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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几次挺愉快的聊天。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伊迪丝跟我说市里声音的那一次。
“我不只是指那些大的噪音，”她说，“就像刚才响的警报声或者小汽车砰砰响的关车门声，或者街上的笑声、叫声，那些只是很近的东西。我是说别的。因为你知道，纽约有成百万的人————人数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做着能发出声音的事情：也许聊天，也许开收音机，也许关门，也许吃饭时把叉子放到盘子上，也许上床时把鞋扔到地板上————因为有很多人，那些细小的声音汇到一起，变成一种嗡嗡声，但是很微弱————非常、非常微弱————你得仔细听很久才能听到。”
“你能听到吗？”我问她。
“偶尔能。我每天晚上都听，但我只是偶尔能，别的时候我睡着了。我们现在别说话，仔细听。看你能不能听到，比利。”
我很努力地去听，也闭上了眼睛，似乎那样有用，嘴巴张着，把自己的呼吸声音降到最弱，但是到最后，我不得不跟她说我听不到。“你呢？”我问。
“哦，我听到了。”她说，“只听到了几秒钟。但是我听到了。你继续努力的话，也会听到。这件事值得等。等你听到了，你听到的就是整个纽约市的声音。”
我们一星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约翰·卡伯特会从哈斯廷斯那边回来。他浑身洋溢着健康和正常的感觉，把郊区的新鲜气息带进我们的波希米亚式生活。他在时，甚至把他妈妈的小公寓也变成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是他去世界上精神奋发地闯荡的间隙，回来休息的地方。他订阅《男孩生活》和《男孩大道》两种杂志，在我眼里，家里有这两样杂志很棒，就算只是因为插图的缘故。约翰就像杂志上画的那些男孩一样，穿得威风凛凛：灯芯绒短裤，带罗纹的袜子拉过了他结实的小腿肚。他把哈斯廷斯中学的橄榄球队挂在嘴边，他准备一旦够岁数，就去参加选拔。他还把他在哈斯廷斯的朋友挂在嘴边，慢慢地，我们对他们的名字和性格几乎熟悉得好像他们是我们的朋友。约翰还教我们带劲儿的说法，比如“有啥关系？”，而不说“有什么关系？”在琢磨出去庭院里的新玩法方面，他甚至比伊迪丝还强。
当时，伍尔沃斯商店里卖金鱼，一条一角钱或者一角五。有一天，我们买了三条放在喷泉那里。我们往水上洒伍尔沃斯商店卖的颗粒鱼食，远远超出那三条鱼需要的量。我们用自己的名字给它们起名字：“约翰”、“伊迪丝”和“比利”。有那么一两个星期，每天早上，在巴特来上课之前，我和伊迪丝都会跑到喷泉那边，确认它们还活着，看它们吃的够不够，也观看它们。
“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利长大了很多？”伊迪丝问我。“他的个头真大，现在几乎跟约翰和伊迪丝一样大。他很可能会长得超过那两条。”
然后一个周末，约翰在家时，他要我们看鱼转身和游得有多快。“他们比人的反应还快。”他解释道，“在看到水里有个影子或者任何看上去像是有危险的东西时，他们躲开得比你眨眼的速度还要快。看。”他把一只手浸到水里，去抓那条名叫伊迪丝的鱼，可是她躲开逃掉了。“看到了吗？”他问。“那速度怎么样？知道吗？我敢打赌你可以用箭射，它们还是能及时逃掉。等一下。”为证明他的观点，他跑回她妈妈的公寓拿了把漂亮的弓和箭回来了，那是他在夏令营里做的（每年都去夏令营，这是有关约翰的另外一样让人羡慕的事）；然后他跪在喷泉边，动作就像是一个标准的射箭手：他用一只有力的手稳稳地握着弓，另一只手捏着带羽毛的箭尾绷在弦上。他瞄准那条名叫“比利”的鱼。“哎，这只箭的速度，”他说，他的声音因为用力而弱了一点。“很可能比一辆时速八十迈的小汽车还要快，很可能更像一架飞机，要么也许比那还快。好吧，看。”
