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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三八年冀东人民抗日斗争的一个侧影。斗争从七月八号起，到十月间才稍稍平息。全冀东二十二县，除了昌平、临榆，没有一处不曾卷起暴动。参加的人数约计十几万。当时的领袖是李运昌，后来他在抗日期间一直是坚持冀东游击战的司令员。
一九三八年四月，清明节前后。
北宁路上，一列客车从天津开来，离滦县不远时，停在一个小站里上水。站台十分冷清，只见一个商人模样的旅客，从三等车走下来，右肩扛着个被卷，左手提着个蓝布包袱，蹒蹒跚跚地朝站外走去。他是个矮胖子，黝黑的圆脸泛着油光，两只小眼闪射着针尖似的光芒。
路警拦住他问：“包里什么东西？打开来看看！”
旅客赶紧放下行李，撩起青线呢长袍，蹲下身，急忙地解开包袱，满脸陪着笑说：
“看吧，看吧，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湖笔，刚从天津贩来，打算到这一带小学堂做做生意。”
路警弯下腰，伸手把一封一封的笔翻了翻，又吩咐旅客打开行李卷，草草地看过一遍，这才把手一挥，昂着头走去。笔贩子耐着心性，重新把行李收拾停当，斜瞟了路警一眼，迎着一阵风沙走出车站。
风从东南吹来，漫野浮荡着青草的气味，还夹杂着肥料的气息。几天前落过一场好雨，泥土又松又软，正是耩谷子的时候。粪早送过了，一簇一簇地堆在田间，可是奇怪，到处竟不见一个犁地的农民。庄稼人向来最怕误了节气，于今放着地不种，却集合一起，拖成长长的一条线，离车站约摸半里路，忙忙碌碌地闹什么呢？笔贩子一边寻思，一边顺着道路朝前走去，近了，才看清楚大群的农民正在修筑一条公路。他们的气色都很阴沉，不大作声，只是机械地忙着铲土，把路基垫高。公路贯穿过肥沃的田野，占去大片的麦地。麦苗已经长到七八寸高，颜色变成碧绿，每一铁锨铲下去，便被翻掘起来，连泥带土抛上路基。
笔贩子走拢近一堆人，觉得累了，把行李搁到地头上，坐到被卷上去，想要歇歇脚。离他不远，一个庄稼人坐着抽烟，臀底下垫着自己的鞋，身旁插着一张锨。这个人，看上去将近四十来岁，前额横刻着几道很深的皱纹，眼眉和胡须又粗又黑，像是刷子，鼻孔的黑毛特别长，笔尖似的伸到外边。他用两手抱着膝盖，嘴里含着烟袋，眼睛直瞪瞪地望着地面，神色十分呆滞，仿佛和谁怄气。
一个塌鼻头的汉子掘着掘着土就停下手，对他劝道：“快来做活吧，殷老大，别尽自发呆，叫监工的看见，又是一顿打骂！”
殷老大叹了口怨气，却不动弹，也不说话。笔贩子从旁边瞅得明白，便从腰里掏出一支香烟，凑到殷老大身前，躬着腰说：“借光，老乡，让我点个火。”
那笔贩子把纸烟对到庄稼人的烟袋锅上，吸着了，撩起大襟蹲在旁边，啦起话来：
“今年的年景不坏吧？旧年冬天缺雪，这一春雨水不断，麦子长得还满旺盛。不过这是谁家的地，糟蹋这样子，叫人看见都心痛！”
殷老大的声音带点抖颤，不觉接嘴叹道：
“眼前这三亩地都是我的，祖上辛辛苦苦，留下几亩命根子，日本人说声修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给占去，口头虽说给地价，还不是骗人的话！麦子算完蛋了。再有几亩谷子，到如今还没耩下种籽，你看这日子怎么过？”
笔贩子很快地?了几?眼说：“嗳呀，谷雨都快过了，再不耩地，不就晚啦？”
殷老大耸起两道眉毛，恨恨地答道：“谁说不是晚啦！眼前这些人，哪个心里不急得像一团火？日本人可不管那一套，只顾修路，凡是村里能动的人都赶出来，从早到黑，累得要死，一个大钱也不给……”
