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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交通文化消息》的业界小报。小报共有二十多份，每一份有四页纸，日期栏里写着“二月十一日”。除此之外，包里还塞满了笔记本、交通法规书和有关出租车、卡车、巴士的印刷品等等。看来这位被害人定是与《交通文化消息》有关的人。在小报的角落里印着“发行人及编辑 土肥武夫”字样。
而死者上衣口袋里的名片夹，也证明了死者正是土肥武夫。名片夹里有二十多张印着“土肥武夫”字样的名片，当然还夹杂着一些其他人给的名片。
警方虽能据此大致认定被害人的身份，可他们还是决定等到天亮之后再联系报社与被害人家属。
问题在于那位与被害者同行的二十四五岁的女子。警方没有发现她的尸体，那就说明行踪不明的她与这桩杀人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她极有可能就是凶手。
警方立刻在相模湖站附近展开搜查。
从七点二十五分到十一点，是否有过特征相仿的女子乘坐过中央线的列车？列车员作证说，在这段时间里总共有五班上行列车和四班下行列车通过相模湖站。冬天的夜晚，从这一站上车的客人很少。负责检票的两位列车员都说，他们并没有见过那样的女子。
碧潭亭的女佣作证说，那名女子身着暗红底黑条纹的和服，披着白色短外褂，还套了一件亮灰色的马海毛外套。
然而，当警方问到脸部特征时，女佣领班梅子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很漂亮，不过在我面前从未抬过头，可能是难为情吧，所以我也说不清她长什么样。我只知道她皮肤很白，脸形瘦长，五官端正，一点也不土气，不像什么良家妇女。”
女子之所以会低着头，显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肯定是因为她不想被女佣看见自己的正脸。
可列车员并没有见过身着马海毛外套的和服女子。在相模湖站上下车的客人很少，要是她真的出现过，列车员肯定会有印象。这也证明了她并没有坐火车离开。
警方自然也考虑过坐汽车的可能性。
两人是包车来碧潭亭旅馆的。刚到旅馆的时候，女佣还送了一支烟慰劳司机，所以记得非常清楚。女佣和司机聊天的时候，曾问及两人是否自新宿而来，司机给了肯定的答案。
警方还参考了女佣领班梅子的证词：“那两个人是第一次来我们店里。据我观察，应该是男方主动邀请女方来的。他一直在劝说女方住下，可出门散步之前，两人仍没有达成一致。我送菜去房间的时候，他们就不说话了。男方会时不时跟我聊聊菜肴方面的话题，可女的却一直低着头，一句话也没说过。”
根据以上这些信息，警方判断，是那名女子勒死了男子，行凶后便仓皇逃跑了。至于作案动机，很可能是情杀。
搜查本部安置在了当地派出所里。
有本部警员猜测女子的尸体可能沉在湖底，于是派船搜索了整整一天，却毫无斩获。
警方立刻查到了送两人来到碧潭亭的包车司机。这也多亏了梅子打听到的信息——“两人是从新宿来的。”
司机是个老实的中年男子，隶属于新宿区小泷桥的一家包车公司。
他向负责的警员描述了当时的经过：
男客人在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给包车公司，说他现在在新宿车站西口，要公司立刻派一辆车过去。认人的标志就是他手上拿着的黑色皮包。
于是公司立刻派车前往迎接，司机也很快根据黑色皮包找到了他。
客人在电话里说要去相模湖，所以司机出发前还特地去加满了汽油。一上车，男子就让司机先去高圆寺，说是还要接一个人。
要去相模湖，最快的方法就是坐火车，况且包车价钱不菲，会选择这种方式出行的人，不是特别阔绰，就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方便坐火车。
果然，司机开车来到青梅街道高圆寺一丁目电车站时，就发现男客人要接的人是个女的。
站在路边的年轻女子身着灰色外套，主动向车子走来。车里的男客人说那就是他要接的人，于是司机便下车为女子开门。
司机听不清两人在车里的对话，因为他们好像都有所顾虑，不敢大声说话。司机偶尔会看看后视镜，发现两人紧靠在一起，显得非常亲密。
男客人时不时会和司机聊天。即使是包车，从高圆寺一丁目到相模湖也需要整整两个小时。