那条鱼名叫比利的鱼突然死了，浮上水面，体侧插着那根箭，插到箭杆的四分之一位置，一部分粉红色内脏附在上面。
我长大了，不能再哭了，但心里充满了震惊、愤怒和伤心，我从喷泉那边跑开，不管不顾地往家里跑。半路，我遇到了我妈妈。她站在那儿，穿着我从没见过的新外套和裙子，看上去干干净净的，她紧紧挽着尼科尔森先生的胳膊。他们或者正要出去，或者正要回家————我无所谓————尼科尔森先生对我皱起了眉头（他不止一次跟我说在英国，像我这么大的男孩都去上寄宿学校），但是我也无所谓。我把头埋到她腰间，感觉她的手抚摸着我背部很久后才不哭了，是在她安慰我说买金鱼花不了多少钱，我很快就会再有一条，还说约翰做了那件没脑子的事感到后悔之后。我发现或者重新发现了哭泣是一种快乐————发现如果你的头埋在你妈妈的腰间，她的手搭在你的背部，如果她刚好穿了干净的衣服，哭泣有可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
还有别的快乐。那年在我们家，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平安夜，至少一开始挺愉快。我爸爸去了，那让尼尔科森先生不得不回避。看到我爸爸在我妈妈的朋友中间有多么放松挺好的。他腼腆，可是他们好像喜欢他。他跟巴特·凯姆彭特别谈得来。
霍华德·惠特曼的女儿从塔里顿那边过来跟他一起过节，她叫莫莉，跟我一般大，是个性格很好的女孩。还有别的几个小孩在，我们认识，但很少见面。那天晚上约翰穿一件黑色外套，打着领带，显得很成熟，显然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岁数最大的男孩，身负社交责任。
过了一会儿，也没有事先计划过，一群人就三三两两地进了餐厅里的那片地方，上演了一场即兴的杂耍节目。是霍华德先开始的：他从我妈妈的雕塑台那边搬来了高凳子，让他女儿面对观众坐下。他把一个牛皮纸袋的开口又往下折了两三次，戴到他女儿头上；然后他把自己套装的上衣脱下，后摆在前，披在她身上，衣服围着她的下巴；他走到她身后，蹲得让人看不到，然后把他的手从那件上衣的袖筒里往外伸，露出来后，看着就像是她的。光是看到一个面带微笑、头上戴着纸帽子的小女孩，用一双很大、很爱表现的手做手势，就足以让每个人都哈哈大笑。那双大手擦擦她的眼睛，摸摸她的下巴，把她的头发拢到耳后，然后巧妙地用拇指按着鼻子，给我们做了个嘲笑的动作。
接下来上场的是斯隆·卡伯特。她在凳子上坐得很直，鞋跟卡在横档上，效果最好地展现了她漂亮的腿，但是她的第一个节目没有成功。
“嗯，”她开始了，“我今天在上班呢————你们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四十楼————我打字时，打着打着扫了一眼，看到一个大个子老头儿可以说蹲在窗户外面，他长着白胡子，穿了件滑稽的红衣服。我就跑过去把窗户打开了，我说：‘你没事吧？’嗯，那是圣诞老人，他说：‘我当然没事，我习惯了在高处。但是听着，小姐，你能告诉我怎么去贝德福街七十五号吗？’”
下面还有，可是我们露出尴尬的表情，肯定让她看出来我们知道她在端着架子跟我们讲故事；她一想到怎样快点讲完故事，就快快讲完了。然后，在沉思一阵子后，她又试着讲别的，结果这次效果好很多。
“孩子们，你们听过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吗？”她问。“在耶稣出生的时候？”然后她就开始讲了，用的是那种压低的、具有戏剧感的声音，她肯定希望在她较为严肃的广播剧中，讲述者有可能使用那种声音。
“……他们还有几英里才能赶到伯利恒，”她说，“那是个寒冷的夜晚。这时，马利亚知道她的孩子很快就要生了。因为一位天使已经跟她说过，她甚至知道她的孩子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可她只是个年轻的女孩”————讲到这里，斯隆的眼里闪着光，似乎泪水正在涌上来————“而且赶路让她累坏了。那头驴子一颠一颠地走，把她磨伤了，她浑身到处都疼，她觉得他们永远、永远都到不了那儿，她能说的只是：‘哦，约瑟夫，我很累。’”
