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尚有可为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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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前，这些问题即已眉目清晰地为人所知。从西莱尔·贝洛克[4]到莫蒂默·阿德勒先生[5]，从早期的信用合作社的信徒们，到今日意大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者，善良的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提倡去中心化（防止经济巨鳄集中权力），以及广泛地分散财产。有不少分散生产力的天才的计划提出来，致力于重建小型的“乡村工业”。还有杜博瑞尔[6]那周详的计划，试图在一个个的大型工业组织中的不同部门里分配一定量的自治权和主动权。

    还有工团主义者[7]，他们有一份蓝图，希望在产业联合会的帮助之下，以生产集团的联盟为组织架构，建立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美国，亚瑟·摩根[8]和贝克·布朗内尔[9]提出了一个理论，构想了一种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其规模维持在乡村和小型市镇的水平。

    哈佛大学的斯金纳教授在他的乌托邦小说《桃园二村》中，就人类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法，小说描写了一个自给自足、自立自治的社会，其组织方式如此之科学，以至于没有人会受到引诱去反对社会，无需借助高压政治，也无需宣传，而每个人都能为其所当为，乐其所当乐，人的创造力于是被普遍激发了。在法国，二战进行之时以及结束之后，马塞尔·巴布[10]和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许多自治的、无等级的生产社区，社区之内人们互助互爱，过着纯然人性化的生活。同时在伦敦，佩克汉姆实验[11]证明了通过互助的医疗帮助体系，使人人关注集体的更广泛的利益，即使在一个大都市里，也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性化的社区。

    如此我们便可看到，组织膨胀的病毒已然清晰可辨，人们也开出了包罗万象的药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针对组织膨胀的病症做一些实验性的治疗，而其结果甚是喜人。然而，不管如何倡导，也不管实验性的举措如何开展，这一病毒却稳定发展，越发厉害。我们固然知道权力不可集中在少数的寡头统治者手中，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权力确乎集中在越来越少数的人手上。我们固然知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于一个大都市意味着成为一个匿名的、原子一样的人，不能过纯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却在稳定地扩张，同时“城市——工业”的生活模式却毫无改变。我们固然也知道，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之中，民主如果不是与规模适当的小型自治组织相挂钩，将近乎毫无意义。然而，每个国家的事务，却越来越多地为大政府或大财团的僚吏们所操控。

    事情是明摆着的：在实际过程中，组织膨胀的问题解决起来与人口过剩的问题一样困难。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但及至现在，我们却都不能依据自身知识，有效采取应对措施。

    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我们果真愿意利用自身知识去解决问题吗？

    此外，设法中止，如果可能则逆转目前朝向极权统治的趋势，大部分民众是否真的认为这般不辞劳苦是值得的？在美国————它是目前以至将来很长时间内世界上“城市－工业”型社会的先行者————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实际上十多岁的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作为未来的选民，对民主制度却毫无信心，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审查制度毫不反感，也并不相信什么民有、民治的政府，如果可以继续早已习惯的富裕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由少量精英统治的寡头政府照样很是满意。

    在全世界最强大的民主政治之下，如此之多生活富足的年轻的电视观众，他们居然对民治的观念完全无动于衷，对自由思想、公民不服从权力完全视若无睹，这一事实难免令人沮丧，只是倒也不必一惊一乍。我们常说“像鸟一样自由”，并羡慕那带翅的生物，它们有能力在三维空间里不受限制地飞翔。但是，天啊，我们却忘了渡渡鸟[12]。需知，任何鸟类，如果学会了在地上挖挖啄啄，且能过上小康生活，它自然不再有动力展开它的翅膀在天空翱翔，很快，它将厌弃飞翔的特权，从此永远生活在大地上。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人类的本性与鸟类有些相似。如果一日三餐有丰富的面包定时供应，那么，许多人将完全满足于只靠面包生活，或顶多再靠看马戏调剂一下生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言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这样说：“到最后，他们将抛弃自由，仍在我们的脚下，并且说：‘让我们做你们的奴隶，只是要喂饱我们。’”而当阿廖沙·卡拉马佐夫问他的兄弟伊凡————这部小说的叙事人————宗教大法官说这话是否只是一种讽刺时，伊凡回答：“一丝一毫的讽刺都没有！审判官只是出于他个人以及他所在的教会的善德，才摒弃众人的自由，以此让众人幸福。”说得不错，“让众人幸福”。

