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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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别的势力夹在里头。玉官虽然不以为然，可也没话辩驳。他又告诉玉官他们计划攻打这附近的城邑已经很久，常从口岸把军火放在棺材里运到山里去。前些日子，有一批在玄元观被发现了，教他们损失了好些军实。他又说，不久他们又要出发到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去。这是微露出他们守不住这个城市和过几天附近会有大战的意思。他站起来、与玉官告辞，说他就住在司令部里，以后有工夫必要常来看她。

    把慕宁送出门之后，玉官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拆开一看，原来不是建德的，乃是杏官从鹭埠的租界寄来的。信里告诉她说天锡从楼上摔到地下，把腰骨摔断了。医生说情形很危险，教她立刻去照料。金杏寄信来的时候，大概不知道玉官正在受磨折。那封信好像是在她被逮的那一天到的。事情已经过了三四天，玉官想着几乎又晕过去了，逃得灾来遭了殃。她没敢埋怨天地，可是断定这是鬼魔相缠。

    她顾不了许多，摒挡一切，赶到杏官寓所，一进门，便晕倒在地上。杏官急忙把她扶起来，看她没有什么气力，觉得她的病很厉害，也就送她到医院去。

    匆匆地一个月又过去了，乡间还在乱着，从报章上，知李慕宁已经阵亡，玉官为这事暗地里也滴了几滴泪。她同天锡虽然出了医院，一时也不能回到老家去，只在杏官家里暂时住下。天锡的腰骨是不能复原的了，常常得用铁背心束着。这时她只盼着得到建德回国的信，天天到传教会的办事处去打听，什么事情都不介意。这样走了十几天，果然有消息了。洋牧师不很高兴，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他说建德已经回来了，现在要往南京供职，不能回乡看望大家。玉官以为是教会派她儿子到那么远去，便埋怨教会不在事前与她商量。洋牧师解释他们并没派建德到南京去，他们还是盼着他回来主持城里的教会，不过不晓得他得了谁的帮助，把教会这些年来资助他的学费连本带利，一概还清。他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说他的兴趣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现在要做官。学神学的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赞叹洋教育是万能万通。玉官早也知道她儿子的兴趣不在教会，她从那一年的革命运动早已看出，不过为履行牧师营救的条件，他不能不勉强学他所不感到兴趣的学科。她自然也是心里暗喜，因为儿子能得一官半职本来也是她的希望。洋牧师虽然说得建德多么对不住教会，发了许多许多的牢骚，她却没有一句为儿子抱歉的话说出来，反问她儿子现在是薪金多少，当什么官职。洋牧师只道他的外国官名，中国名称他的本地活先生没教过，所以说不出来。他只说是管地方事情的地方官，然而地方官当然是管地方事情的，到底是个什么官呢？牧师也解不清，他只将建德的英文信中所写出的官职指出给她看。

    从那次夏令会以后，建德与安妮往来越密。安妮不喜欢他回国当牧师，屡次劝他改行。她家与许多政治当局有裙带关系，甚至有些还在用着她家的钱。只要她一开口，什么差使都可以委得出来。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职务，只要一个关于经济的委员会里服务，月薪是二百元左右。这比当传教士的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不过物质的收获，于他并不算首要，他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听安妮的话。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统制的力量。这力量能镇压母亲的慈爱，教会的恩惠。她替建德还清历年所用教会的费用，不但还利，并且捐了一笔大款修盖礼拜堂。她并不信教，更使建德觉得他是被赎出来的奴隶。他以为除掉与她结婚以外，再也没有其它更好的报答。但这意见，两方都还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她把家乡的房子交给杏官管理，身边带着几只衣箱和久悬在梁上的神主，并残废的天锡。她以为儿子得着官职，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对于教会偿还和捐出许多钱，更使她感激安妮的慷慨，虽然没见过面，却已爱上了她。建德见她儿子老穿着一件铁背心，要扶着拐棍才能走路，动弹一点也不活泼，心里总有一点不高兴，老埋怨着他的丈母没有用心调护。玉官的身体，自从变乱受了磨折，心脏病时发时愈。她在平时精神还好，但不能过劳，否则心跳得很厉害。建德对于母亲是格外地敬爱，一切进项都归她保管，家里的一切都归她调度。生活虽然富裕，她还是那么琐碎，厨房、卧房、浴室、天井，没有一件她不亲自料理。她比家里两个佣人做的还要认真。不到三个月，已经换了六次厨师傅，四次娘姨，他们都嫌老太太厉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问洋房里，倒也乐融融地。玉官一见建德从衙门回来，心里有时也会想起雅言。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她也会忆起那死媳妇所做的一两件称心意的事，因而感叹起来，甚至于掉泪，儿子的续弦问题同时也萦迴在她心里。好几次想问他个详细，总没能得着建德确实意见，他只告诉她安妮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已经去世了。她家下有一个母亲，并无兄弟姊妹，财产却是不少，单就上海的地产就值得百万。玉官自然愿意儿子与安妮结婚，她一想起来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体内流行，使她几乎禁不起。建德常对他母亲说，安妮是个顶爱自由的女子，本来她可以与他一起回国，只因她还没有见过北冰洋和极光，想在天气热一点的时节，从加拿大去买一艘甲板船到那里去，过了冬天才回来。他们的事要等她回来才能知道，她没有意思要嫁给人也说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过了一年。残春过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来电说她已经动身回国。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里。在那里逗留了好几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虑便点了头。她走进去，拿出从外洋买回来的结婚头纱来给建德看，说她早已预备着听他说出求婚的话。他们心中彼此默印了一会，才坐下商量结婚的时日、地点、仪式等等。安妮的主张便是大家的主张，这是当然的哩。她把结婚那天愿意办的事都安排停当，最后谈到婚后生活，安妮主张与玉官分居，她是一个小家庭的景慕者。