这个故事还讲了住旅店被拒、马厩、马槽、牲畜、三王到来等等，讲完后，我们鼓掌鼓了很久，因为斯隆讲得很精彩。
“爸爸？”伊迪丝问，“你会给我们唱歌吗？”
“嗯，谢谢，亲爱的。”他说，“可是不了，我真的得有钢琴伴奏才可以。还是谢谢你。”
那天晚上压轴演出的是巴特·凯姆彭，大家要求之下，他推辞不过，就回家取了小提琴。完全不出意料，他演奏得像是一位专业琴手，就像你很容易在收音机上听到的；开心之处来自看那张瘦削的脸在提琴腮托上皱着眉头，除了关心拉得对不对，完全没有别的感情。我们都为他感到自豪。
我爸爸走后，许多别的大人陆陆续续来了，多数我都不认识，看样子那天晚上他们已经去过几场别的派对。当时已经很晚了，要么说是圣诞节早上很早的时候，我往厨房看，看到斯隆跟一个谢顶的男人站得很近，我不认识那个男的。他一只手颤颤地端着一杯酒，另一只手在慢慢抚摸她的肩膀；她似乎在往后缩着，靠着那台旧的木头冰箱。斯隆有种微笑的样子，就是在上下打量你时，让缕缕烟雾从她几乎闭着的唇间冒出来，当时她就是那样。接着那个男的把他那杯酒放到冰箱上面，把她搂过去，我就看不到她的脸了。
还有个男的穿着弄皱了的褐色套装，不省人事地躺在餐厅的地板上。我绕过他走进了工作间，里面有个漂亮的年轻女人站在那儿正哭得伤心，有三个男人想要安慰她，却老是互相挡住道。接着我看到其中一个是巴特。我看到巴特比另外两位待得久，他让那个女孩向门口转过身。巴特搂着她，她把头搁在他肩膀上；他们就那样离开了我们家。
伊迪丝穿着弄皱了的礼服裙，样子无精打采。她当时躺在安乐椅上，那把安乐椅是我们家在哈德逊河畔的哈斯廷斯时就有的。她的头往后仰着，两条腿都伸开搁在抉手上。约翰盘腿坐在地板上，靠近她垂着的一条腿。他们似乎在聊两个人都不感兴趣的什么事，等我也在地板上跟他们一块儿坐下来，聊天就完全停下了。
“比利，”伊迪丝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有啥关系？”我说。
“你几个钟头前就该睡觉了。走吧，我们上去吧。”
“我不想。”
“哼，”她说，“反正我要上去了。”她吃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开到了更多的人们那里。
约翰扭过脸看我，不满地眯着眼睛。“你知道吗？”他说，“她那样坐在椅子上，我什么都能看到。”
“呃？”
“我什么都能看到。我能看到那道缝，还有毛。她开始长毛了。”
我姐姐的这些方面，我已经看过很多次————在浴缸里或者在她换衣服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即使这样，我马上就意识到在约翰眼里，这件事情有多么不简单。要是他不好意思地微笑，我们就可以一起哈哈大笑，就像《男孩大道》杂志上普普通通的两个人，可是他脸上仍然带着轻蔑的表情。
“我看啊看啊，我得让她一直说话，好不让她想起来。我本来做得挺好的，直到你进来搞砸了。”
我应该道歉吗？那好像不合适，可是别的好像也都不合适。我只是看着地板。
我最后终于去睡觉时，几乎没时间去努力倾听市里难以捕捉的声音————我已经发现那是个不让自己去想其他事情的好办法————就在这时，我妈妈跌跌撞撞地进来了。她喝得太多，想躺下来，但她没去自己的房间，而是躺到我的床上。“哦，”她说。“哦，我的孩子。哦，我的孩子。”那张小床不宽，根本没办法给她腾地方；接着她突然呕吐了，她一跳而起跑向浴室，我听到她在里面呕吐。我挪到了她躺过的那片地方时，我的脸马上往后缩，却还是不够快，碰到了她在她那侧枕头上留下的一大口黏黏的呕吐物。
那年冬天有一个月左右，我们没怎么见到斯隆，因为她说她在“写一个大东西，很大的东西”。写完后，她拿到了工作间，一副疲惫的样子，但是比以前更漂亮了，她腼腆地问可不可以大声读一下。
“太好了，”我妈妈说，“关于什么的？”
“这一点最棒。是关于我们，我们全体人的。听吧。”
巴特那天不在，伊迪丝自己去庭院里玩了————她经常自个儿玩————所以听众只有我和我妈妈。我们坐在沙发上，斯隆自己把高凳子拉过来坐在上面，跟她那次讲伯利恒的故事时一样。
