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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职业作家阿申顿就去了国外，直到九月初才好不容易回到英国。回到英国后不久，他有机会参加一个聚会，有人在聚会上介绍他与一位中年上校认识，可他没有听清这位上校叫什么名字。他们聊了几句。在他离开时，这位上校走过来对他说：
“我说啊，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哪天来见见我。我挺想和你聊聊的。”
“当然。”阿申顿说，“哪天都行。”
“明天十一点怎样？”
“没问题。”
“我给你写个地址吧。你有名片吗？”
阿申顿递给他一张名片，上校用铅笔在名片上潦草地写了一个街名和一个门牌号。
第二天上午，阿申顿前来赴约，他发现这里曾经是伦敦比较繁华的一个地区，可如今风光不再，街上到处是简陋的红砖房，到这里来买房子的人都只是看好这个地段而已。阿申顿按上校写的地址找到了那所房子，只见门前立牌上写着“房屋出售”，所有窗户都关着，看不出有人居住的迹象。他摁响了门铃，马上就有一个身穿便服的军官来开了门，阿申顿没想到这么快，颇为吃惊。这个人没有问他有什么事，而是直接把他领进了里面一间狭长的房间里。这里显然曾经是个餐厅，屋里花里胡哨的装潢和不多的几件办公家具显得很不协调。这间屋子给阿申顿的感觉是仿佛刚遭遇过盗贼的洗劫。阿申顿后来了解到，这位上校服务于军队的情报部，代号R。此刻，他看见阿申顿进屋便站起身来同他握手。他身材中等偏高，瘦削，脸色发黄，皱纹很深，头发花白稀疏，留着牙刷似的唇须。他最明显的特征是两只蓝眼珠挨得特别近，几乎是斗鸡眼，不过这双眼睛多少有些凶狠，而且非常警觉，所以总让人感觉这个人看上去有些狡黠诡诈。这是个谁也不会一见就喜欢或信任的人。不过他的举止倒是亲切热情的。
他问了阿申顿很多问题，问完后便不再多说话，只是顺口提到了阿申顿有做特工的独特才能。阿申顿懂好几种欧洲语言；他的作家职业也可以很好地掩护他的身份，打着写书的幌子，他可以去任何一个中立国家而不引人注意。他们谈到这一点时，R这样说：
“知道吗，这项工作可以给你提供很有用的写作素材。”
“这个我倒并不在乎。”阿申顿答道。
“我来告诉你一件几天前刚发生的事，保证是真人真事。当时我就觉得这件事可以写成一篇特精彩的小说。有一位法国部长患了感冒，去尼斯疗养，他的公文包里放了几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这些文件真的特别重要。在到达尼斯一两天后，他在一家餐馆——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跳舞时认识了一位黄头发的女士，对她大献殷勤。长话短说，他把这个女人带回了他住的酒店——不用说，他这么做太不谨慎啦——第二天早上他醒来就发现那个女人和他的公文包都不见了。他们只在房间里喝过一两杯酒，照他后来推测，一定是在他转身时那个女人偷偷在他的酒杯里放了迷药。
R讲完了，用他那双斗鸡眼看着阿申顿，露出期待的眼神。
“挺精彩的，是不是？”他问。
“你是说这是几天前刚发生的？”
“差不多一周前吧。”
“不可能。”阿申顿大声说，“这个故事在戏台上已经演了六十年了，至少在一千部小说里写过。你是想说我们的生活到现在才刚刚追上小说？”
R略显得有些不安。
“我没瞎编，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告诉你当事人的名字和事情发生的具体日期。相信我，因为那个公文包里丢失的文件，协约国一直在没完没了地制造麻烦。”
“这么说吧，长官，做特工的人也许会觉得这很精彩。”阿申顿叹息一声，“可是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毫无价值。我们真的没法用这个故事写出一部好小说来。”
他们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要谈的事谈妥了，阿申顿起身告辞时，已经仔细记下了R的指示。他第二天就要动身去日内瓦。R最后对他说的话特别随意，但他却印象深刻，R说：
