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2)

逐浪中文网 www.zwzl.net，最快更新隋唐仙真最新章节！

    古代志怪故事,属于中国古小说的范畴。如果把中国古小说从题材上划分为志怪小说、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和历史小说的话,则志怪小说无疑当是其中独具鲜明艺术特色的一种。志怪故事虽然记述的是神仙精怪、魑魅魍魉,虽然描写的是异妖鬼孤、梦幻魂魄,虽然采用的是离奇谲诡的非人间的形式,但是究其实质不过是中国历史社会生活的折光反映而已不过是中华儿女精神世界的曲折的再现。折光的反映也好曲折的再现也好,实际上都没有离开丰富多采的人间世;其所采用的所谓“非人间的形式”,实质也只是人间形式的变形和衍化而已。正如中国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先生所说:“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叶紫作《丰收)序》)古代志怪故事描写的是冥界也是人间,是鬼神也是世人;形为妖氛实为世情;魑魅魍魉却富人性。出现在作品中的是神异、精怪、鬼狐和魔幻的艺术形象,而所反映的则是人世间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志怪非怪,非人亦人。在志怪小说的故事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食其果,是非分明;人鬼恋,神魔斗,丑中有美,幻中有情,再现的是人间悲欢离合景,传布的是历代人生哲理经,谈之赏心悦目、怡情悦性,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从艺术的形式上来说,志怪故事正是因为采用了非人间的形式,才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正是因为采用了奇幻曲折的艺术手法,才获得了独特的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对人间世的形式进行了变形和改造,才产生了艺术的永久魅力但是,这些古代文学的艺术珍品却为文言,且大多散见于历代的文学典籍和笔记小说之中,因而不易为一般的读者查和欣赏。我们现在出版的这套《白话古代志怪故事丛书》把古代的文盲志怪小说改编成现代的白话志怪故事,既满足了广大读者查阅鉴赏的需要,也为有志于研究古代志怪小说的文学青年提供了一部可资参考的学习资料。这套丛书共分五册,分别为《秦汉神异》、《魏晋奇道》、《隋唐仙直》、《宋元魔妖》和《明清鬼狐》,搜集了上自远古先民神话下至明清鬼狐的浩瀚的艺术长河中的大量的志怪名篇,展现了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作品,无论是就思想性说还是就艺术性来说,都不愧为中华文化史上宝贵的文学遗产。出版这部分文学珍品,既为当代两个文明的创造者提供了精神的食粮,也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供了思想武器。中国的志怪小说源远流长,尽管其在历史上曾不时遭到贬但它的发展之势却并未因此而减弱。这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确凿的事实。“小说”一词最先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但是,这里所谓的小说”指的并非是文学史上作为文体形式的小说,而是指与高谈宏论不同的、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的琐屑小言。这从《庄子》使用“小说”一词的前提可以看得出来。《庄子·外物篇》使用“小说”一词是在叙述了一段故事之后于议论之中使用的。故事说: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铛,没而下(鸶),扬而奋簪,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嵬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余得大鱼难矣,……”。这里对于任公子垂钓的记述属于“大言”,用的是“大钩”、“巨缁”,悬以“五十辖”的诱饵,蹲踞于会稽山上,投鱼竿到东海,一切都是巨大的;所钓之鱼也不一般,鱼馨可以翻江倒海、惊动鬼神。其描写可谓高谈宏论。在庄子看来,与上述的高谈宏论比较起来,小说(琐屑之言)是说明不了什么大道理的。由此可知,“小说”一词开始被使用时就是被贬抑了的。从文体意义上最先使用“小说”一词的,是东汉的祖谭。他在《新论》中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之后,把“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类型的记述颇多。诸如班固的《后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旧唐书·经籍志》说:“九曰小说家,以纪刍辞舆诵”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虽然把小说视为了一种文体,但又都是贬抑的;都是把“小说”看成是出于稗官的“街谈巷语”“刍辞奥诵”、“道听途说”;都是把它视为不可与其它文学类型相比的“短书”,与桓谭《新论》中说的“丛残小语”没有什么区别。正是因为历史上把小说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语”、“短书”,所以有些文史学家才不看重他,才轻视它贬抑它。例如《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列有十家,小说家是被放在最末的,并且明确地声称“可观者九家而已”,小说家自然被列为不可观者之列。东汉的苟悦在《汉纪》中谈到诸子时只列了九家,说家只是被顺带提及而已。“小说”既被贬抑,列于“小说”名下的志怪小说,其命运自不必说,它早已在孔子之“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影响下而被视为下品。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之被贬抑,固然与小说在内容上较为琐杂、在形式上较为短小有关,固然与它的“似子而浅薄”、“近史而悠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语)有关,但这并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文史家由于囿于儒家经学思想的束缚而未能看到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固然有标榜自己的圣洁的目的在里面,但这决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在孔子看来,“怪力乱神”有违于他所宣传的纲常名教。