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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离乡数百里，遥远满洲的……”
咔嗒嗒、叩咚、咔嗒、叩咚，旋转木马旋转着。
今年五十多岁的格二郎因兴趣而当上喇叭手，过去他也曾是乡里活动馆的明星音乐师，但不久后新崛起的管弦乐便取代喇叭，光靠《此地离乡数百里》、《大风大浪》[明治三十八年发表，由真下飞泉作词、三善和气作曲的军歌《战友》，其开头的歌词是：“此地离乡数百里，遥远满洲的……”词曲通俗好记因此广受喜爱，也成为演歌师的必备曲目。《大风大浪》出自明治二十一年出版的《明治唱歌（二）》，由大和田健树作词。]实在找不到雇主，终于沦为宣传游行乐队[原文为“披露目屋”，指明治时代化妆宣传游行乐队。]的徒步乐手，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在艰辛尘世中打滚，日复一日遭行人嘲笑，还是离不开心爱的喇叭。即使想不干，也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一方面是嗜好，一方面出于无奈，他只能继续担任乐手。
然而去年年底，宣传游行乐队派他到这家木马馆[指位于浅草四区水族馆旁边的剧场，有旋转木马配合乐队演奏旋转，此外也表演安来节。乱步曾在随笔《恶人志愿》中写道：“平林，延原两兄……横沟正史兄坐了木马。”战后旋转木马和安来节一度重新焕发生命力，现今改名为木马亭，是浪花节的表演馆。]，如今他以长工身份站在“咔嗒叩咚”响的旋转木马正中央高台上。红白两色帷幕把台子围得严严实实的，天棚顶上往四面八方伸展出万国旗，装饰得华丽庸俗。格二郎穿着金绒饰带的制服，戴着红呢乐队帽，从早到晚，每隔五分钟就在监督台的笛声信号下，“此地离乡数百里，遥远满洲的……”扬声吹奏起他引以为豪的喇叭。
世上真有这么古怪的生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三只被无数双手摸得油光发亮的木马、五辆坐垫已经失去弹性的汽车、三台三轮车、穿西装的监管者、两个女检票员，就在旋转舞台般的木板台上毫不厌倦地四处穿梭。于是小姑娘和小少爷们便拉扯着父母的手，大人坐汽车，小孩坐木马，婴儿坐三轮车，愉快地享受这五分钟的游乐。放假的小伙计、放学的顽童，甚至连一些青春年少的年轻人，都随着《此地离家数百里》，在马背上兴高采烈地跃动着。
而看着这一幕的喇叭手、太鼓手竟能那么正经八百的——旁人一定觉得甚为滑稽——鼓圆了脸颊吹喇叭，高举棒槌敲大鼓，不知不觉间随着客人一起，在音乐的配合下摇晃着的木马头，忘我地转啊转，转啊转，他们的心也跟着转。转啊转，像大钟的时针般无休无止。你在旋转的时候，我便忘记穷困、忘记家中的黄脸婆、忘记挂着鼻涕的小鬼的哭声、忘记南京米[从印度、泰国、中国等地进口的细长黏性低的白米，也称外米。]的饭盒、忘记只有一颗梅干的配菜，忘记一切的一切。这个世界是欢乐的木马世界。然后，今天就这么过去，明天、后天也会这么过去。
每天早上六点一到，格二郎便用长屋的公用水龙头洗脸，啪啪两声，响亮地拍两下手向太阳致敬。今年十二岁、已上学的大女儿还在厨房磨蹭的时候，格二郎已提着黄脸婆做的饭盒匆匆赶往木马馆上班。大女儿向他讨零用钱，坏脾气的六岁儿子哇哇大哭，恐怖的是，还有个才三岁的小儿子在黄脸婆背上吸着鼻涕。正所谓雪上加霜，连那个黄脸婆都歇斯底里地吵着赖母子讲[可追溯到鎌仓时代，是一种合作共济融资组炽。参加者定期存钱，紧急时能全额提取。后来发展成为以营利为目的的银行、金融公司等。]的月钱付不出来。逃离充塞这些叫骂的巷弄长屋那九尺二间的空间，前往木马馆的另一个天地上班，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不仅如此，在那涂饰着蓝油漆的简陋木造木马馆里，除了从早到晚吹奏《此地离乡数百里》的喇叭和欢乐的旋转木马外，仍有另一件安慰的事物等待着他。
木马馆没有售票口，客人可自行骑上木马。当木马和汽车约坐满一半时，监管人员便吹起笛子，木马“咔嗒叩咚”地旋转起来，于是两名穿着蓝布洋装的女子，肩上背着像车上售票员背的那种包，穿梭在客人之间，收钱给票。女售票员之一已经三十好几，是他同事太鼓手的老婆，穿着洋装还是像老妈子。另一个则是十八岁的小姑娘，既然是木马馆雇用的小姐，姿色和咖啡厅的美丽女服务生当然没得比，可是说到十八岁，毕竟是豆蔻年华，仍有那么一丝吸引人之处。木棉蓝洋装服帖合身，肉体曲线把衣服上的每处皱褶都撑得十分饱满，显得妩媚动人，那青春肌肤的清香还透出棉布撩拨着男人的鼻子；至于长相，虽然不美，但总有些惹人怜爱的意味，偶尔还会有成年男客趁买票调戏她。那种时候，姑娘也会不住摇头，抓着木马的鬃毛，神情愉悦地任人捉弄。她名叫阿冬，就是格二郎每天迫不及待来上班的最主要原因。