“在你接受这个任务之前，我想只有一件事你应该了解。不要忘记，如果你干得好，没有人会感谢你，要是你惹出了麻烦，也没有人会来帮你。你觉得有问题吗？”
“没问题。”
“那我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阿申顿上路回日内瓦去了。夜里下起了暴雨，刮起了阵阵寒风，可是他乘坐的那艘结实的小轮船在浪涛起伏的湖面上顽强地行进。暴雨袭来，很快变成了冻雨，呼啦啦地滚落到甲板上，就像一个收不住话匣子的女人在唠叨个不停。阿申顿先到法国写了一份报告，用电报发出。一两天前，大约下午五点，他的一个印度助手到酒店房间来找他，凑巧他正好在房间里。本来他没有约见这个助手，因为他给助手下过指示，只有遇到特别紧急的大事才能到酒店来找他。助手告诉阿申顿，有一位在德国特工部门做事的孟加拉人最近到了柏林，他随身携带的一只黑色藤箱里有几份英国政府感兴趣的文件。当时同盟国正费尽心机要在印度挑起事端，迫使英国不能撤走在印度的驻军，或许还会从法国再派一些部队过来。英国方面编了一个罪名在伯尔尼逮捕了这个孟加拉人，以便暂时控制住他，可那只黑色藤箱却不见了。阿申顿的助手是个很勇敢又很机灵的特工，他同自己本国的反英人士混得很熟。他刚了解到，那个孟加拉人在去伯尔尼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把藤箱寄存在苏黎世火车站了。现在他被关在监狱里等候审判，暂时不能发出消息让他的同伙去取走箱子。事情非常紧迫，德国情报部门必须立刻获得箱子里的文件，由于他们不可能动用常规的官方手段获得文件，他们已决定今晚潜入车站盗取。这个方案很大胆，也很有创意，阿申顿听了不禁有些兴奋（因为他平时的任务大都乏味极了）。他认了认这位在伯尔尼的德国特工的头像，记住了他那精干而粗鲁的神情。盗取行动安排在第二天凌晨两点执行，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用电报或电话同驻在伯尔尼的英国官员联络都可能靠不住，而这位印度特工又不能去（他到酒店来找阿申顿已经是冒了生命危险，如果他被发现不在自己的房间里，很可能哪一天就会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漂浮在湖里，背上扎着一把刀）。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他自己去。
有一趟去伯尔尼的火车他可能还赶得上，他赶紧戴上帽子，穿上外套，匆匆奔下楼，跳上了一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他摁响了情报部总部大楼的门铃。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阿申顿的名字，所以他告诉门卫要找这个人。一个他以前没有见过面的高个子男人走了出来，满面倦容，一句话没说就把他领进了一间办公室。阿申顿跟他说明了来意，高个子男人看了看手表。
“我们已经来不及做什么了。我们没法及时赶到苏黎世的。”
他沉思起来。
“我们请瑞士当局帮忙吧。他们可以打电话安排，我可以肯定，等德国特工赶到那里想要实施盗窃行动时，他们一定会看到车站已经警备森严。不管怎么说，你得赶紧回到日内瓦去。”
他跟阿申顿握了握手，把他送出大门。阿申顿心里非常清楚，接下去发生的事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作为一台庞大复杂的机器里的一颗小小螺丝钉，他从来没有机会看到完整的行动。跟他有关的只是开头或结尾部分，或者中间的某一个环节，至于他自己做的事后来怎样发展，他也很少有机会知道。这多少令人有些失望，就像读那些现代小说，读者只能读到一些彼此不相干的情节片段，要自己在脑袋里把它们拼凑起来，才能解读出一个连贯的完整故事。
