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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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死亡）、芳香乐器、感官电影————这种电影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有快感的刺激：

    “会有一场床戏表演，就在熊皮毯子上大战，据说美妙至极，你甚至可以看到每一根熊毛都栩栩如生呢。”

    最核心的“幸福”只有两个。一是完全不受限制的性交自由；二是索玛提供的嗑药快感。

    万邦国的小孩从小就开始“玩低级的性爱游戏”，到了成年，更是畅享性爱。亥姆霍兹更是“在不到四年时间里与六百四十名不同的女孩颠鸾倒凤”。

    至于索玛，穆斯塔法·蒙德的评价是：“这是一款完美的药物，它令人精神愉悦，令人镇静，还能让人进入美妙的幻觉世界。这药物综合了基督教和烈酒的长处，却没有遗留二者任何一个缺陷。它可以让人随时远离现实生活，仿佛遁入悠闲假期，醒过神来，不仅一点都不头痛，而且还不会胡言乱语。从技术上来说，社会和谐终于得到确保。”

    当然，为了达到“全民幸福”，还需一些技术手段的帮助，万邦国所利用的技术如下：

    克隆技术：此时胎生已经禁止，且“父母乃是色情的东西”。在伦敦孵化场及驯化中心，现代化的人体胚胎产生过程被详尽描述，经过所谓的波氏程序，一个卵子会繁殖、分裂。“一个卵子，最少能长出八个、最多能长出九十六个分体，每个分体则会长成完美无缺的成型胚胎，每个胚胎也都将顺利发育为完全的成人。”这是同一个卵子克隆出来的一模一样的人形动物。但却被万邦国的人认为是“自然界无与伦比的进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万邦国，人大致分五种，各完成其社会职责，这种等级之区分，就是刻意控制克隆过程的结果。而这种等级制，完全是借鉴了最古老的种姓制度，再一次证明了小说中印第安村落和万邦国两个空间的本质相同。

    新巴甫洛夫条件驯化：对婴儿进行驯化————采用电击方式。比这一驯化过程更普遍的方式是睡眠教育，号称“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道德、社交力量”，即通过睡眠时向婴儿、少年灌输固化的思想而戕害其独立的思维能力。正如伯纳德·马克思心中所想，“六万两千四百多次的重复就能制造一个真理”。

    在对技术的描述方面，赫胥黎可谓极尽恐怖之想象，以至于“他的作品给现代知识者造成极深的印象，只要提及技术，人们便会生发复杂的敌意。”

    配合科技手段，万邦国还建构了“主福特纪念日”“社群赛歌会”“团结仪式日”等群体活动，它们是非暴力的，但一定是强制的。小说中提及伯纳德·马克思参加了一场“团结仪式日”，在《团结圣歌》的音乐中，在索玛的药效刺激下，参加者皆进入痴狂的境界：“他们绕着圈走，一支圆形的舞者的队伍，每个人都将双手放在前面一人的屁股尖上，转呀转，一起高叫，一起随着音乐的节奏跺脚，敲打着前面人的屁股。”于是众人陷入迷狂、纵欲，直至达到仪式的目的，以小说中的文字言，即是：“为一己之泯灭”。

    所有这些技术手段和群体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全体的幸福。这幸福似乎达到了，看起来这套社会体系完美无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揣摩文字，却能看到那完美的表层之下，何尝不是千疮百孔呢？

    我们需知，这套社会体系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个人。睡眠教材中有句名言：“当个体自作主张，社群将蹒跚混乱。”揭橥了万邦国对个人的真实态度。

    小说中的人物穆斯塔法·蒙德放弃了“个人性”，成为了元首；伯纳德·马克思虽然最终因恐惧而放弃了抵抗，但他一度也具有“个人性”，他开着飞机带着列宁娜悬停于大海之上，在列宁娜的恐惧中，他喊出了独立的声音：

    “似乎我原本可以是一个更像我的人，但愿你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更纯粹的自己，而不是彻底成为别的事物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肌体内一个小小的细胞。”

    这种“个人性”的觉醒，使伯纳德·马克思变成了人们眼中的怪人，一个孤僻的人。而亥姆霍兹则是因为精力太过旺盛，同样发展了“个人性”：“因为感到自己多才多艺，而一样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和孤独。”他甚至写作了关于孤独的一首绝妙的歌谣。至于野人约翰，他的孤僻更其了得。造成他孤独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他游历的两个主要空间里，他无一不是主流之外的人。在印第安村落，他因为外来人的身份，而被拒绝于印第安人的社群之外，在那里，他深深感到孤独的存在：“孤独，永远是孤独”；在万邦国，他因为自身携带了异质的文化，与万邦国的社会体制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而在荒郊野外，当人们欣赏其自我鞭笞时，他内心的高贵最后崩溃，居然与他蔑视的人群同流合污，当其清醒、意识到自己的“个人性”消失之后，便不得不杀了。小说的最后，约翰上吊而死：

