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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队汗流浃背地经过打着小阳伞、手持鹿角和其他物品的人，统一着装的士兵走过骑着毛驴的农妇身边或者走过在汽车道边的宽阔泥地中行进的蒙古骡车。有时送葬的队伍戏剧性地散开一百码远，那些专职的葬礼师让男人穿着灰绿的服装，看上去像三明治师傅，还像纽约大街举着广告牌的人。女学生的头发烫得鬈曲，她们的围巾随风飞舞，她们坐着人力车经过，一些高官坐着豪华轿车从站立在道两旁的卫兵中间匆匆通过，这些小车的司机喜欢按喇叭，最喜欢接的那种喇叭声就是“索—多—软—米”。这里古老的与现代的交汇融合。有时还可能见到满族妇女，她或许是一个昔日的公主，涂着厚厚的胭脂，戴一英尺高的头饰。满族的审美观念似乎是女人以高为美，结果就是既有高高的头饰也有高高的鞋底。
人力车到处都是，一旦潜在的顾客出现，六个人力车的车夫冲向前来。人力车的设计考虑到拉车者的重量与坐车者重量之间的平衡，人力车很方便，朱频喜欢坐人力车。拉人力车的男孩请人让路时，他喜欢听脚下的车铃声和急促的“借光！”叫喊声。“借光”字面上的意思是“借你的光”，但在这里其意思更接近这样的含义：“麻烦你让一条路好吗？”
一个人从来不会在北京失去方向感，原因之一在于拉人力车的男孩在向左或向右转时指称方向——北、南、东或西——对于后面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他们从来不犯错误。朱频也形成这样的习惯。坐在人力车上，他喜欢对车夫说“往东”、“往西”。
在大街的后面是许许多多的胡同或小巷，这也是北京生活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大街是直的，那么胡同就不是，这些胡同的名字上生土长，稀奇古怪，比如说牛尾胡同、甜井胡同和小哑巴胡同。胡同和平宁静，因为房子矮，所以有乡村的情调。这里一些是普通人家的房子，一些富贵人家的大宅院和一些有花园的房子有时也隐藏在不起眼的入口之中。只有人力车的声音、旅行者的脚步声与缥缈而高亢的叫卖声偶尔会打破胡同的平和与安宁。
胡同中的每种小贩都有自己特有的吆喝方式和肩扛的行头。白天，肉贩、鱼贩和水果贩方便了家庭主妇。一些小贩收集废旧瓶子。一些小贩卖给家庭妇女小东西——针线、纽扣、丝带和化妆品——还有各种糖果和各种小孩玩具。这些小贩用一根棒敲击一个小手鼓吆喝买卖；小贩用的棒弯曲，由丝线将小金属头悬在棒的两头，来回摆动，快速而有节奏地敲打在鼓上。一个大而沉闷的声响表明那是路边理发师，担子的一端火炉上烧着一盆热水，另一端是为顾客服务的工具箱，刮胡刀和毛巾摆放在工具箱的抽屉里。
在夜晚，小贩的叫卖声总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韵律感，叫卖声各不相同。朱频学会分辨每一种叫卖声，为了听到卖冰糖葫芦或粘糖的野山楂的小贩叫卖声，他常常睡得很晚。夜晚宁静，然而有时也不这样。喜鹊和乌鸦长久以来在东面空地的大树上安了家。不一会儿他会听到细小的空空声，那是卖葫芦的小贩。几分钟后他会听到远处传来有节奏的卖元宵小贩的吆喝声，小小的圆圆的汤圆在热水里翻滚，这种声音是小贩用汤匙敲击碗发出来的，两件东西由一只手拿着，好像一个西班牙舞者在打响板。这些卖消夜的小贩叫卖声低沉、柔和而幽远，他们为夜晚的宁静增添了意蕴。
假如朱频一直熬夜，他能听到远处钟楼传来的钟鼓声，钟鼓声告诉他晚上的时间。最后在午夜，当城市的更夫经过街道，用木板敲击三下，朱频知道已经半夜三更。这就是胡同中的音乐。
在这些北京小贩身上还有更为特别的东西。当一个小贩吆喝他的买卖时，他通常将手握成杯状放在耳朵背后好像可以增加音量将吆喝声传得更远。一个人通常将手做成杯形放在嘴边以便将声音放大，但是在耳边这样做只不过能使自己听得更清楚些。小贩们好像觉得如果他们能听到自己的回音，那么他的声音也能传得更远。
朱频喜欢在北京的街头闲逛，喜欢观察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朱频的参观漫无目的。他去过喇嘛庙和天坛，他特别喜欢赶庙会，在一个月的固定日子里，在不同的寺庙中轮流开庙会（比如6号、16号、26号在一个寺庙；5号、15号、25号就在另一个寺庙）。这里人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二手鞋、古董到绘画赝品。许多宫殿博物馆收藏有数百年的丰富藏品，这些都是昔日皇帝的藏品。如今它们都对公众开放了。许多街道两边都是二手书店，甚至有两条街全是卖灯笼的。
离朱频住地半英里远的阜成门外有一个休闲公园，普通的市民去那里娱乐。这里有玩魔术的、耍杂技的和打拳的，拳击手用拳击的方式吸引顾客购买他们的铁打损伤药。这里也进行京剧表演。
京剧是普通人的嗜好，在中国戏剧中因为没有
“钻石马掌”，不追求荣华富贵。“京剧迷”并不少见，他们狂热而身无分文，在大街小巷中字正腔圆唱京剧，一次又一次复活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痛苦、悲剧性和伟大的生活。中国的文盲正是通过剧场和戏剧学到他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
朱频在城南休闲公园中狂热地喜欢上一个女演员的演唱，她唱花鼓戏。这是一种独角戏，用有节奏的语言讲述一段历史的插曲并饱含深情的唱出。这也是古代中国史诗产生的方式——在一种乐器的伴奏下一些自弹自唱者讲述历史的片段。使用的惟一乐器是直径一英尺的小鼓。它被放在台上的一个合适位置，那个女孩用一根棍子有节奏的击鼓并与她说的故事和演唱的节奏一致。她通常在对话中扮演两个角色，通过她的手势和训练有素的声音塑造人物的性格，流畅而波浪般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耳朵。