尽管穿着皮毛大衣，戴着围脖，阿申顿还是感到寒冷刺骨。船舱里暖和，灯光也亮，可以在那里看看书，可是他觉得还是不要坐到那里去，以免哪个常客认出他来，奇怪他为什么会这么频繁地来往于瑞士的日内瓦与法国的托农莱班之间。为了避人耳目，他只好在黑漆漆的甲板上打发无聊的时间。他朝日内瓦的方向望了望，看不到灯光，天空中降下的雨水已经变成飘舞的雪花，挡住了他的视线，让他看不到地标。天气晴朗时，莱芒湖是那样漂亮，就像法国花园里的一个人工湖，而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中，这个湖就像大海一样神秘莫测，险象环生。他打定了主意，一回到酒店他就要马上叫人点燃客厅里的壁炉，洗一个热水澡，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坐在壁炉边享用晚餐。想到自己很快可以独自度过一个夜晚，抽着烟斗，看看书，实在太美妙了，竟感到在这湖上经历的凄苦也是值得的。两个船员跺着脚从他身边走过，他们低着头，躲避着刮在他们脸上的雨水，其中一个向他大声喊道：“我们到了！[原文为法语。（若无特别说明，本篇用楷体字标识的均为法语，后文不再单独注释。）]”他们走到船舷，抽出一根铁杆，打开了通向舷梯的通道。阿申顿又望了一眼，透过风雨呼啸的夜色隐约看到了码头上的灯光。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过了一两分钟，轮船停稳了，阿申顿拉起围脖遮住了脸，站到了那一小群等着登岸的乘客中间。虽然他经常坐这趟船——他每周都要渡过莱芒湖去法国递交报告，接受指示——但他每次站在舷梯边的人群中等待着上岸时仍会感到一丝惊惶不安。他的护照上没有任何去过法国的记录；这趟轮船绕湖走，只会在两处碰到法国国土，但都是从瑞士到瑞士，也就是说，他的旅程记录可能是到过沃韦或洛桑；但是他完全不能肯定秘密警察是否已经注意到他，如果他们跟踪他，看见他踏上过法国的土地，却发现他的护照上没有盖章，这件事就不好解释了。当然了，他早已编好了自己的故事，可他心里也没有把握这个故事是不是有足够的说服力。虽然瑞士当局不太可能查证他的旅程有什么不正常的，但他还是会在监狱里被关上两三天，这就不舒服了。然后还会被押送出境，那就更让人丢脸了。瑞士人很清楚他们的国家在上演着各种阴谋剧：秘密特工、间谍、革命者还有煽动分子遍布各大城镇的酒店里，这些人担心瑞士人会转变他们的中立态度，一心要防止一切可能会使他们与任何交战国有牵连的活动。
跟平时一样，码头上有两名警官在注视着上岸的乘客，阿申顿尽量装得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旁走过，安全入境后他终于松了口气。夜色吞没了他，他脚步轻快地朝酒店走去。恶劣的天气在原本十分整洁的滨河大道上肆虐。商店都关了门，阿申顿走了半天才见到一个路过的行人，这人侧身而行，身体蜷作一团，仿佛是从混沌未开的蛮荒世界逃出来的。在这样一个凄风苦雨的黑夜里，谁都会感到人类文明羞于自己的矫揉造作，在怒吼的原始大自然面前退缩了。现在打在阿申顿脸上的已经是冰雹，人行道上又湿又滑，他必须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酒店面对着湖面。他终于走到了酒店门口，一个侍应生给他开了门，他快步走进大厅，带进了一阵大风，刮得前台的纸张飘到了半空中。大厅里的灯光晃得阿申顿睁不开眼。他停下脚步问前台有没有他的信件。一封信也没有。他刚要走进电梯时，前台服务生告诉他，有两位先生在他的房间里等着要见他。阿申顿在日内瓦并没有朋友。
“哦？”他非常惊讶地应道，“是什么人？”
他一直很注意同前台服务生保持友好关系，每次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服务就会给不少小费。服务生别有意味地冲他一笑。
“我不妨告诉你。我看他们好像是警察。”
“警察找我干什么？”阿申顿问。
“他们没说。他们问我你在哪里，我告诉他们你出去散步了。他们说要等你回来。”
“他们来了多长时间了？”
“一个小时。”
阿申顿的心一沉，可是他竭力不让自己脸上露出担忧的神情。
“我这就上去见他们。”他说。开电梯的人闪到一边让他进去，可是阿申顿摇了摇头，“好冷啊！”他说，“我还是走上去吧。”
