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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每一个初次来大城市的人都会像谢利那样“走运”，他第一次驱车来到那不勒斯就有幸亲眼目睹了一桩凶杀案：一个青年从一家店铺里跑出来，后面有个持刀的男人紧追不舍；那人追上了青年，一刀刺进他的脖颈，青年倒地毙命。谢利是个软心肠的人。他不认为眼前发生的这件事可以被说成是地方特色而已。他感到万分恐惧，又愤慨不已。但是，当他把自己的感受说给跟他同行的一个来自卡拉布里亚的牧师听时，这位身材魁梧的牧师却哈哈大笑，取笑他少见多怪。谢利说，他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忍不住想要打人。
我始终无缘遭遇如此激动人心的事。不过，我第一次去阿尔赫西拉斯时，也经历了一件我觉得极不寻常的事情。那时，阿尔赫西拉斯还是个杂乱不堪、默默无闻的小镇。我到达时已接近深夜，所以就在码头上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旅店很简陋，但是从那里可以一览直布罗陀海湾的全景。皓月当空。旅店的前台设在一楼，我到前台订了房间后，一个邋邋遢遢的女招待领我走上楼去。店主正在玩牌，他似乎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随口说了个房间号，就不再理会我，接着玩他的牌。
女招待将我带到房间去时，我问她有什么吃的。
“你想吃什么？”她问。
我很清楚这里不会有什么可选择的。
“你们店里有什么？”
“有火腿煎蛋。”
看看这家旅店的样子，我大概也能猜到吃不到别的什么了。女招待把我领进了一个很窄的房间，四周墙壁刷了白灰，屋顶很低，屋里有一张长桌，上面已经摆好了第二天午餐用的餐具。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背对门坐着，他弯腰凑在一个火盆前。本地人用这种圆圆的黄铜炭火盆取暖，只是安达卢西亚的寒冬显然不是这种火盆可以抵御的。我在桌边坐下，等待我那顿可怜的晚餐。我不经意地瞥了那个陌生人一眼。他也在看着我，可是一触到我的目光，他马上低下头去不看我了。我继续等着我的煎鸡蛋。最后，女招待终于端来了我的晚餐，那陌生人又抬起头来。
“请你明天早上叫醒我，我要赶第一班轮船。”他对女招待说。
“好的，先生。”
从他口音能听出来他是英国人。再看他那宽大的身板和轮廓分明的五官，我想他十有八九是个北方人。在西班牙，壮硕的苏格兰人要比英格兰人更常见。无论你去里奥廷托的矿场，还是赫雷斯的酒店，去塞维利亚还是加的斯，你听到的总是特威德河以北的那种闲适的谈吐。你能在卡尔莫纳的橄榄园里见到苏格兰人，也能在往返于阿尔赫西拉斯与博巴迪亚之间的火车上，甚至在梅里达的偏远丛林中，见到苏格兰人。
我吃完饭，走到火盆旁边。时值隆冬，从海湾吹来的凛冽寒风把我冻僵了。我把椅子往前挪了挪，那人把椅子往后退了一下。
“不用挪的，”我说，“这里坐得下两个人。”
我点上雪茄，递了一支给他。在西班牙，产自直布罗陀的哈瓦那雪茄总是受欢迎的。
“抽支雪茄我倒不反对。”他说着，伸出手来接烟。
我听出了他说话时拖着长音的格拉斯哥腔调。可是，这个陌生人话不多，问他一句才吐出一两个字，我也就没有了跟他聊天的兴致。我们俩一声不吭地抽着雪茄。他比我起初预想的还要魁梧，肩膀宽阔，四肢粗大，脸晒得很黑，一头花白的短发。他五官结实，嘴巴、耳朵和鼻子都很大，满脸皱纹。一双蓝眼睛显得暗淡无光。他一刻不停地拉扯着乱糟糟的花白胡子，这种神经质的举动让我隐隐感到很不耐烦。
不一会儿，我感觉到他又在打量我，他的目光越来越咄咄逼人，令人惴惴不安。我便抬眼去看他，预判他会像刚才那样低下头去躲开我的目光。他果然这么做了，可是一转眼他又抬起头来，两道又长又浓的眉毛下瞪大了眼睛在注视着我。
“刚从直布罗陀来的？”他突然问我。
“是的。”
“我明天就要走啦——回家了。感谢上帝。”
最后四个字他说得格外用力，我禁不住笑了。
“你不喜欢西班牙？”
“噢，西班牙还不错。”
“在这里待了很久吗？”
“太久啦。太久啦。”
他喘着粗气大声回答我的话。我不免惊讶，为什么我这么随口一问竟会引起他这么激动的情绪。他猛地站起身来，像关在笼中的困兽一般，在屋里走来走去，来回跺着脚，一边把挡在面前的椅子推开，不时叹息着重复刚才说的话：“太久啦。太久啦。”我坐在那里不动，为了控制住自己的局促不安，我拨动着火盆里的炭灰，把烧着的炭火拨到上面来。他突然在我面前站定，俯视着我，仿佛我的这个动作让他想起了我的存在。然后，他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
“你觉得我很奇怪吗？”他问。
“跟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我微笑着说。
“你没看出我身上有什么奇怪的？”
他边说边凑近我，好让我看清楚他的模样。
“没有。”
“你要是看出来了，一定会如实说的吧？”
“我会。”
我完全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心想这人是不是喝醉了。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他一言不发，我也无意打破沉默。
