未入脏，则不可下，故病发太阴者，尚发于阴之经也，发于阴经而反下之，则作痞矣。虽然此辨是矣，而所谓三阴者，太阴、少阴、厥阴也，然足厥阴为一阴，足少阴为二阴，足太阴为三阴，概曰三阴，抑太阴乎？少阴乎？厥阴乎？伤寒之邪，自三阳经足太阳膀胱为始，膀胱为三阳经之首，其邪在三阳经，则可汗，而反下之，故成结胸。三阴经足太阴脾为始，脾为三阴之首，若邪在三阴足太阴脾之经，则可汗而不可下，反下之则成痞气，则阴指太阴脾经者也。故王海藏与东垣论痞，谓从血中来，治痞独益中州。中州者，脾也。脾可补不可泻，当补而泻之，是以成痞。此之谓也。
论伤寒春变温病夏变热病
《内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又曰：热病者，伤寒之类也。此之言热病，乃冬令严寒，人触冒之，感而即病之谓，而非夏时暑病为热病之比。夏时热病，今夏至后，天令暑热炎蒸之邪，感伤于人，与冬时伤寒之热病，大不侔也。冬寒之热病，自表而入，夏暑之热病，自内而发。病不同时，故治法亦异。辛温发表与寒凉清解，有不可同日语矣。自王叔和序《伤寒论》而曰：中而即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夏至变为暑病。暑病者，热极重于温也。斯言出，而后世医者，俱以春时之温病，由冬伤之寒而变；夏月之暑病，亦由冬伤之寒而变。是温病、热病，皆因冬时受寒，而至春、夏以变焉者也。其言不大谬乎？经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者，盖以冬时不藏精，触冒寒邪，则春时必有温病之症，非以春时之温病，必自冬寒而变也。又云：夏至后病热为暑。此本天令大热之气，即时感受而成，岂有寒毒藏于肌肤之中，至春不发，历过春三月，伏藏至夏至后，而又变为热，有是理乎？叔和又云：三月、四月，其时阳气尚微，为寒所折，病热则轻；五月、六月，阳气已盛，为寒所折，病热则重。夫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之寒，此暴时之寒气也，与冬令严寒伏藏之寒不同。既曰春变为温，夏变为热，由冬时之寒传变而来，又云阳气已盛，为寒所折，则其变病为温、为热，其冬令之寒乎？抑时行之寒乎？立言为矛盾矣。夫风寒伤人，未发病已前，不能预知其客于某经络、某脏腑，及其发病已后，而后能审其为何因何感也。若谓冬时受寒，而必逆决为春之必变为温病也，夏之必变为热病也，则凿而不可稽矣。大约冬伤于寒而即病者，曰伤寒；冬不藏精而春病者，曰温病；夏伤于暑而病热者，曰热病。此三证本各以其时受病，而非寒变为温、变为热之谓也。
论肺热还伤肺
王节斋谓虚劳咳嗽症，戒服参、 ，服之者必死。继又曰：肺热还伤肺。斯言出，而世之治肺经劳嗽者，辄以人参为鸠毒矣。手太阴肺主一身之气，气有虚有实，实者邪气实，实则脉来洪数，按之有力，此而服参，势必气高而喘，胸热而烦，药助病邪，证必增剧，劳嗽之热，为虚乎？实乎？脉或数而必细，按之必虚而无力，症或见为烦热口渴，面赤气喘，而少气不足以息。此阴虚而相火刑金之虚证也。阴虚者，其热必炽，误认为实，而投以白虎、泻白、知柏补阴之剂，则立毙。此之虚热，非甘温不能除之也。人参味甘，气温，虽补五脏之元气，独入手太阴一经者为最，故劳瘵而成肺经嗽咳者，非人参不能疗。正丹溪所谓虚火可补，参、 之属是也。则是人参为补肺药也，而乃云伤肺者，以其有热故也。然热则有虚热、实热之分，实热者宜戒，虚热者宜补。非补其火也，补肺中之气，以生肾水耳！火之刑金也，非火之有余，乃水之不足，故欲制相火，必壮肾水，欲壮肾水，必滋水之母，以清金保肺，肺气旺则水溢高源，而阴虚之火有制，则肺热可宁，舍人参不能以有济也。如不论肺之虚实，而执肺热伤肺之论，以人参为戒，虚劳病之不死也，几希矣！
论伤寒无阴证