他想要给自己一点儿时间想一想，可是在他走上三级楼梯时，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这两位警察为什么这么急于见他，这没有什么好怀疑的。他突然感到筋疲力尽。他感到自己没有力气应付一连串的盘问。如果他以特工的罪名被捕，至少今晚他要在牢房里度过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洗一个热水澡，坐在壁炉边好好享用一顿晚餐。他很想转身溜出酒店，什么都不管了。他的护照就放在衣兜里，开往边境的火车时刻表他熟记在心：没等瑞士当局想好下一步怎么做，他就能安然脱险。可是他继续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楼上走。他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接受任务到日内瓦来时是知道会有风险的，他觉得还是要完成任务才好。当然，在瑞士蹲上两年监狱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可是就像身为国王总要面对刺客的刺杀一样，蹲监狱也是他从事的这个职业难以避免的风险。他走到了三楼，一步步朝自己的房间走去。看来阿申顿果真有些鲁莽轻率（他也因此而屡遭批评），他在房门外站了片刻，突然觉得自己的困境不免有些滑稽。他打起了精神，决定硬着头皮去面对眼下的局面。他面带真诚的微笑扭动了门把手，推门进屋，去面对他的访客。
“晚上好，两位先生。”他说。
房间里很亮，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壁炉里燃着柴火，空气中弥漫着灰蒙蒙的烟雾，因为这两位来客等得太久，他们在屋里不停地抽劣质雪茄。他们仍穿着大衣、头戴礼帽坐在那里，就好像他们是这会儿刚进门似的。不过只要瞧一眼桌子上的烟灰缸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在屋里坐了半天，对房间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了。这两个人高大魁梧，体格强壮，留着黑胡须，他们让阿申顿想到了《莱茵河的黄金》里的巨人兄弟法弗勒和法佐尔特[《莱茵河的黄金》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著名四部曲神话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一部。巨人法弗勒和法佐尔特是剧中为争夺黄金而自相残杀的兄弟。]。看看他们的粗笨皮靴、坐在椅子里的庞大身躯和凝重警觉的表情，一目了然，这两位是警探。阿申顿是个机灵的人，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扫了一眼，立刻看出他的东西虽然一点儿都不乱，但已经被动过了。他猜想有人检查过他的所有物品了。他并不着急，因为他在房间里没有放任何会暴露他身份的文件。他发电报的密码早在离开英国之前就已熟记在心，他收到的来自德国的情报都是经由第三方的手转交给他，一刻不耽误就送到合适的地方去了。他完全不怕搜查，但是他的这一观察印证了他的怀疑：有人向瑞士当局举报了他是个特工。
“两位先生找我有何贵干？”他笑呵呵地问道，“屋里挺暖和的，两位为何不脱掉大衣和帽子呢？”
看到他们竟然戴着帽子坐在那里，他多少有些不舒服。
“我们待一小会儿就走。”其中一个接话了，“我们过来的时候服务生说你马上回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不妨等你吧。”
他没有摘下帽子。阿申顿解下围巾，脱掉了厚厚的大衣。
“抽支雪茄吧？”他说着把雪茄烟盒轮流递给两人。
“那就抽一支吧。”其中一个——应该是法弗勒——从烟盒里取了一支，另一个——那就是法佐尔特了——随即也大大咧咧地取了一支，连声谢谢都没说。
看来烟盒上的名字可能对他们产生了特殊的影响，两人都摘下了帽子。
“这么糟糕的天气还出去散步，多不容易啊！”法弗勒说着，一口咬掉了半英寸雪茄，呸的一声吐到了壁炉里。
阿申顿处事一向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无论对他的生活还是对他在情报部的工作都很有好处），他总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讲实话。所以他是这么回答的：