两人年纪几乎差了一轮，且他已有家室，甚至还有三个孩子。这么想想，说是“艳遇”也太臊人，事实上或许不是出于那样的情感，但格二郎每天早上逃离几乎快磨光他耐性的家庭，来到木马馆上班，只要看上阿冬一眼，心情就会莫名开朗起来。只要说上一两句话，他的心就会像个小青年般雀跃不已，年纪都一大把反倒变得胆小害臊，却因此更觉欢喜。假如阿冬哪天缺勤，格二郎不管再怎么鼓起劲吹喇叭，都像泄了气似的，感觉热闹的木马馆莫名凄凉。
说起来，阿冬也算是个出身贫寒的姑娘，而格二郎会对她萌生这样的情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年岁，阿冬那种穷酸气息反而令他觉得亲切；另一方面，他偶然发现和阿冬住在同一个方向，闭馆回去的时候，两人总是结伴而行，交谈的机会也多。熟稔后，格二郎对于和这样一个小姑娘交好，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的。
“那，明天见。”
在某个十字路口道别时，阿冬总会略歪着头，撒娇似的说：
“嗯，明天见。”
于是格二郎也变得有点儿孩子气，回声“拜拜”，把饭盒摇得叮当作响，挥挥手，然后望着阿冬的背影（阿冬的背影绝对称不上美，实在寒酸得难看），沉浸在一股淡淡的甜蜜滋味里。
阿冬家和他家差不多穷，这从她下班脱掉木棉蓝洋装后换上的便服也可看出一二。和格二郎一道回家，经过摊贩等商店前时，阿冬眼睛闪闪发光，渴望地看着那些饰品，望着往来商家姑娘的打扮，羡慕地说“好好哦”，真可悲哪，她的出身顿时暴露无遗。
所以对格二郎而言，即使想用单薄的钱包讨阿冬的欢心，在某种程度内也不算难事。一根花发簪、一碗红豆汤，仅仅这种东西，便足以让阿冬展现娇羞的笑容。
“这过时了吧？”有一次，她的指尖把玩着肩上过时的披肩说，当时季节已逐渐转冷，“这是前年买的，早就不能看了。我要买那种的，瞧，那条很漂亮吧？那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接着，她的手指向挂在屋檐下的便宜货，而不是舶来品店橱窗中展示的美丽披肩，叹息道，“哎，发薪日怎么还不到？”
原来如此，这是今年的流行款啊。格二郎想，阿冬一定非常想要一条新的披肩。便宜的话，要他掏腰包买来送阿冬也行，那么，阿冬不知道会有多高兴。于是格二郎走近屋檐下，看了看标价，定价七圆数十钱，实在不是他买得下手的金额。他一下子想起十二岁的女儿，不禁再次感叹世道凄凉。
从那时起，阿冬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到披肩，万分期盼着它属于自己的一天，也就是领薪水的日子。发薪日当天，格二郎原以为阿冬会拿装着二十几圆的袋子在回家途中买下披肩，然而并非如此，她的收入似乎得先尽数交给母亲，所以两人就这样在平时那个十字路口道别。慢慢地格二郎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事，每天都期待着她今天是否会披着新披肩来，还是明天？可是毫无迹象。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奇怪的是，阿冬绝口不再提披肩，仿佛完全死了心似的披着那条土气的披肩，但依然没忘记内敛的微笑，勤奋地来木马馆上班。
格二郎看着她那惹人心疼的模样，不由得对自身的贫穷产生一股前所未有的、近似愤怒的情绪。不过是区区七圆几十钱的钢镚儿，却不能随心所欲，思及此，他更是愤恨不已。
“今天吹得真带劲。”
格二郎胡吹一通，弄得站在他旁边的年轻太鼓手瞅着他怪笑。他有种“随他去吧”的自暴自弃心情。平常他总是配合着单簧管，在对方改变旋律前都吹着同一首曲子。现在他打破规矩，由他的喇叭带头不断变换曲调。
“金比罗船……一帆风顺，咻啦咻啦咻啦……”这是香川县的民谣。
他摇头晃脑，大声吹奏。
“那家伙疯了。”
其他三名乐手忍不住面面相觑，讶异于这个老喇叭手的狂躁。
这不单是一条披肩的问题。歇斯底里的老婆、无理取闹的孩子，贫穷、衰老带来的不安，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他将平日的种种愤懑诉诸金比罗船的旋律，拼命地吹奏着。
这天晚上格二郎吹奏的曲调也让在公园里游荡的年轻人直笑：“木马馆的喇叭真够闹的，那喇叭手肯定碰上什么好事了吧。”格二郎把他和阿冬的悲叹，不，不仅如此，把世间的一切悲叹都寄托于这一管喇叭，就像要让喇叭声响彻公园每一个角落似的使劲吹奏。
没有生命思维的木马依旧像时钟指针似的以格二郎等人为轴心不停地旋转。坐在上面的乘客和围观观众心底一定也隐藏着万般辛劳，可是表面上仍欢乐无比地随木马一起摇头晃脑，配合乐手的旋律踩拍子，唱着“大风大浪为我送行……”仿佛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烦扰。
但那天晚上，有一样东西在这一成不变的儿童与醉鬼的童话国度里，或者说老喇叭手格二郎的心里，激起些许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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