    他们在上海办些婚仪上应备的东西，安妮发现了她从外洋带回来的头纱还比不上海市上所卖的那么时派，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的旅行太过长久，来不及看见新式货物。她不迟疑地又买上一条，她又强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礼服，所费几乎等于他的两个月薪俸。足足忙了几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儿子已经决定要与安妮结婚，愉快的心情顿然增长，可是在她最兴奋的时候建德才把婚后与她分居的话说出来。老太太一听便气得十指紧缩，一时说不出什么话，一副失望的神情又浮露在她脸上。她想，这也许是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她先前的意识以为革命是：换一个政府；换一样装束；以后世故阅历深，又想革命是：换一个夫人或一个先生。但是现在更进一步了，连“糟糠”的母亲，也得换一个。她猜想建德在结婚以后要与他的丈母同住，心里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结婚的日期和地点，更使她觉得儿子凡事没与她商量，因为他们预定行礼的一天是建德的父亲的忌日。这一点因为阳历与阴历的相差，建德当然是不会记得。而且他家的祭忌至终是由玉官一人秘密地举行，玉官要他们改个日子，建德说那日子是安妮择的，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至于在上海行礼是因女家亲朋多，体面大，不能不将就，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满意。她连叹了几口气，眼泪随着滴下来，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晓得喃些什么。

    婚礼至终是按着预定的时间与地点举行，玉官在家只请出她丈夫的神主来，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别扭，她闷坐在厅边发楞，好像全个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来了，他把安妮介绍给他母亲，母亲非要她披起头纱来对她行最敬礼不可。她的理由是从前她做新娘时候，凤冠蟒袄总要穿戴三天。建德第一次结婚，一因家贫，仪文不能具备，二因在教堂行礼没有许多繁文礼节。现在的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应该排场排场。她却没理会洋派婚礼，一切完蛋糕分给贺客吃了之后，马上就把头纱除去，就是第二次结婚也未必再戴上它。建德给老太太讲理，越讲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妮顺从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地。安妮只得穿上一身银色礼服，披起一条雪白的纱。纱是一份在身上两份在地上拖着，这在玉官眼里简直不顺。她身上一点颜色都没有，直像一个没着色的江西瓷人。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条粉红纱出来。她在乡下见人披过粉红纱，以为这是有例可援。什么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红纱压根儿就没有。安妮索性把头纱礼服都卸下来，回到房中生气，用外国话发牢骚，老太太也是一天没吃饭。她埋怨政府没规定一种婚礼必用的大红礼服，以致有这忤逆的行为。她希望政府宣布凡是学洋派披白头纱、不穿红礼眼的都不能算为合法的结婚。

    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学人到庐山去度蜜月，安妮勉强出来与玉官辞行。玉官昨天没把她看得真，这次出门，她虽鼓着腮，眼睛却盯在安妮脸上。她觉得安妮有许多地方与雅言相仿佛，可是打扮得比谁都妖艳得多。在他们出门以后，老太太的气也渐渐平了。她想儿子和媳妇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们，意见不一致，也犯不上与他们赌气。她这样想，立时从心里高兴，喜容浮露出来。她把自己的卧房让出来，叫匠人来，把门窗墙壁修饰得俨然像一间新房。屋里的家私，她也为他们办妥，她完全是照着老办法，除去新房以外，别的屋子都是照旧，一滴灰水也没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