“你们觉得我能干吗去？我要是能不出去，我也不想在这种天气出门啊。我必须今天去沃韦看一个生病的朋友。我是坐船回来的。在湖上可遭罪啦！”
“我们是警察。”法弗勒漫不经心地说了句。
阿申顿心想，他们要是认为他连这都猜不到，那一定是把他看作白痴了，不过对这个信息他要是再打哈哈就不够谨慎了。
“啊，真的？”他说。
“你的护照在身上吗？”
“在啊。在这样的战争年代，一个外国人总要随身带着护照才好吧。”
“很明智。”
阿申顿把自己的新护照递给此人，护照上有关他的动向的信息只有他三个月前从伦敦来，此后再未出过边境。
这位警探仔细看了看护照，又递给了他的同事。
“护照看不出任何问题。”他说。
阿申顿站在壁炉前取暖，嘴上叼着香烟，没有回答。他警觉地注视着这两个警探，但是故意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他觉得自己的表现毫无破绽。法佐尔特把护照递给法弗勒，法弗勒若有所思地用很粗的食指在护照上弹了几下。
“警察局长叫我们过来问你几个问题。”他说，这时阿申顿留意到他们两人同时看向他了。
阿申顿知道，当你找不到最恰当的说辞时，那还不如闭口不言的好。如果一个人说了什么话，心里想要对方做出回答，那他往往会觉得对方的沉默是多少有些让人不安的。阿申顿等着警探往下说，他不是很确定，但感觉出警探有些犹豫了。
“我们最近接到很多抱怨，说有人深更半夜从赌场出来时大声喧哗。我们想了解一下你本人有没有被此事困扰。看来你的房间正好对着湖面，那些狂欢者经过你的窗户时，如果他们大声喧闹，你肯定不会听不到的。”
阿申顿一时呆若木鸡。这位警探怎么会跟他说这种乱七八糟的话（笃、笃、笃，他听到了这个巨人在屋里走动的沉重脚步声），可是警察局长究竟为什么要派他们来调查是否有喧闹的赌徒惊扰了他的美梦呢？看来这是个圈套。不过，非要对一件表面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事做出什么深刻的解释，是愚蠢透顶的，很多单纯的评论家都一头栽进过这个陷阱里。阿申顿深信人类这种动物动不动就会做傻事，他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时常得益于这个认识。他脑袋里顿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位警探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明他丝毫没有证据可以证实他参与了任何非法行为。显然是有人举报了他，但是举报人也没能给出任何证据，而他们搜查他的房间也没有任何收获。可是他们用这样一个借口就上门来调查他，未免也太愚蠢了，也足见这些警探毫无创意！阿申顿立刻想到了可能促使这两位警探想要同他面谈的三个理由，他真的好希望自己同他们很熟悉，那样就可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他们做出这么愚蠢的事真的是对情报人员的侮辱。这些人比他想象的还要愚蠢，不过阿申顿对愚蠢的人本来就有些同情，此刻他就更是以宽容之心去看待他们了。他真想温情地伸手去拍拍他们的肩膀，不过他还是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个睡眠很沉的人（毫无疑问是由于心思单纯，没做亏心事的缘故），我可什么声音也没听到。”
阿申顿看看他们，想着他们听到他说的话一定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可是他们的表情还是那么冷漠。阿申顿不光是个幽默作家，他还是英国政府的特工，他刚要叹息一声，但立刻忍住了，他摆出一副略显威严的神气，说话语气也更严肃了些。
“不过，即使我被这些人吵醒了，我也绝不会想到要去投诉的。目前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的麻烦、苦难和不幸了，如果有人能找个乐子自娱自乐，而我们却不让他们乐，我只能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确实如此。”这位警探说，“可事实还是那样，有人被打扰了，警察局长要求调查一下。”