经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是热病为汗病也，而何尝有所谓阴证哉？遍考《素问》《灵枢》诸经，并无阴证之名，故刘守贞论伤寒，无问三阴三阳，皆一于为热，而无有寒者。故曰伤寒无阴证，阴证乃杂病也。然而仲景则云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夫无热恶寒，则知无阳经之郁热，而发于阴，则知不从阳经之传入，故有四逆、理中之用。而谓伤寒之无阴证乎？不知伤寒之有阴证也。有真寒直中少阴经，而名为阴证者；有房欲伤肾，虚寒上下阴虚，而名为阴证者。此之阴证，不可以伤寒中混名之也。若三阳经热邪传入三阴经，而名之为阴证者，此阳经热证之阴证，而非直中、伤肾之阴证也。或谓伤寒传变三阴之阴证，仲景以四逆、理中温热药治之，以其本热邪传经，由于寒凉误治，热变为寒，则其说尤为谬戾。夫三阳传经之邪热，入于三阴，其来本热，虽有寒药误治，岂有顿变阴寒为阴证，而用四逆、理中以温经散寒为治者乎？
论泻南补北不可以治痿取阳明
《痿论》云：五脏使人痿，而本于肺热叶焦。终之曰：治痿独取阳明。是痿病原于手太阴一经，以热相传而成，而治之者，惟取足阳明一经以为要。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总宗筋而束骨以利机关。阳明虚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手足不用而成痿。是痿之来，起于肺经，而治则取于阳明。后人谓独取阳明，此“取”字有教人补之意。是以丹溪独引越人泻南方、补北方之法，以发明“独取阳明”之旨。究未能尽所以取阳明之义，而意反有相戾者。夫南方，离火也；北方，坎水也。其言曰：金体燥而居上，主畏火；土性湿而居中，主畏木。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此其论似为肺热叶焦者发明之，而于治痿取阳明之法，反未之悉也。阳明者，胃土也。补火可以生土，而反云泻南；滋水则能助湿，而反云补北，则与取阳明之义有不合矣。夫足阳明为水谷之海，以为阳明虚而宗筋不用似矣，何以病痿之人，有两足不任身，而饮食如故，其啖物反有倍于平人者何也？岂阳明之气旺，而水谷入海，独不能运化精微，以强筋骨乎？何饮啖日盛，形体日肥，而足痿不能用也？则知阳明之虚，非阳明之本虚，而火邪伏于胃中，但能杀谷，而不能长养血气、生津液，以灌溉百骸，是以饮食倍于平人，而足反为之不用。此所谓“壮火食气”，而邪热不杀谷也。阳明之邪热，原是肺热中传来，故治痿独取阳明者，非补阳明也，治阳明之火邪，毋使干于气血之中，则湿热清而筋骨强，筋骨强而足痿以起。张子和尝言痿病皆因客热而成，断无有寒。丹溪亦云治痿以清热为主，不可作风治用风药。诚得取阳明之义者矣。
论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之误
此二句大意，全在“发”“攻”二字。发者，逐之外也。攻者，逐之内也。寒邪在表，非温热之气不能散，故发表不远热。热郁在内，非沉寒之物不能除，故攻里者不远寒。然亦有用小柴、白虎、益元之类，而取汗愈病者何也？此因表里俱热，故当凉解，非发之谓也。又有用四逆、理中回阳之类，而除痛去积者何也？此因阴寒留滞，故当温中，非攻之谓也。所谓发者，开其外之固；攻者，伐其内之实。今昧者，但见外感发热等病，不能察人伤于寒而传为热者，有本寒标热之义，辄用芩、连等药以清其标。岂知邪寒在表，药寒在里，以寒得寒，使内外合邪，遂不可解。此发表用寒之害也。故凡寒邪在表未散，外虽炽热，内无寒症，正以火不在里，最忌寒凉。此而误人，是不知当发者不可远热也。又如内伤喘、痛、胀、满等症，多有三阴亏损。今人但见此症，不辨虚寒，遽用硝、黄攻里。焉知有假实真虚之病，而复伐之，则病未去而元气伤。此而误人，是不知当攻者不可远寒也。二者之害颇多，不得不表出之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