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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有预立其方，先言其症，或断以三日而加剧、五日而加剧、七日而加剧，且症在危险，他医束手，辨在疑似，他医莫决，先生则毅然任之，确然信之，大声疾呼曰：“服则得生，不服则死。”咸如其言，历历不爽，甚至抄其方而亦愈，饮其药滓而亦愈，其效若此，犹得非之曰寡、曰暂、曰幸哉？虽然，其效若此，人犹起而非之，何也？。彼岂乐死恶生哉？狃于所习见，而震于所不知耳！复以其用药之过峻，程分之过重，皆昔人所未有也。予初亦疑焉，适寓有病患，医之无不立效，荐医他人而又效，嗣乃历荐而罔不效。有合家疑之，而予独委曲以征其信，群医驳之，而予独固执以证其是，幸而信予者皆得痊，然口众我寡，安得执途人而遍告之？此《疫疹一得》之书之所以付梓也。如梓而得行，则传之有人，而痊者必多；治之有人，而愈者必常；习之有人，则共知其所以然，而不訾以为幸矣。庶几乎予非阿好我师愚也，亦可见信于众矣。
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仲秋月诰授荣禄大夫刑部左侍郎同乡姻弟张若 顿首拜撰
序
医之为言意也，意可传而不可传，要不离乎理者近是。予友余君师愚，儒也，即医也。忆予应童子试，适郡城辄与师愚俱，当青鞋布袜客邸谈心时，其意既已异矣。已而连试不利，弃儒为医，遂挟其技，游都下。予甲辰至京，见其车马仆从甚盛，自王公以下，无不折节相向，心异之，然犹未察其意也。甲寅寓青岩师宅，距师愚居不数武，晨夕过从。时久无雨，暑气盛行，人多疾病，病则必死，医家齐束手不治，师愚辄予以石膏、黄连等剂，无不立效，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者，不可更仆数。而予门下奎氏兄弟，一存一夭，尤属明征。盖其意犹是按脉切理之意，而神明变化，不可端倪，有非意之所能尽者，医技也进乎道矣。然存活日多，而谤者日益众。夫师愚无必用石膏之意，而有必用石膏之症，观入秋数月以来，未尝轻用凉剂，其意亦可见矣。乃谤之者谓师愚非石膏不立剂，是诬人，甚至以谤师愚之故，并谓石膏为断不可用。是本草之载是药，神农之尝是药，均不得为无过，岂不更诬药哉？！诬人既已不可，诬药而愚者信焉，妄者传焉，虽遇热症凶危，辄仍以柴胡、桔梗当之，不效则投以丹、芩，又不效则投以人参、桂、附，至于一误再误，死而后已。医者犹诩诩得意曰：非我也，命也。是以谤师愚之故，而累及无辜，置人之生死于弗顾也，岂不大可叹哉！予非有阿于师愚，顾窃闻孟子之言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苟药未至于瞑眩，疾已验其大瘳，则亦庶乎有以得其意也。何也？师愚儒也，非医也，此意将遍语同人，适师愚《疫疹一得》之书成，因书是弁之，聊以为《一得》之一助云！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菊月下浣种之愚弟吴贻 顿首拜撰
自序
幼读鲁论，至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即心焉志之，曰：丈夫不当如是耶？愿窃比焉。力学二十余年，屡踬名场，翻然自顾樗栎之资，原非国器，奈何犹穷经皓首，终为童子试哉？！于是究心《灵》、《素》，志在岐黄，医虽小道，亦足以行吾艺耳。遍览一十三科，以及诸子百家，各穷无妙，独伤寒一门，张氏仲景以为急病，辨症稍差，夭折生命，论载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以济天下后世，其用心可谓仁矣。至于疫疹，多于伤寒百倍，安忍置而勿论哉？夷考其时，或未有疫欤？抑或仲景之书，原有一十六卷，今世只传十卷，而疫疹一门，亦在遗亡之数欤？以致后人纷纷立说，祖述宪章，俱以伤寒立论，其于热疫一症，往往略而不讲，是以业斯道者，所诵所传，连篇累牍，无非伤寒，及其临症，只就伤寒一例治之，不知其为疫也。流弊于人，沦肌浃髓，举世同揆，万人一法。究之，死者不知何病以死，生者不知何药以生，抚今思昔，可胜慨哉！干隆甲申，予客中州，先君偶染时疫，为群医所误，及奔丧回里，查看诸方，总不外此三法，抱恨终天，曷其有极？思于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于世，亦以稍释予怀。因读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热，味淡而薄，能表肌热，体沉而降，能泄实热。恍然大悟，非石膏不足以治热疫，遇有其症，辄投之，无不得心应手。三十年来，颇堪自信，活人所不治者，笔难罄述。窃思一人之治人有限，因人以及人无穷，因不揣鄙陋，参合司天、大运、主气、小运，着为《疫疹一得》，欲以刍荛之见，公之于人，使天下有病斯疫者，起死回生，咸登寿域，予心庶稍安焉，敢以着书立说，自矜能事耶？乾隆五十九年岁次甲寅季春月桐溪师愚氏余霖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