他的同事一直保持着沉默，他的神态很像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此刻他开口说话了。
“我注意到你的护照上写着你是个作家，先生。”他说。
一直忧心忡忡的阿申顿顿时反应过来，他感到一阵欣喜，立刻和颜悦色地答道：
“正是。干这一行没少吃苦头，不过时不时地也能有所补偿。”
“挺有名的吧。”法弗勒很有礼貌地说。
“不如说臭名远扬吧。”阿申顿调侃道。
“你来日内瓦做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随意，但阿申顿感到自己务必要谨慎了。在聪明人眼里，一个和和气气的警察要比一个咄咄逼人的警察更危险。
“我在写一个剧本。”
他抬手指了指桌上的那堆纸。四只眼睛立刻顺着他的手势转了过去。他一眼就看出这两个警探早已检查过他的这些手稿了。
“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写剧本，要跑到这里来写？”
阿申顿给了他们一个更和善的笑脸，因为针对这个问题他早已做过充分准备，现在终于有机会回答，他感到如释重负。他很好奇他的回答会引起怎样的反应。
“可是先生们，目前正在打仗，我的国家战火纷飞，根本不可能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写剧本。”
“你写的是喜剧还是悲剧？”
“哦，是喜剧，轻喜剧。”阿申顿说，“艺术家需要安宁和平静。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能做到心静如水，怎么可能指望他能保持创作所需要的独立精神呢？幸好有瑞士这个中立国，我觉得我在日内瓦可以找到我想要的写作环境。”
法弗勒朝法佐尔特微微点了点头，阿申顿无法知道他这样做究竟是表示他认为阿申顿是个白痴呢，还是表示他同情阿申顿，认为他只是想要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找到一个可以安全写作的地方而已。不管怎么说，这位警探显然已经得出结论，再跟阿申顿聊下去也了解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他又敷衍地说了几句，几分钟后他们便起身告辞。
阿申顿跟他们热情地握手道别，随手关上了房门，终于大大松了口气。他拧开水龙头往澡盆里放水，把水温调热到自己可以承受的最大限度。他一边脱衣服一边心情舒畅地回想着自己的成功脱险。
一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引起了他的警觉。他的手下有一个瑞士人，在情报部里大家都叫他伯纳德，他最近刚从德国过来，阿申顿急于见到他，便指示他在某个时间到某家咖啡馆接头。因为他以前没有见过这个人，就事先通过线人告诉了此人，接头时他会问什么问题，对方要怎么回答，这一步应该没有出错。他选择在午饭时间同他见面，因为在这个时间咖啡馆里应该不会有很多人。结果他一走进咖啡馆就见到里面只有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看上去同他所了解的伯纳德年龄相仿，阿申顿便走上前去不经意地问了事先约好的问题，对方说了约定的回答，阿申顿便在他身旁坐下，给自己点了一杯杜本内葡萄酒。这位间谍身材矮胖，穿戴很邋遢，脑袋的形状像一颗子弹，头发很短，脸色发黄，一双蓝眼睛总是躲躲闪闪的。他看上去不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要不是阿申顿凭经验已经知道要找到肯去德国执行任务的特工有多难，他一定会奇怪他的前任为什么会雇用这么个人。他是个德裔瑞士人，说法语有很重的口音，他马上向阿申顿要自己的酬金，阿申顿把装着酬金的信封递给了他。是瑞士法郎。他大致说了一下他在德国的情况，然后回答了阿申顿的细致盘问。他的职业是餐馆侍应生，他在莱茵河大桥边的一家餐馆找了份工作，这份工作使他有很好的机会获取他所需要的情报。他到瑞士来待几天的理由非常合理，所以回去时入境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阿申顿对他的表现表示满意，给他下达了新的指示，准备结束这次会面。
