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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方法无非是为了表现世纪初的都柏林社会生活。对于小说艺术，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要独辟蹊径，执著地走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亦即以隧道掘进的方式充分展示个人的内心世界。伍尔夫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纯粹的。她对外部现实世界抱有怀疑的态度，她所感兴趣的是一种所谓“内在的真实”，这种“内在的真实”就是积累在人的内心深处而又不断涌现到意识层面上来的种种感觉印象。在她看来，一个人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体验感觉的器官，从一个人的出生到死亡，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感觉体验的冲击。在那篇著名的文学宣言式的文章《论现代小说》（一九一九年）中，她写道：
“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的印象————琐碎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匀称地装配好的眼镜；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按照这种模式，每一个情景或细节都会在思想意识中留下痕迹。”
《雅各的房间》是伍尔夫为使上述写作理想变成现实所做的初步尝试，其中散布着许多充满印象主义色彩的场景和感觉描写。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不是十分成熟，但是伍尔夫从这部小说的尝试中摸索到了创造一种新小说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她随后的两部小说————《达洛卫夫人》（一九二五年）和《到灯塔去》（一九二七年）中得到了圆满实现。这是两部极具英国式的严谨的现代主义小说，两部在意识流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品。伍尔夫在这两部小说中娴熟地运用了诸如内心独白、感觉分析、主客观时间交错、象征等意识流小说技巧。《达洛卫夫人》像《尤利西斯》一样，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压缩在从上午九点到次日凌晨的短短十五个小时里，展示了一位上层社会妇女在这段时间里的内心活动，并且通过内部时间与外部时间的穿插交错，清楚无遗地展现出她从十八岁到五十二岁的内在的生活体验。《到灯塔去》除了意识流技巧运用娴熟之外，在结构处理上也更为紧凑和诗意化。这部小说采用了三段式的音乐结构，第一部分“窗口”以拉姆齐夫人为中心人物，通过她的心灵之窗展示了九月的某个下午和黄昏的生活（音乐中的主题）；第二部分“岁月流逝”则以时间、生命的流逝为主题，人世沧桑，小说第一部分中的许多人物已经去世（音乐中的副题）；第三部分“灯塔”则以已经去世的拉姆齐夫人的精神之光永恒存在于生者的心中为主题（音乐中的主题变奏）。伍尔夫采用这种具有浓厚象征意蕴的精巧结构，一方面是为了小说外部形式上的锐意创新，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显然是为了与小说中人物关于生活、死亡、时间等人生问题的近乎抽象的反省、沉思达到某种艺术上的平衡。如果说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还在通过种种意识流手法试图表现出主人公个人内在的生活体验，那么到了《到灯塔去》她显然已不仅仅满足于这种表现，在一种浓缩的诗意化的结构形式中，她开始尽可能地避开那些具体的生活细节，试图写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抽象的、沉思默想的生活————其中裹挟着关于生命、时间、痛苦、希望、死亡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可以说，伍尔夫由此开始了超越对纯粹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描写，而转向了对人生经验的抽象本质的探索。但是，在《到灯塔去》中，对抽象的生活实质的描写还是受到了关于具体人物的叙述的限制。直到写作《海浪》的时候，伍尔夫才基本上摆脱了这种限制的束缚，随心所欲地进行全方位的实验。
伍尔夫属于那种把小说艺术研究与小说创作很好结合起来的作家。她一生中写了大量的作品评论，其中既有对古典文学又有对现代作品的研究。在写于一九二七年的小说理论文章《狭窄的艺术之桥》（原来的题目是《诗歌、小说与未来》）中，伍尔夫通过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诗剧、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浪漫派诗歌以及在文体上惊世骇俗的《特利斯特拉姆·项迪传》（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长篇小说），描述了她心目中的理想小说。她认为，那像饕餮一样的小说将会吞噬许多文艺形式：
“它将用散文写成，但那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又不是戏剧。它将被人阅读，而不是被人演出。我们究竟将用什么名字来称呼它，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的这种新颖的作品……
它和我们目前所熟悉的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将从生活后退一步，站得更远一点。它将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它将很少使用作为小说的标志之一的那种惊人的写实能力。它将很少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人物的住房、收入、职业等情况；它和那种社会小说和环境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带着这种局限性，它将密切地、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然而，只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它将不会像迄今为止的小说那样，仅仅主要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共同活动；它将表达个人的心灵和一般的观念关系，以及人物在沉默状态中的内心独白。”
从最初酝酿到最后完成花了四年之久的《海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遵循着这种小说写作的理想而进行创作的。这部作品就像是一种写作的历险。它让纯诗一般的独白片断像无数生生不息的海浪一样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地生成，无须任何解释。它对小说写作的革新，使它完全超越了小说这种形式，变成了非小说。它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封闭式的结构，它没有传统小说中占中心地位的主人公。它让六个人物的内心独白如同季节和海浪一样循环往复，潮起潮落，而且关于这些人物没有任何客观真实的描述；他们只是一些没有躯壳的幽灵，一些抽象的、作者借以抒写生活感受和人生实质的传声筒。
为了让作品达到纯诗的高度，伍尔夫一如既往地重视对人生中的特殊瞬间的开掘和描写。她认为：“每一个瞬间，都是一大批尚未预料的感觉荟萃的中心。”（见《狭窄的艺术之桥》）在关于《海浪》的创作日记中，她曾写道：“我有了一个想法，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乃是使每一个原子都达到饱和。我要把所有无用的、没有生气的或多余的描写统统剔除，全力以赴地去表现那瞬间，不管它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那瞬间是思想、感觉和大海的呼吸的组合。”所以，在《海浪》中，每个人物的独白均呈现为关于人生瞬间感受的独白。这些瞬间的感受在每个人物的生活中均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们被放大，被像科学解剖一样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出来。这使得《海浪》成为一部揭示人生瞬间的深层内蕴的作品。与此同时，伍尔夫又赋予每个人物的瞬间独白以戏剧性的力量，使他们各自的独白均呈现为相互独立的声音，从不同的视角描述着不同的人生经验。对此，伍尔夫在创作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海浪》正在转化为一系列戏剧性独白。关键是使它们随着海浪的节奏均衡地出现与消失。”这就是说，把人物置于大海的背景中，用海浪的节奏为作品赋予整体上的美感，亦即借助海浪的韵律，把纯诗性的描写与戏剧性的独白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这就是《海浪》，一部将诗歌、戏剧，乃至音乐等多种文艺形式融入小说写作中去的作品。面对这样的作品，许多人说它是诗化小说。但也有人意识到了它的戏剧化特征，比如法国作家莫洛亚在评述伍尔夫的著作中感叹地说：它“简直成了一首长诗。六个人物用变化的诗句讲着话，中间插入一些抒情的默想。是诗吗？更正确地说，是一部清唱剧。六个独唱者轮流念出辞藻华丽的独白，唱出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观念”。
针对伍尔夫所展示的这样一种创作形态，爱·福斯特曾经作过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我们可以借来作为本文的结尾。福斯特在一篇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演讲中说：“她属于诗的世界，但又迷恋于另一个世界，她总是从她那着了魔的诗歌之树上伸出手臂，从匆匆流过的日常生活的溪流中抓住一些碎片，从这些碎片中，她创作出一部部小说。……这就是她的问题所在：她是一位诗人，却想写出一部尽可能接近于小说的作品。”
曹元勇
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