“格林尼治村这里，有个迷人的庭院，”她读道，“它只是一片窄窄的砖铺地和草地，位于各种不规则的很老的房子中间，但是让它迷人的，是在这儿或者在附近住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迷人的朋友圈。
“他们没有一个钱够花，有的还很穷，但是他们相信未来，相信彼此，也相信自己。
“有一位霍华德，他曾在一家大城市日报当一流的记者。大家都知道霍华德不久就会重新攀上新闻业的高峰，这段时间，他是庭院里睿智而幽默的哲人。
“有位巴特，他是个年轻的小提琴手，显然必定要作为一位演奏名家登上音乐会舞台。只是目前，为了活下去，别人请他吃午餐和晚餐时，他一定要做到来者不拒。
“还有位海伦，是位雕塑家，她迷人的作品有一天会装点美国最漂亮的花园，她的工作间，是这个圈子的人最喜欢的碰头地方。”
还有更多类似内容，介绍别的角色，到结尾时，她写到了小孩们。她形容我姐姐为“瘦高个儿，爱做梦的假小子”，那挺奇怪的————我从来没有觉得伊迪丝是那样————她称我为“一个眼神忧郁的七岁哲学家”，完全让我摸不着头脑。读完前言后，她顿了一下，以取得戏剧效果，然后开始读这系列故事的第一集，要么我想是应该叫做“试播节目”。
那个故事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似乎主要是为了让每个角色都到麦克风前说几句————很快，我听着只是想看有没有给那个以我为原型的人安排什么台词。从某种方式上说，有的。她念到我的名字————“比利”————但她不是说话，而是把嘴巴弄成一连串难看的形状，并伴以一连串滑稽的短促声音，等到终于说话时，我都无所谓说的是什么了。我的确口吃得厉害————还要再过五六年，我才会克服这个毛病————但是我没想到谁会把这件事搬上电台。
“哦，斯隆，写得好极了，”读完后，我妈妈说。“真让人兴奋啊。”
斯隆仔细把她的打字稿摞在一起，很可能她在秘书学校学会了那样做。她满脸通红，露出了自豪的微笑。“嗯，”她说，“大概还得加工加工，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份稿子很有潜力。”
我妈妈说：“现在的样子就称得上完美。”
斯隆把稿件寄给了一位电台制作人，那人把稿件退回来了，还附了封电台秘书打字的信，解释说她的稿子的吸引力太有限，不够商业。他说电台听众还没有准备好听一个有关格林尼治村生活的故事。
然后就到了三月。新总统向我们强调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不久以后，尼科尔森先生的铸造厂把他的头像用木头和细刨花包装后送来了。
头像还是挺像的。我妈妈捕捉到了那个著名的抬下巴动作————如果她没做到这一点，也许根本就不像————大家都跟她说塑得挺好。但是大家都没有提她原来的方案是对的，尼科尔森先生不应该插手：这个头像太小了，看上去缺乏英雄气概。要是能把里面掏空，并在顶上开道缝的话，也许当个存钱罐挺好。
铸造厂把铅抛光了，直到闪闪发光，最亮的地方几乎就像银制的。他们把头像安在一个黑色塑料做的结实的小底座上，送回来三件：一件去白宫呈交，一件用于展览，还多出来一件。但是多出来的那件不久掉到了地上，损坏严重————鼻子几乎陷进了下巴————要不是霍华德·惠特曼说了句话让大家哈哈大笑，我妈妈本来有可能放声大哭，惠特曼说现在倒是很像副总统加纳尔。
霍华德在《纽约邮报》时的老朋友查理·海因斯现在在白宫当一名低等职员，他安排了上班时间的某天上午晚些时候去见总统。我妈妈安排斯隆那天晚上来跟我和伊迪丝住；然后她坐夜车去了华盛顿，用一个纸板箱带着那个雕塑，在华盛顿的一间廉价旅馆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午，她在一间人很多的白宫接待室里见到了查理·海因斯，我想他们在那里扔掉了那个纸板箱。海因斯领着我妈妈去了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等候室，他跟她坐在一起，她把没有包装的头像搁在自己的大腿上。轮到他们时，他陪着她走到总统的办公桌前交接头像。过程并未持续很久，没有记者，也没有摄影记者。