“好的。”伯纳德说，“不过我回德国之前要两千法郎。”
“要这么多？”
“是的，而且现在就要，你离开咖啡馆之前就得给我。这是我要付的一笔开销，我必须拿到。”
“恐怕我不能给你。”
这个人蹙紧了额头，他的脸色比先前更难看了。
“你必须给我。”
“你为什么这么想？”
这位间谍凑过身来，突然之间怒气冲冲，但是他没有提高嗓门儿，他说的话只有阿申顿能听见：“你以为我会为了你给我的那一点儿打发叫花子的钱就去干这种随时会丢掉性命的事？不到十天前就有一个人在美因茨被人抓住，一枪崩了。是你们的人吧？”
“我们没有人在美因茨活动。”阿申顿漫不经心地说，据他所知，这件事是真的。他之前还在纳闷为什么没有收到从这个地方发来的情报，伯纳德提供的消息或许是个解释，“你接受任务时就很清楚自己能拿到多少酬劳，如果你不满意，当初就没必要答应。我没有权利多给你一分钱。”
“你看到这是什么了吗？”伯纳德说。
他掏出一把小小的左轮手枪，用手指郑重其事地抚摸着。
“你把这个拿出来要干吗？当掉吗？”
伯纳德生气地耸了耸肩，把手枪放回到自己的口袋里。阿申顿暗自心想，伯纳德要是懂一点儿戏剧表演的技巧，他就该明白装腔作势是毫无用处的。
“这钱你不肯给？”
“那是自然。”
这个间谍一开始的态度还是低三下四的，现在变得气势汹汹了，不过他的脑子还没气糊涂，他一刻都没有抬高声音说话。阿申顿看得出，这个伯纳德不管有多么无赖，倒是一个可靠的特工。他拿定了主意要向R提议给他加薪水。咖啡厅里的情景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们近旁有两个蓄着黑胡须的肥胖日内瓦人在玩多米诺骨牌，他们对面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在特别快速地一页接着一页写一封特别长的信。有一家瑞士人（也许姓罗宾逊，谁知道呢），父母和四个孩子围桌而坐，共享着两小杯咖啡。柜台后面的收银员，一个棕色头发的胖女人，在读本地的报纸，黑色丝裙裹着她庞大的身躯。这里的场景太有戏剧性效果了，阿申顿置身其中感到实在荒诞。他觉得自己正在写的剧本倒要真实得多。
伯纳德微微一笑。他的笑容很苦涩。
“你知不知道，我只要去警察局举报你，你马上就会被捕？你知道瑞士的监狱是怎么样的吗？”
“不知道啊，最近我倒是常常在想这个。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不会喜欢的。”
只有一件事让阿申顿烦恼，那就是他可能来不及写完剧本就会被捕。他不喜欢自己的作品写了一半就搁下，接下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接着写完。他不知道自己会被当作政治犯还是普通罪犯，他心里很想问问伯纳德，要是他被当作普通罪犯（伯纳德也只可能对这种情况略知一二），监狱会不会准许给他写作用的纸笔。他担心伯纳德会认为他这样问的用意是要嘲笑他。不过他还是感到比较安心，仍能冷静应对伯纳德的威胁。
“你当然可以让我蹲上两年监狱。”
“至少。”
“不，这是最多的了，我懂的，而且我认为两年也够我受的了。我不想瞒你，这会让我特别难受，不过不会像你认为的那么难受。”
“你能做什么呢？”
“哦，我们总有办法抓住你的，毕竟，这场战争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你是个餐馆侍应生，你需要行动自由吧。我可以保证，如果我遇到什么麻烦，你这辈子就别想获准进入同盟国的任何一个国家了。我相信这会让你寸步难行。”
伯纳德没有回答，而是气呼呼地低头看着大理石的桌面。阿申顿觉得该付账走人了。
“好好想想吧，伯纳德。”他说，“如果你想要回去继续干，我已经给了你指示，你该拿的薪水还是会继续通过往常的途径付给你的。”
伯纳德耸耸肩，阿申顿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谈话究竟会有什么结果，但他还是感到自己必须很有尊严地走出去。他就这样做了。