他蓦然停住嘴，不安地干咳几声，敲净烟锅的灰，把烟袋插到脖子后，又忙着从臀下抽出鞋来，往脚上穿。笔贩子一抬眼，望见远处走来一个监工的日本人，脚上穿着马靴，两手反背在身后，横拿着一根木棍。一个庄稼人做得稍微慢点，监工的便跨上前去，大声地吆喝，又举起短棍，做出要打的手势。殷老大穿上鞋，急忙站起身，拿着铁锨走入修路的人群中，动手挖起泥来。沿着这条未完成的公路，随着无数铁锨的挥动，多少庄稼破坏成烂泥，多少田地改变了原来的形态————这是一片被蹂躏的土地。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殷老大，一颗心也被蹂躏得遍是创伤，差不多碎了。从他记事那一天起，向来就没度过好日子。他是个很守本分的庄稼人，父亲死得早，母亲把他拉扯大，十四岁那年就给他讨了个将近二十岁的女人，指望家里添人口，添份力气，可以支撑庄稼营生。女人结实得像头驴子，过不几年，替他生了个孩子，名字叫犁头。这时殷老大长成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年到头，埋着头做活，只想守家在业，把庄稼日子扶植起来。可是直奉战争爆发了。他的家离铁路三二里路，兵荒马乱的，卷进漩涡当中。他领着母亲和家小，跟随村里人逃荒，不幸半路上遇到大队的败兵，一家冲散了。他背着犁头，好不容易才寻到母亲，女人却失落得不见踪影。有人说看见她叫败兵掳去，又有人说看见她披散着头发，朝一个方向跑去。总之，以后根本听不到她的消息，多半死了。殷老大变得十分阴沉，整天紧闭着嘴，有时喝点酒，醉了，便指着天骂道：
“老天爷不睁眼，怎么专和穷人做死对头！”
他的心情像是连阴的天气，多年以来，总不见开朗的日子。犁头渐渐地长大，殷老大把希望全寄托在儿子身上，盼望赚几个钱，给儿子娶房媳妇，可以传宗接代，将来自己死了，也可以有儿孙替他祭扫坟墓。他母亲有时劝他再讨个女人，他却一口回绝道：
“讨个老婆就得花几百，咱们哪来的钱？再说，犁头这么大了，我不愿意给他弄个后娘，叫他埋怨我一辈子。”
殷老大的愿望却不容易实现。一天，村里传说日本人占领东三省了。殷老大以为东三省在山海关外，距离他家很远，不碍他的事，所以漠不关心。又一天，传说长城边爆发战事了，他才有些慌张，心里记起旧日的创伤，生怕战事再蔓延到滦县。
战事不久便停止，他似乎用不着慌张了。可是，一件梦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村长走来对他说道：
“老大，世界变了，你知道么？听说中国和日本定了什么协定，把咱们冀东划成停战区，不准驻兵；又有个叫殷汝耕的人出面成立自治政府，愣逼着每村出枪练自卫军，办联庄会，还得先派两个人到城里保安队受训，以后好回来教本村人。犁头年轻力壮，正好算一个，村里打算派他到城里去受训。”
殷老大的前额仿佛挨了一棒，脑壳似乎炸裂，失去思想的能力。他只有犁头一个儿子，夺去犁头，就等于夺去他的命根子。他百般地哀求，但是没用。村长在村里便是小皇帝，谁敢违拗他的话？殷老大的生活陷入更深的泥坑，他眼前的世界也的确变了。捐税越发加重，压得他直不起腰，骨髓差不多都被压榨出来。日本浪人如同些蠹虫，带着白面和鸦片，到村里开设起“洋行”，把朴素的农村弄糜烂了。这以后，情势转变得更快：冀察政委会仿佛昨天才成立，永定河上又起了战事，冀东便像一张荷叶饼，囫囫囵囵地吞进日本刽子手的嘴里。殷老大感到绝望，寻思再没有翻身的日子，只好等死。
犁头的行事更加使他忧愁。最初，殷老大以为儿子当了保安队，早晚必定叫枪子打死，不会活着回家。但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犁头居然回来了，不过不再是原来的犁头，却沾染着一身坏习气。他的头上留起头发，学会抽纸烟，还时常斜着斗眼，含着香烟，对女人调调情。犁头本来就愣头愣脑的，带点傻气，于今简直变成流氓。这还不要紧，最叫殷老大痛心的是，儿子竟受了日本浪人的勾引，常往白面馆跑，没钱抽时，便从家里偷东西变卖。联庄会看犁头太不务正，把他开除，他却瞪着一对斗眼，脸红脖子粗地骂道：