之后，查理·海因斯带她去吃午餐，很可能是他答应过霍华德·惠特曼会那样做。我想象那不会是家一流的餐馆，而更有可能是一家顾客很多的实惠餐馆，干活的新闻界人士爱去的那种，我还想象他们不知道聊些什么，直到他们聊起了霍华德，说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真是可惜了。
“对了，你认识惠特曼的朋友巴特·凯姆彭吗？”查理问。“那个年轻的荷兰人？拉小提琴的？”
“对，当然了，”她说，“我认识巴特。”
“嗯，天哪，他那件事可是皆大欢喜，对吧？你听说了吗？上一次我见到巴特，他说：‘查理，对我来说大萧条已经结束了。’他跟我说他找到了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她出钱请他给她的孩子当家庭教师。”
我能想象当天下午她乘坐那趟开得又慢又久的火车回纽约时，是什么样子。她肯定坐在那里直直地盯着前面，或者盯着那块肮脏的车窗的外面看，但是什么都没看到。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脸庞一直是受伤后的虚弱样子。她跟富兰克林·D. 罗斯福难得地打了次交道，却一无所获。不会有照片、采访或者专题文章刊登出来，不会有新闻记录片报导的激动时刻；陌生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是怎样从一个俄亥俄州小镇走出来，也不会知道她独自一个女人，勇敢而艰难地走过来，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一路上，她始终呵护着自己的才能。不公平啊。
她现在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跟埃里克·尼科尔森的浪漫情事了，我想她也许甚至在当时就知道，那种关系也摇摇欲坠————她最后被抛弃，是在接下来的秋天里。
她当时四十一岁，即使是浪漫的人，也一定得承认到了这个年纪，青春已逝。对于度过的那些年，她什么都拿不出手，除了塞满无人问津的绿色石膏像的一个工作间。她崇尚贵族，可是没理由认为贵族有一天也会崇尚她。
每次她想到查理·海因斯所说的关于巴特·凯姆彭的话————哦，多么可恶；哦，多么可恶啊————羞辱感伴着火车发出的咔嗒声，以无情的节奏一波一波再次涌上她的心头。
她这次回家，表现出了勇气，不过迎接她的只有斯隆、伊迪丝和我。斯隆已经让我们吃过饭，她说：“炉子里有一盘是留给你的，海伦。”但是我妈妈说她宁愿只喝一杯酒。她当时刚开始跟酒精做长期斗争（最后还是失败了）；那天晚上，她决定喝一杯酒，不吃饭，她肯定是觉得那样更能给自己打气。接着，她跟我们说她那一趟华盛顿之行的“方方面面”，尽量让这一趟听着像是一次成功之行。她谈到真的走进白宫多么令人激动；她又讲了一遍罗斯福总统在收到那个头像时，跟她所说的不管什么三言两语、彬彬有礼的话。她还带回来了纪念品：给伊迪丝一摞便签大小的白宫信纸，给我一个用得很旧的木头烟斗。她解释说她看到一个相貌堂堂的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等候室抽那个烟斗，叫到他的名字时，他很快在烟灰缸上磕空了烟斗，放在那儿就快步进去了。她一直等到确定没人看到她时，才从烟灰缸上拿走那个烟斗装进了她的小包。“因为我知道他肯定是个重要人物，”她说。“很可能是个内阁成员或者类似那样的。不管怎么样，我想你会很喜欢玩这个。”可是我不喜欢，我用牙咬着太沉，吸的时候，味道难闻极了；另外，我老是在想那个人从总统办公室出来发现烟斗不在时会怎样想。
过了一会儿，斯隆回家了，我妈妈独自坐在餐桌前喝酒。我想她是希望霍华德·惠特曼或者她别的老朋友也许会来串门，但是没人来。几乎快到我们上床睡觉的时间时，她抬起眼说：“伊迪丝？跑去花园里看看能不能找到巴特。”