此刻，阿申顿小心翼翼地将一只脚放进澡盆，试探水温是否可以忍受。他在心里问自己，伯纳德最后到底做了什么决定。水温不太烫，他慢慢地全身泡进了水里。总的说来，他觉得伯纳德还是不想要节外生枝找麻烦的，举报他的应当另有其人。说不定就在酒店里。阿申顿躺到澡盆里，他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水温，他满意地松了口气。
“事实上，”他思忖道，“生活有的时候由着自己的性子死不买账还是值得的。”
阿申顿只能认为自己运气不坏，侥幸从那天下午掉进的坑里逃了出来。要是他被捕，随后被判刑，R只会耸耸肩，骂他一句蠢蛋，然后去找人来接替他的位置。阿申顿对这位上司已经足够了解，他说过要是自己惹出了麻烦不会有人来帮他，这话绝对不是说着玩的。
此刻，阿申顿舒服地泡在澡盆里，心里不无欣慰，无论如何自己还是很可能可以安安静静地写完那个剧本的。警察没能抓住他的把柄，虽说从现在起他们会对他严加监视，但是至少在他大致写完第三幕之前他们不太可能采取下一步行动。他必须行事审慎一些了（就在两周前他的一个同事在洛桑被判刑了），不过惊慌失措也是很蠢的：他在日内瓦的前任就因为总以为自己很重要，感觉自己从早到晚被人盯梢，弄得神经过度紧张，最后不得不被撤换。阿申顿每周要去集市两次，同一个来自法国萨瓦的卖鸡蛋和黄油的老农妇接头，从她那里接受上头的指示。她总是跟其他农妇一起过来，边境的检查也是敷衍了事的。天刚蒙蒙亮她们就过境了，边防人员都巴不得赶紧把这些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的女人打发走，好快点回到屋里去烤火抽烟。的确，这个老太婆看上去是那么温和、单纯，肥胖的身躯，红红的胖脸，嘴角露着和蔼的笑容，只有遇到特别精明的警探才有可能会想象到她是特工。但其实只要肯费神伸手检查一下，就会发现她饱满的胸脯中间夹着一张小纸条，凭着这张纸条便可以将这位憨厚老实的老太婆（她甘冒这个险是为了她的儿子可以不去前线的战壕打仗）连同一位已近中年的英国作家双双送上被告席。阿申顿一般都在九点左右去集市，这时大多数日内瓦的家庭主妇都已买好菜，他会走到一只篮子前停下，篮子旁边就坐着那位顽强的老农妇，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他会从老农妇那里买半磅黄油，他用十法郎付钱，她会在找给他零钱时把那张纸条塞到他手里，然后他便转身溜达着走开了。他口袋里揣着那张纸条走回酒店的路上，是唯一有点儿风险的。经历了刚刚这一场虚惊后，他决定尽量缩短这段时间，以免在路上被人发现他身上的纸条。
阿申顿叹了口气，澡盆里的水不够热了，他伸手够不着水龙头，用脚趾又拧不开（每一个可调节的水龙头总是要拧的），要是坐起身来加热水，那还不如干脆起来不泡算了。再说，他没法用脚趾拔出塞子，把水放空，好逼着自己从澡盆里出来，同时又没有坚强的意志力像个男子汉那样勇敢地走出澡盆。他平时常听人夸他是个有性格的人，此刻他不由得感叹，人们之所以对生活中的事物总是容易匆匆下结论，是因为他们判断的证据不足，比如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泡热水澡时，应对热水渐渐变凉的样子。不过，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他在写的那个剧本中，他思索着浮现在脑海里的一个个笑话和一段段机巧对答，凭着自己多年的失败经验，他知道把这些东西写在纸上就不会那么生动，搬到舞台上说出来也不会像当初听到时那样惟妙惟肖了。他这样东想西想，故意不去理会澡盆里的水已经快要冷却，就在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因为这个时候他不想让任何人进来，所以他沉住气没有应声。可是敲门声又响了。
“谁？”他不耐烦地大喊一声。
“有您的信。”
“那进来吧，等一下。”
阿申顿听到他的卧室门被推开了，赶紧从澡盆里一跃而起，抓了条浴巾裹在身上，走出了浴室。一个听差拿着一张纸条在门边等候。这是个只需要口头回话的便条，是一位住在这家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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