男客人与司机的对话，主要围绕包车和出租车的生意进行。他对业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嘴里经常会蹦出一些只有内行人才知道的专业术语。司机还以为他是包车公司的高管人员呢。
男客人妙语连珠，显得非常开朗。而女客人一路上总是低着头。只有男客人轻轻问她话的时候，她才小声答应几句。
不过这样的女人也不少见。很快，包车顺利到达了碧潭亭酒店，男方根据计价器上显示的费用付了钱，还另给了三百元作小费。
以上便是包车司机的证词。
警方根据证词推测，两人事前经过协商决定，采用分别上车的方法避人耳目，男的在新宿上车，女的在高圆寺一丁目上车。
通过碧潭亭女佣与司机的证词，可以大致推测出两人之间的关系。
警方还进一步调查了被害者土肥武夫的身份。
正如土肥的名片上写的那样，他正是业界小报——《交通文化消息》的发行人兼主编。这份报纸主要面向经营出租车、包车、巴士和卡车等陆上运输业的人进行销售。
编辑部的地址也如名片上所写，就在新宿区山伏町。不过所谓的编辑部就只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房子，办公室里仅有两名年轻的男性员工。
被害人的妻子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往相模湖。见到丈夫的尸体，不禁失声痛哭。
据土肥的妻子米子说，自己的丈夫土肥武夫今年三十九岁，夫妇育有一女。土肥曾在伪满洲国的一家汽车工厂里工作，战争期间入伍，停战后回到日本，在东京当了一阵子出租车司机。夫妇两人是在伪满洲国相识结婚的。
土肥在伪满洲国的生活十分宽裕，出租车司机的工资并不能让他满足，于是他开办了那份业界小报。他的事业很成功，原本报社除了他就只有一名员工，去年又多雇了一名。
“我丈夫的收入虽然不是很稳定，可他每个月都会给我五万块钱。不过有时会莫名其妙带一大笔钱回来。”米子如是说。
那么案发当日，土肥究竟做了些什么？米子称，土肥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告诉她今晚可能会晚归，说不定干脆不回来睡了。因为工作的原因，土肥经常在外过夜，所以米子也没有多问。她还说自己的丈夫以前的确有过一些情妇，可现在应该没有才对。
《交通文化消息》每十天发行一期，每期发行量大概在三千份左右。
这类业界小报，相关企业一般都会二三十份一买，买的时候当然要付钱。报社还会以广告收入等其他名义接受企业的捐赠。
这种独特的捐赠体系一旦出现黑幕，便很容易成为恐吓行为的温床。
警方也怀疑过金钱纠纷的可能性，对土肥武夫周围的人进行了调查。
可出人意料的是，土肥为人的口碑相当不错。
人们都说，《交通文化消息》是一份实事求是的报纸，而且土肥是个很热情的人，拉赞助时态度也很彬彬有礼。
小报的报道之所以能如此准确，也是因为土肥在伪满洲国的汽车制造公司工作过。土肥写的报道就事论事，公平踏实。
不过，有一点绝对不容忽视：两年前，《交通文化消息》曾连载过一系列社论，声称运输省陆上交通局与一部分企业高层有钱权交易。
写这篇社论的时候，土肥的立场比较中立。一部分企业与陆上交通局的官员勾结，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中小企业对此怨声载道。
《交通文化消息》虽然传达了中小企业的声音，可也花费了许多篇幅刊登被攻击的大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反对意见。篇幅的分配虽然很公平，可还是有人觉得土肥是站在政府部门和大企业那一边的。
《交通文化消息》仍维持着盈利，只是利润不多罢了。
以上就是警方对土肥工作的调查结果。
编辑部里的两位年轻员工不知道任何内幕。重要的采访和交涉，都是由社长土肥亲自完成的。他们只负责一些简单的事务性工作而已。
搜查本部将搜索的重点放在了和土肥一同来到碧潭亭酒店并消失在夜晚相模湖畔的女子身上。
如果她逃走了，又不是坐火车走的，那就只可能坐汽车。可是警方并没有发现她坐过包车或是出租车的迹象。
警方询问了土肥武夫的朋友和熟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土肥真有这么个情妇吗？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如果真有，那也是他最近刚认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