“不用和老子为难，等我告诉日本人，叫你们知道个厉害！”
殷老大气得抓起一条长板凳，赶上去骂：
“小兔崽子，老殷家缺了几辈子德，养出你这个东西！你张口日本人，闭口日本人，都是日本人把你毒害坏了，到死也不知道反悔，等我打死你再讲！”
犁头却扮了个鬼脸，撒开腿朝白面馆跑去。
就在殷老大遇见笔贩子那天，雀迷眼的时候，修路的农民才散工。殷老大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走向家去，天色已经苍黑。犁头的奶奶张着两手，嘴里喊着?————哑，?————哑，正在院里赶一群鸡进窠。一只小公鸡很调皮，怎么也不肯听话，几次来到窠口，侧着小头望望老奶奶，拍拍翅膀又跑到一边去，累得老奶奶转来转去地赶，嘴里嘟嘟囔囔抱怨道：
“小死物件，我看你往哪跑？我看你往哪跑……唉，唉，我六十多岁的人啦，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老天爷不睁眼，叫我怎么过！”
她的声音像哭，又像叹息。每逢她遇到一点不如意事，便会伤起心来，自言自语地抱怨天，抱怨人，抱怨自己的命苦。殷老大把锨倚到墙上，沉着脸走到灶边，揭开锅盖，锅里冒起一阵热腾腾的蒸气。他盛了一大碗熬得稀烂的白薯稀饭，坐到门槛上，左手托着碗，右手便用筷子往嘴里唿噜唿噜地扒饭，眼睛望着碗，一声也不响。
犁头的奶奶关好鸡窠，重新结了结包头的手巾，又摇摆着两手走到牲口栏旁，解开缰绳，牵出那头白眼圈白鼻子的小黑驴。小毛驴蹙起鼻头，在地上闻了一阵，然后跪下前腿，后身随着也卧下，快活地打起滚来。什么地方有驴叫，小黑驴陡然爬起身子，舒长脖子，声音一伸一缩地也大叫起来。老太婆使劲地扯了几下缰绳抱怨道：
“叫什么？说你也不肯听，说你也不肯听！唉，唉，谁都惹我生气！几时我两眼一闭，心里才干净。”
月色很好，阴历大约是十二三。全村笼着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春天的黄昏显得又深沉、又寂静。殷老大触动心事，抬起脸问：
“犁头呢？”
奶奶用叹息的声音说：
“先你一脚就回来啦，又躺在炕头上怄气……唉，这些孽种！”
殷老大把头转向屋子，高声说道：
“起来，吃完饭跟我到地里去！大月亮地，正好耩谷子。”又对自己说：“白天得修路，地又不能荒了，眼睁睁等着饿死！只好卖命，带着月亮做吧，活一天是一天！”
里屋炕头上冒出几句恼人的话：
“我病啦，不能动。”
殷老大的脸色立刻变得通红，伸长脖子骂道：
“你装的什么病！成天价不干人事，临到做活就装病，装死也不行！”
只有奶奶心里明白，犁头不是装病，确实是闹不自在。今天傍晚散工回家，犁头浑身打着冷颤，好像发疟子，一进门便问奶奶要钱，不给，立刻噘起嘴，乱摔东西，还四处乱翻，想寻点值钱的物件变卖。可是奶奶陪嫁时的一点铜首饰早被盗光，箱笼里只剩些破破烂烂的补钉衣裳，散发着霉气。奶奶用哭似的声音咒骂，犁头却横着眉毛，全不理睬。只在爹爹眼前，他才略略有些惧怕。奶奶从小抚养他，宠着他，于今长大，他把奶奶气得掉泪，恨他不叫雷打死。但在殷老大前，奶奶又常常替他遮掩，怕殷老大教训他。她常对邻家的婆婆奶奶们说，自己的孙子原来很憨厚，都怪日本人心毒，故意开些白面馆、花会局，年轻人不懂事，把持不定，怎么会不上钩？不被拖下陷阱呢？
老太婆牵着毛驴饮过水，重新把它拴在牲口栏里，嘴里念念叨叨地走进屋子，点亮一盏小煤油灯。她害着很重的沙眼，乍一见亮光，急忙把手搭上眼眉，又红又烂的眼睛眯成细缝，又自怨自艾起来：
“唉，唉，老不死的罪过，吃也吃不动，做也做不得，眼痛的也不行！”
犁头本来脸朝外躺着，一赌气转向里边，全身仍然不停地抖，还连连地打着喷嚏。老太婆不耐烦地悄声说：
“起来吧，不知哪世的冤家，你爸不是叫你？他这些天正没好气，看他揍你！”
犁头倒发起脾气，抖颤着嗓音喊：