屯干集市（TunganBazaar）是朱频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假期意味着人多，那么在这样的集市中，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假日。因为这样的集市是由许多小商店的街道组合而成，因此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如同在一个百货商场，你能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在这里鳞次栉比的小商店就像百货商场中的柜台一样。这些街道有二十英尺宽，商店中摆放着各种货物，前面没有地方摆东西。在商店中的人可以自如的与街道对面商店中的人交谈。当然这些街道不准许小贩进入。
集市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商店里卖的化妆品、五金、水果、零食、古玩、灯具、书和文具到小吃店、固定的餐馆和戏院。各阶层的人士汇集在这里，构成购买和娱乐消费群体。这里每个人都融为一体：男人、女人和孩子，官员与普通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他们形成一个巨大的有中国人文特色的人群——讨价还价的买卖、欢声笑语、忙碌与悠闲的生活——这是中国的一个横断面。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北京的生活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辛勤劳作的人总是准备嘲笑别人的痛苦，如同自嘲自已的痛苦一样。在这里你感受到北京的各种味道，倾听到北京的各种声音，还有男人的呵斥声和婴儿的哭声。同时并不令人讨厌的而有节奏的黄铜茶碟丁当声表明这是卖饮料的小贩。这里的人忙碌、充实、辛劳和欢笑，街上的男人平和地打理自己的生意好像这里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一般，甚至在异族统治之下也是如此。
这是中国北方，比起南方人，北方人更高大、更强壮、更直率。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各民族不断的融合，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中国人。尤其在公元四、五六世纪，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和突厥部落占领中国北部，在这里汉人与这些入侵者存在广泛的通婚。
早在六到八世纪，犹太人经过突厥地区来到中国，聂斯脱利派经卷仍流传至今，其中谈到从小亚细亚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像其他部落一样他们逐渐被同化。但是直到十二世纪初，在河南（一个中部省份）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会堂，但是他们说汉语，像中国人一样穿着并与中国人通婚。
数百年来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外来的民族，甚至大汗忽必烈，第一个成功的在中国建立一个异族王朝的入侵者，他自己也被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明所同化。最初，尽管忽必烈的武力所向无敌，然而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最兴盛时期，中国贡献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印刷术、纸币、安逸的生活、高档的烹饪，恬淡的生活方式。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具有一种人之为人和人性化的生活观念，判定一个人不是以他的种族而是严格依照好人与坏人的标准进行判定——依照他个人的品性。中国人面对武力的优势时，他们采取一种玄妙而迂回的不抵抗方式并为这种武力和权力高唱赞歌，在形式上美化入侵者。通常说来中国人同化外来民族的办法就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不是把他们当一个外来者对待，而是试图让他们忘却异族的身份。
在任何时候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养育的高大些。在北方遭受入侵时期，鞑靼人和胡人从长城的另一边来到中国北方安营扎寨，南方（围绕南京）因为其文化幽雅和深邃而闻名。富有和古老的家族迁居南方，一些城市重新命名为南常州、南湖州，如同早期美洲殖民者命名那些城镇为纽约或新伦敦一样，那些名字都是他们昔日国家中的城市名。
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能看到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差异，南方上海和杭州周边的人们更擅长做生意而不善于做一个战士。他们喜欢舒适和奢华的生活。这里的男人长得矮小一些，一些男人根本就不长胡子。殷实人家的孩子娇生惯养，缺乏足够的锻炼。最典型的当属苏州，其以美女闻名天下。苏州话有女性化的特征，这里丰衣足食，舒适无度。富有的苏州年轻男人通常到茶店喝茶，吃早餐，读报一直到十一点。据说一个苏州男人打架时，一边挽起衣袖说“过来！”一边一步一步往后退，等到衣袖挽起时他已安全地站在自家的房门前。然而这块地方还以学术和众多大图书馆闻名。书香门第的女孩在书山中耳濡目染地成长。她们中的许多人能写就漂亮、甜美与忧郁悲伤的爱情诗篇。在中国北方，引入外来血统是有益的。唐朝（公元八至九世纪）民族间的融合非常明显。许多唐朝的将军都有异族的血统，众多的唐朝公主下嫁给附属国的首领。李白——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身上大概也有外族血统。他的家族有三代流落生活在里海北部，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娶了塔吉克姑娘。从这个观点看，这个人必定是新人了。李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