巴特最近买了双橡胶底的亮棕色鞋子。我看到窗户外面，那双鞋子轻快地走下黑色的砖头台阶————他走得快活，脚步似乎没怎么碰到每级台阶————然后我看到他微笑着进了工作间，伊迪丝在他身后关上门。“海伦！”他说，“你回来了！”
她承认自己回来了，然后从餐桌前站起来，慢慢走到他跟前，我和伊迪丝开始意识到我们即将看到一幕糟糕的情形。
“巴特，”她说，“我今天在华盛顿跟查理·海因斯一起吃午餐了。”
“哦？”
“我们聊得很有意思。他好像跟你很熟啊。”
“哦，也不算真的很熟；我们在霍华德家见过几次面，不过我们真的不是————”
“他说你跟他说对你来说，大萧条已经结束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又笨又蠢的有钱女人，出钱请你给她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别插话。”
但是显然巴特根本没想插话。他穿着不发出声音的鞋子，从她跟前往后退，退着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花园小孩。他的脸上显得受惊了，变得通红。
“我不是个有钱女人，巴特。”她说，同时对他步步紧逼。“我不笨，也不蠢。在忘恩负义、背叛、恶劣之极的不怀好意、谎话摔到我脸上时，我还是能够看出来的。”
姐姐和我已经上了一半楼梯，我们挤在一起，想要在最糟糕的阶段到来前躲开。这种事情最后总是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在她不管怎么样完全失控、吼叫起来之后。
“我要你滚出我家，巴特。”她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都讨厌那些说什么‘我有几个最好的朋友是犹太人’的人，因为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你明白我的话吗？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
之后，工作间里静了下来。我和伊迪丝没有说话，互相避开了眼神，换了睡衣就上床了。但是没过几分钟，这座房子再次回荡起我妈妈怒气冲冲的声音，好像不知道怎么着，巴特给带了回来，被迫再次接受惩罚。
“……我说‘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也永远不会有……’”
她在讲电话，正在跟斯隆·卡伯特大概讲一下那一幕，显然斯隆会站到她这边安慰她。斯隆也许知道圣母马利亚在去伯利恒的路上有什么感觉，但是她也知道怎样学我口吃来博大家一笑。这种情况下，她马上就会明白自己该怎样选择立场，把巴特·凯姆彭从她那个迷人的圈子踢出去，也不会让她有多大损失。
电话终于讲完后，楼下一片寂静，直到我们听见她用冰锥在冰箱里面捣：她正在给自己再弄一杯酒。
不会再在我们的房间里上课了。我们也很可能不会再见到巴特————要么万一见到，他很可能也不想见到我们。可是我们的妈妈是我们的，我们是她的；当我们躺在那儿聆听上百万种微弱而又微弱的声音时，就带着这样的认识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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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置于庭院，盛满水供小鸟戏水或饮水的盆形装饰物。
[2] 塔马尼大厦原在纽约曼哈顿第三大道，为塔马尼协会的总部，该协会支持民主党，与爱尔兰移民及后裔关系密切，从18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政治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