“揍就揍，我偏不动！”
只听见殷老大把饭碗往锅台上使力一蹾，骂着从外间闯进来，粗黑的头发直竖竖地站着，像是猪鬃：
“小杂种，你害的什么病？明明是犯了白面瘾，还来骗我！要死给我滚出去，别死在家里，费我一张芦席！”
一边就握住犁头的脚脖子，像拉小鸡似的把儿子扯下炕来。犁头的脸色铁青，不自主地打着喷嚏，眼泪鼻涕全流出来，两手哆嗦着抱住头，朝外便跑，可是后脊梁上早挨了一拳。犁头的两条腿绞扭着，跌跌撞撞地奔到院外，嘶哑着声音恨恨地叫：
“等着吧，不用逼我，早晚有你们反悔的日子！”
殷老大把儿子追出大门，饭也不想再吃，气虎虎地坐到炕沿上，神色显得十分沮丧：寻思自己活了大半辈子，整天像是栏里那头黑驴，劳累得腰痠背痛，过的可总是苦日子，还得受官家的勒索、军队的糟蹋，于今更落到日本人手里，弄得家业破落，儿子又不成器……想到这，他的脖子似乎被人捏住，心头闷得要死，透不过半口气来。
但一转念，殷老大想到那几亩荒芜的谷子地，再听到犁头的奶奶在灶下哭似的抱怨老天，便蹙起眉头，无可奈何地喘了口粗气，带上种籽，牵出驴，把缰绳盘到驴脖子上，然后扛起犁，吆喝一声，赶着牲口往地里去了。
春天夜短，月光早移到向西一带人家的墙头上，冷清清的，像是落着满地的霜。庄户人家吃完夜饭，这该是睡觉的时候。如今可不同了，沿街可以看见许多农妇忙着推磨。筛箩的声音，吆喝驴子的声音，朦朦胧胧地好像睡梦里传来的动静。
快到五月端午，麦子长得齐到人的大腿深，从根到梢变成黄色，不久该收割了。一春雨水很厚，农民们只苦的是劳役太繁，不能及时上粪锄草；人手缺的就根本照顾不到庄稼，地里的青草一尺多高，庄稼反倒像害肺痨的孩子，又瘦又矮，长不起来。殷老大的麦子就更无望了。大路已经修好，拦腰斩断他的田地，所剩的边边角角，最多能打一升半斗粮食。幸喜谷子很肥，还有点指望。那些天，殷老大白天修路，早晚抽空到地里做活，几亩谷子才算没荒。他一家人的性命全寄托在这几亩地上，但愿鬼子别再霸占去，便不愁饿死。殷老大最有个硬劲，外表不声不响，似乎满容易欺负，心里可有主意，向来不肯叫饶。熟悉他的人说他是棉里针，其实，他这根针不刺人，只刺自己。不管生活怎样绝望，针尖大的事也能激起他模模糊糊的希望，从绝望中拖他出来。这些年，他不断地遇到挫折，不断地挣扎，心里常常叨念那两句俗语：“熬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犁头却是个败家子，地里活不做，总避着不见爸爸的面，四处鬼混；奇怪的是他居然很有神通，手边尽管穷，随时可有白面抽。
端午的头一天，殷老大收拾一口袋年前自种的黄烟叶子，赶着毛驴到附近一个镇店去赶集。他刚在街旁摆出货色，一个警防队便来刁难他，骂他不该把驴子拴在集市中心。殷老大陪着苦笑，送给警防队七八片烟叶，才打发那家伙走开，免得搅扰生意。傍晌，他卖完烟，买了三个黄米粽子，预备点缀点缀明天的节气。天怪热的，尘土又大，赶到家时，他的小褂差不多叫汗湿透，浑身都是风尘的颜色。虽然赶着驴，殷老大却舍不得骑，怕压累了它；又怕费鞋，一路都用手提着鞋后跟，赤着脚走回来，这也给他一种舒服滋味。
殷老大把粽子挂到门闩上，脱光膀子，露出一身紫红色的肉，才又走出房来，看见小毛驴站在大毒日头底下，踮起一只后蹄，垂着头，眯着眼，静静地在打瞌睡。他走上去，随意吆喝一声，替它解开盘绳，卸下驮鞍。驴背上满是汗，毛都鬈了，殷老大就用两手很响地拍着驴背，防备它受风。这当儿，门外有人高声问：
“犁头在家么？”
随着走进一个又白又胖的汉子，光脑袋，高颧骨，戴着一副墨镜，满脸都是横肉，身上穿着一件长衫。这人看起来像个屠户，殷老大却认识他叫赵海楼，是当地的流氓，帮助一个日本浪人在本村开“洋行”。他来做什么呢？殷老大不明白，心里预感到一种祸事，不觉愣在那儿。赵海楼看见殷老大，劈头就说： “你是犁头他爹吧？到节下了，欠的钱怎么还不给送去？还得叫我冒着汗跑来要。”
殷老大惶惑地问：