    “而且，在此世界上，”大法官强调说，“对于个人或一个社会，从来是没有比自由更遭人反对的了。”————不过，“不自由”除外。因为，当情况变糟，食物分配定额削减，那在地上定居的渡渡鸟将再一次吵吵嚷嚷，要求重新开启翅膀。不过，当情况好转，喂养渡渡鸟的农夫们变得更仁慈慷慨些，则这些渡渡鸟会再一次放弃它们的翅膀。如今的年轻人也是一样，他们现在对民主政治甚少思考，长大成人却有可能成为自由的斗士，过去呼喊“给我电视、汉堡包，只是不要拿自由的责任来烦我”的人，在条件改变之下，或者会改而呼喊“不自由毋宁死”。如果这样的革命爆发，其原因一部分在于甚至最强有力的领导者对权力的运转也逐渐失去控制，一部分则在于统治者的无能，他们不能充分利用思想操纵术————科技发展已经使其完全可用，而且未来的独裁者一定会使用。

    考虑到在过去的时代，像大法官这样的人物对思想操纵术甚少了解，而且缺少现代化的统治手段，他们却能做得很棒。而他们的继承者————那些知识储备充分、思维彻底科学化的未来的独裁者们，势必将比前辈们做得更好。大法官责备耶稣，谴责他呼吁民众追求自由，他告诉耶稣：“我们更正了你的工作，并且将其建基于奇迹、神秘、权威的三位一体。”但是，奇迹、神秘、权威还不足以保证一个独裁政权的永续。在我的寓言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独裁者们又在这份清单上添加了科学，如此便能通过控制婴儿的胚胎、驯化，以及控制成人、儿童的思想来推广其权威。

    而且，他们已不再仅仅谈论奇迹或用符咒暗示神秘，因他们已然可以通过药物手段，令其臣民直接感受到奇迹与神秘，如此便能将单纯的信仰转变为狂喜的经验。过去的独裁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不能给臣民提供足够的面包、马戏、奇迹、神秘，也没有真正有效的思想操纵术。过去的自由思想者和革命者往往都是极端虔诚的正统教育的产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正统的教育者过去使用现在仍在使用的手段根本就没有用。

    而在一个有着科学化思维的独裁者治下，教育将会真正发挥功效，结果是，绝大部分男男女女长大为人之后，将热爱他们的奴役状态，永远都不会念想革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质疑，为什么一个完全科学化统治的独裁政权将永远不会被推翻。

    与此同时，在这世界上，仍将残留一些自由的火种。或许，许多的年轻人看上去真的不重视自由，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信仰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人将不成其为完满的人，自由因此而珍贵无比。或许，目前威胁自由的势力确实太过强大，我们不能抵抗多长时间，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们仍需尽一身之责，竭尽所能，抵抗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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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宪章》（拉丁文<i>Magna Carta</i>，英文<i>Great Charter</i>），1215年6月15日（一说1213年）英王约翰被迫签署的宪法性的文件，其宗旨为保障封建贵族的政治独立与经济权益，不利于加强王权，这张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

    [2]匹克威克是狄更斯的作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人公，为人宽厚憨直；但在英语中，匹克威克式（In a Pickwickian Sense）多指一种表面上侮辱而实际上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表达方式。

    [3]口服避孕药在1960年发明，作者写作此书时并不存在。

    [4]西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英法双国籍作家、诗人，作品轻松诙谐。

    [5]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1902——2001），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畅销书作家。

    [6]雅客·勒迈特·杜博瑞尔（Jacques Lemaigre Dubreuil，1894——1955），法国商人、社会活动家。

    [7]工团主义，又称工联主义，兴盛于20世纪初，是一种工人的组织。其基调是要求会员发扬主动性，提倡战斗精神（包括怠工和搞破坏活动），通过纯粹的工业组织和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国家。

    [8]亚瑟·欧内斯特·摩根（Arthur Ernest Morgan，1878——1975），美国土木工程师、官员、教育家。

    [9]贝克·布朗内尔（Baker Brownell，1887——1965），美国哲学家。

    [10]马塞尔·巴布（Marcel Barbu，1907——1984），法国政治家。

    [11]佩克汉姆实验（The Peckham Experiment），由英国的乔治·斯科特·威廉姆森（George Scott Williamson，1884——1953）与其妻子因尼斯·哈普·皮尔斯（Innes Hope Pearse，1889——1978）在伦敦附近的佩克汉姆所做的一系列实验，时间为1926年至1950年，实验内容是关注工人阶级的健康问题等。

    [12]渡渡鸟（Dodo），一种古代的巨鸟，仅现于毛里求斯，因为不能飞翔，最后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