“怪力乱神”被视为不可谈论之列,志怪小说之被贬抑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文化史上,贬抑小说(特别是志怪小说),是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的,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和减弱,但这种倾向却是一直延续着的。例如到了晋代张华作《博物志》时这种倾向仍未消尽。当张华把《博物志》掌给晋武帝看时,晋武帝说:“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拾遗记》卷九)在晋武帝的眼里“志怪”故事不过是“浮妄之词”,是“感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之作。在他看来,“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的才子张华是不该写这些东西的。志怪小说虽被贬抑,但其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却并未因此而衰落湮灭,相反还得到了相当的繁荣和发展,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一条连续未断的志怪文学的长廊。可以说,志怪小说与“小说”同样,都是源远流长的。“志怪”一词也是最先出现于《庄子》一书的。《庄子逍遥游》云,“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育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播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这里的“齐谐”,一说为人名,一说为书名。陆德明《释文》云:“司马(彪)及崔(误)并云人姓名。(梁)简文帝云书”。为人名,则“齐谐”就是志怪之人;为书名,则“齐谐”就是志怪之书,相当于今之“小说集”。葛洪《抱朴子论仙》云:“虽有禹、益、齐、谐之智,而所尝识者未若所不识之众也”。在这里,葛洪是把“齐谐”与禹、益并列的,显然是看成了人名;成玄英《疏》云:“姓齐名谐,人名也;亦言书名也,齐国有此俳谐之书也”。看来,成氏是认为看成书名、看成人名皆可的。清代的学者俞樾则认为,“按下文‘谐之言日,则当作人名为允,若是书名,不得但称“谐”较之上述看法,俞樾的看法道理更充分。“齐谐”当是人名“齐谐者,志怪者也”,译成现代汉语当是:齐谐是记述怪异故事的人。据《列子》记载,中国较早记述怪异故事的人还有一位夷坚。《列子·汤问》记载成汤与臣子夏革的一段对话,就提到了夷坚。成汤问夏革说:“物有巨细乎?有修短乎?有同异乎?”于是夏革接着给他讲了一大堆“大壑”、“大椿”“菌芝”、“蠓纳”、“伏羲”、“神农”、“龙伯”以及鯤鹏等的怪异故事,并且回答他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竖闻而志之”。从上下文的关系看,夷坚是一个记述怪异故事的人。从庄子提到的齐谐和列子提到的夷坚来看,可以说中国很早就有了志怪小说家。齐谐和夷坚,称之为古代小说家则可,但并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志怪小说之源头,因为志怪小说的源头比他们还要早。志怪小说的发源和形成,与原始宗教、巫术活动、图腾崇拜以及远古神话传说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远古的神话传说,不仅可以说是志怪小说的直接的源,而且就其本身来说也明显地表现着志怪的性质,也可以说其本身就是志怪之类。鲁迅曾说:“志怪之作,庄子谓有齐谐,列子则称夷坚,然皆寓言,不足征信。《汉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把神话传说看成是“志怪”的根本,实际也是把它看成了源头作为志怪故事的专书,最早的要算是《汲冢琐语》和《山海经》了。《汲冢琐语》,因其发现于晋太康年间汲郡的古墓,故冠以“汲冢”之名,古墓为战国时魏襄王之墓。《汲冢琐语》从内容上看反映的是战国以及战国以前的社会生活,有些作品则为狐妖仙怪等的故事。《山海经》为出于先秦之作到晋时由郭璞作注,所写多为山精海怪奇异之物。把这两部书视为“纪异之始”、“语怪之祖”是适宜的。战国的志怪,除上述两部专书外,尚有《禹本纪》、《归藏》、《伊尹说》和《黄帝说》等。这些著作的内容虽很繁杂,但多夹有志怪之篇,保留了秦汉以前大量的志怪故事。志怪小说到了两汉,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西汉至东汉的四百余年间,先后出现了《括地志》、《神异经》、《玄黄经》、《洞冥记》、《十洲记》、《神仙传》、《列仙传》、《汉武故事》、《蜀王木纪》、《徐偃王志》、《汉武内传》、《异闻记》、《虞初周说》等作品这些作品尽管取材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在志怪这一点上却是相似的,都是《汲冢琐语》和《山海经》一类作品的发展志怪作品到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繁荣成熟的局面,可说是繁盛时期。这一时期,无论就志怪作家的队伍还是就志怪作品的数量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据一些文史学家的统计可知,这一时期的志怪作品可考者就有八九十种之多,而且无论就其内容的丰富或者就其艺术的质量来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齐谐记》、《述异记》、《冥祥记》、《灵异记》、《研神记》、《旌异记》、《搜神记》、《搜神后记》、《博物志》、《神仙传》、《幽明录》等,堪为志怪的优秀之作魏晋南北朝志怪作品的繁盛,与当时社会盛行的清谈之风和教活动的昌炽有直接关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分析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倡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把神仙之说的盛行和佛教的传入,看成是志怪作品繁盛的客观生活基础。而在作者一方,释道之徒的作品因其“自神其教”而偏于神异,是自然的,文人的作品由于他们相信人间有鬼神而偏于志怪,并把志怪与志人结合起来也是自然的怪作品到了唐代,虽然由于传奇小说的发展而显得势弱,但它仍未因此而断流。当时不仅出现了以志怪为主体的小说《镜记》、《玄怪录》、《续玄怪录》、《宣室志》《独异志》、《集异记》、《博异志》、《酉阳杂俎》等;就是当时的传奇小说,如《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枕中记》、《湘中怨》、《异梦录》、《秦梦记》等,也都间杂采用了志怪、纪异、梦幻和仙道等非人间的形式。传奇小说所采用的非人间形态和志怪手法,不能不说是受了志怪作品影响的结果宋之志怪作品虽较唐之志怪作品的发展有复升之势,但与日渐兴盛的传奇作品和话本小说比较起来,仍未占据文坛主流,与魏晋南北朝志怪繁盛的...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