    缓缓地，缓缓地，像罗盘上两个指针般，不急不慢，从容不迫，那双脚向右边荡去，先是北边，然后是东北方向，然后是东边、东南、南边、西南，然后停住。几秒之后，又是不急不慢、从容不迫地向左边荡去，西南、南边、东南、东边……

    这是一个绝妙的场景。

    鲁道夫·B．苏墨（Rudolf B.Schmerl）就此评论说：“死亡朝向所有方向。万邦国的幸福和谐本质上不过是死亡之呈现罢了。[2]”

    1946年，赫胥黎在新版《美丽新世界》的前言中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在1932年）我冒出一个想法，觉得人类有天赋的自由，却选择成为疯子或癫子。这想法我自觉有趣，但……恐怕也极可能是事实。”

    赫胥黎的悲观一览无余。

    但正如前文所言，赫胥黎的这种悲观，实际上是慈悲。他念念难忘的，还是将人类的未来分析清楚，并期望能找到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

    1958年，赫胥黎出版了《重返美丽新世界》，此书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不仅更加清醒地预感到极权社会的出现：“极权社会恭候人们莅临，就在下一个街角”，而且还对这个未来的极权社会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它既是对《美丽新世界》思想的深入解释，有助于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又超越了小说的思想维度。

    赫胥黎写道：“客观势力正在迫使我们一起往《美丽新世界》那样的噩梦世界进发，这一趋势，我们似乎无法逆转。商业集团和政治集团刻意推动这一趋势的加速，为了少数权贵的利益，它们已经发明了新的技术，去操纵大众的思想与情感。”

    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导致极权主义新的发展呢？人岂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的膨胀（对资源的压迫）、组织的膨胀（政治、经济力量日益集中在少数权贵和大公司手上）、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在独裁者的武器库中，大众传媒是“最生猛的武器”，而娱乐化的世界则让大众好比患上毒瘾）、“群体毒药”（乌合之众失去理智的力量，失去道德抉择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被人教唆，终至失去判断力和自主意志）、商业宣传（满足大众的欲望，甚至小孩子都被蛊惑了）、最先进的洗脑术（包括了高级的条件反射技术、“潜意识投射”技术、睡眠教育法）以及化学药品（制造一个躲避现实的幻觉的天堂），等等。

    以上列举的，有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即能清晰感知；有些也许存在，但我们感觉不到；还有些可能没有在现实中出现，但其使用条件已经成熟。

    总之，读过《重返美丽新世界》，但凡一个有基本判断能力的人都要惊呼恐怖了。因为如果我们不具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坚定意识，我们将会走上奴役的道路。

    理查德·J．沃德（Richard J.Ward）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及的种种因素）将导致人类成为奴隶，它们摧毁每个人的个性和独一无二的心智，并最终毁掉人的自由。”[3]

    赫胥黎不愿坐以待毙，他呼吁读者，起而反抗这危险的趋势。他寄希望于自由的、尊重多元性的教育：“关于自由的教育，首先需注重事实和价值。这些事实，包括了个人的差异性、基因的独一无二性；由这些事实则推衍而出相关的价值，包括自由、宽容、互爱。”

    他寄希望于立法，来禁止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宣传、“潜意识投射”技术和睡眠教育法，虽然效果可能有限。

    他亦寄希望于乡村社区的复活。

    也许这些危险的势力太过强大，如上办法不能有效抵抗，但赫胥黎在文末发誓：“只要一息尚存，我们仍需尽一身之责，竭尽所能，抵抗到死。”

    这也许是悲壮了些，但这是一个思想者发出的最强音，这个最强音应该鸣响在每一个热爱自由、热爱人类的人的耳边。

    《重返美丽新世界》的文笔也同样值得欣赏。赫胥黎继承了自弗兰西斯·培根已降英伦才子们雄辩、流畅的议论之风，读来畅快淋漓。

    最后，要感谢这本书的编辑，若无他的介绍，我是无缘翻译这本书的。

    是为序。愿读者阅读愉快。

    庄蝶庵

    2015年元月

    [1]二十世纪初一个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英国知识分子小团体，团体中有许多名人，如梅纳德·凯恩斯、G.L．狄更斯、E.M．福斯特等。团体的核心人物是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她的姐姐。

    [2]见其论文The Two Future Worlds of Aldous Huxley，PMLA杂志，1962年第三期。

    [3]见其论文The Tired，Timid World of Aldous Huxley，Review of Social Economy杂志，1960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