“你叫什么名字？”他突然问道。我如实相告。
“我叫罗伯特·莫里森。”他自我介绍。
“苏格兰人？”
“格拉斯哥人。我在这倒霉的国家待了很多年了。有烟丝吗？”
我把我的烟丝袋递给他。他装满烟斗，用炭火点着。
“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待得太久啦，太长啦。”
他冲动地又想要跳起来踱步，可是他死死拽住椅子，克制住了自己。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我判断他的焦躁不安是因为常年酗酒引起的。我一向讨厌酒鬼，所以暗暗决定要尽快脱身睡觉去。
“我一直在管理橄榄园，”他继续说，“我在这里是为格拉斯哥和西班牙南方橄榄油公司工作。”
“哦，这样啊。”
“你知道吗，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榨油工艺。加工得好的西班牙橄榄油一点儿都不比卢卡的差。而且我们卖得更便宜。”
他说得一板一眼，像煞有介事，还像典型的苏格兰人那样挑选着精确的措辞。他的神情举止没有一点儿喝醉的样子。
“你也知道，埃西哈算得上是个橄榄交易中心，我们本来有个西班牙人在那里管理的。可是我发现他手脚不干净，只好叫他滚蛋了。我原先住在塞维利亚，那里运油更便利。但是我在埃西哈找不到一个靠得住的经理，所以去年我只好自己去了那里。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不知道。”
“公司在城外两英里处有一大片种植园，就在圣洛伦索的村子外面，那里有一幢挺漂亮的房子，建在小山顶上，看上去可气派啦。全是白色的，只是有些杂乱，房顶上停着两三只鹳鸟。房子里没人住。我就想，要是我住到那里去，不就可以省下在城里租房的钱啦。”
“一定很冷清吧？”我认真地说。
“可不是。”
罗伯特·莫里森默默地抽了一两分钟的烟。我有些纳闷，不知道他给我讲这些事有什么用意。
我看了一眼手表。
“你赶时间吗？”他突然问道。
“那倒没有。只是时间不早了。”
“嘿，那有什么呢？”
“我看你在那里一定见不到几个人吧？”我又捡回话题。
“是啊。我跟一对老年夫妇住在一起，他老婆照顾我的日常生活，有时我会去村里跟开药房的费尔南德斯和一两个在他店里认识的人打牌。我也常去骑马打猎。”
“我感觉这样的生活也很不错嘛。”
“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在那儿待了两年了。老天爷，我从来都不知道那里的五月会这么热。热得什么也干不了。工人都躺在树荫下睡觉。羊热死了，有的牲畜热得疯狂了，连牛都干不了活儿，它们弓着背站立在四周，大口喘着粗气。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阳光太灼眼了，眼珠子都要从脑袋里蹦出来了。大地被晒裂了，碎成一块一块的，地上的农作物晒枯了，橄榄林也都毁了。简直像地狱一样。人根本无法合眼睡觉。我从这间屋子转到另一间屋子，想要透口气。当然，我关闭了窗户，在地板上喷了水，但仍然无济于事。夜里跟白天一样热得不行，简直就像住在烤箱里。
“最后，我想不如在楼下一间朝北的屋里搭一张床，因为那间屋子平时很潮湿，从来没人住。我想在那间屋里兴许能睡上几个钟头吧。不管怎么说，值得一试。可是完全没用，我的计划彻底泡汤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床热得实在让人躺不住。我只好下床，打开所有通往凉台的门，然后走到外面的凉台上。夜色美极了，月光皎洁，我敢说在月光下看书都没问题。我告诉过你吧，那房子是建在小山顶上的。我倚在栏杆上，眺望着橄榄树林，望过去简直就像波涛滚滚的海洋。我想，就是这些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想起了格拉斯哥冷杉林中吹过的凉风和大街上的喧闹。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嗅到这些气息，嗅到故乡的大海。老天爷，要是能呼吸到哪怕一个小时故乡的空气，让我拿出所有的钱去换我都愿意。大家都说格拉斯哥气候恶劣，你相信吗？我喜欢那儿的雨水、灰蒙蒙的天空，还有那泛黄的海浪。我忘记了自己是在西班牙，是生活在一片橄榄树的林子里。我张开嘴，深深地吸了口气，好像是在呼吸着海上的雾。
“这时，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一个男人的笑声。那声音不大，你知道吗，是压低了的声音，仿佛是悄悄地穿透四周的寂静传过来的，就像——算了，我也不知道像什么。我无法形容，只是感到很惊讶。当时已经过了午夜，我想不出在这个时候谁还会在橄榄林里。我听到的是一个男人的笑声，听上去有些怪异。你可以说就是那种咯咯的笑声，好像是断断续续从山下爬上来似的。”
莫里森说完注视着我，想要看看我是否听懂了他用这种不寻常的字眼表达的意思，他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自己心里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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