“谁欠你的钱？”
赵海楼有点不耐烦，冷冰冰地绷着脸说：
“除了犁头还有谁？这些天，要不是我们供他白面抽，你儿子早瘾死了！”
殷老大听见这事，知道儿子给他惹下了麻烦，气得冒火，又有些害怕，一时变得没有主张，支支吾吾地道：
“家里坐吧，家里坐吧……”
殷老大把来人让进屋子，脸色冷落落的，十分不安，仿佛要哭的样子，又忙着叫犁头的奶奶给客人剥粽子，烧开水。老太婆先前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卷起裤脚，在小腿上搓麻绳，嘴里不知嘟嘟囔囔地埋怨什么，于今不响了，胆怯地走出走进，时时从烂眼角旁偷看来人的气色。
赵海楼的肥脸显得又圆滑，又刁横。他用左手撩开长衫的大襟，拿扇子朝着胸口唿嗒唿嗒地扇着风，紧逼着殷老大问：
“犁头的债，你到底打不打算还？”
殷老大垂头丧气地反问道：
“他到底欠你们多少钱？”
赵海楼张开左手，屈起大拇指头说：
“扣去零数，整整四百块。”
这个数目，在殷老大听来，确实吓人。他一时闷住声，半晌才说：
“先生，你看我家这份穷日子，穷得都快穿不起裤子了，哪来的钱还这笔账？”
赵海楼却冷笑一声说：
“你没有钱还没有地？人家洋人不是傻瓜，不会白拿着钱往水里扔。犁头早把你家那几亩谷地押给洋行了，还不起钱，地就归我们。”
殷老大耳边仿佛响了一个焦雷，震得他的眼睛冒出金星，耳朵嗡嗡地乱叫，脚下的地好像也摇晃起来，就要塌陷下去。那几亩地是他仅存的命根子，人家还要抢去！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刷子似的胡须轻轻地发颤，一时变老了，嘴里讷讷地说：
“要我的命行，地可不能给！”
赵海楼把扇子往桌子上使力一拍，叫道：
“我们要的就是他，谁稀罕你那条狗命！”
“地里还有庄稼呢，求你秋收以后再讲吧！”
“不行，一时一刻不能捱延。如今地价稀贱，连上庄稼，也顶不了账。你那头驴也押给洋行了，今天就得牵走。”
赵海楼一边说，一边横着肩膀朝外走去。院里已挤满了许多人，探头探脑地窥看，有的冷笑，有的交头接耳地谈论这事，还有人气得咬牙切齿地小声咒骂。看见赵海楼出来，大家闪开一条路，眼睛都盯在他身上，一直送他到毛驴前边。毛驴看见生人，掉开头，颤动着眼毛，胆怯地斜着大眼。赵海楼把扇子插到脖子后，抓住毛驴的白鼻子，又抓住它的下唇，硬扒开它的嘴，瞅了瞅牙。牙渠很深，正是强壮的时候。赵海楼却故意摇摇头，哼了一声，瘪了瘪嘴说：
“老口了，卖不上几个钱。”
说着就动手去解缰绳。犁头的奶奶颤巍巍地赶过来，用身子遮着小驴，红眼里淌着泪，大声哀求道：
“可怜可怜我这个快死的人，饶我们几条命吧！明天我刻个长生牌位供着你，一生一世也忘不了你的恩典！”
这不但不能感动赵海楼，反倒惹起他的火来。他抓着老太婆的前胸，把她扯开，使劲一推，老太婆便倒退几步，扑咚地坐到地上，一声天一声地地哭起来。赵海楼横着眉毛，气虎虎地解开缰绳，回头对殷老大叫道：
“限你天黑以前把地契送过来，换回押单！不送也随便，反正地是我们的了。”
赵海楼一边用手挥开眼前的农民，牵着驴往外便走。在场的人都不做声，只用仇视的眼睛紧盯着他。老太婆知道她的命运已经无可挽救，哭得越发凄惨。殷老大却像泥人似的站在人前，垂着两手，身子微微向前俯着，动都不动。他的脸色乌黑，前额的几道皱纹变得更深，两眼却像两团火，射出逼人的光芒。蓦然间，殷老大把牙一咬，几步抢到赵海楼身后，右手抓住缰绳，左手把对方的膀子一掀，就势夺下毛驴。赵海楼打了个踉跄，撞进一个农民的怀里，那农民又把他一掀，赵海楼便像皮球似的重新滚回来，墨镜从鼻梁滑下来，跌碎了。他的肥脸涨得赤红，俯身拾起眼镜，跺着脚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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