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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立于朝，则昌明学术，以待后之学者。而与其著书，不若订正前人之书，为免无知妄作之嫌也。文公为程门私淑弟子，于其遗书，殆无一字不精熟，知其中颇为后人窜易，非程子之本意。乃反复参订，以复其真。乾道四年书成，九年，又成外书。
横渠张子，关中大儒，士子宗师。尝于学堂双牖，左书《砭愚》，右书《订顽》。伊川改曰《东铭》、《西铭》，尝言《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游其门者，必令看《大学》《西铭》。文公发明其义，成《西铭解义》。
濂溪周子，著《太极图》，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又著《通书》四十篇，发明太极之蕴，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世误以图为书之卒章，使周子立象尽意之微指，暗而不明。文公厘正其失，作《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义》《太极图说》二书，至晚年始出以授学者，盖慎之至也。
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所载宋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会，而又汨于虚浮诡诞之说。于是采取其要，撰《名臣言行录》，盖与《伊洛渊源录》相表里云。
居母氏丧，则撰家礼，以复古制。顾吾人于朱子之书，所最不可一日废者，其《小学》《近思录》乎。《近思录》掇取周程张四子之言，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作后学入门之阶梯，总六百二十二条。助成之者，东莱吕子也。《小学》一书，做人样子，最为切要，自序云：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淳熙丁未三月朝旦晦庵题。
盖文公既发挥《大学》，以开悟学者，又惧其失序无本，而不能以有进也，乃辑此书，以训蒙士，使培其根以达其支。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略备焉。
司马温公受诏编集《资治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厥中，而未成也。至绍兴初，南阳胡文定公始复因公遗稿，修成《举要补遗》若干卷，则其文愈约而事愈备矣。朱子犹病其识之弗强，不能有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也，乃别为义例，增损隐括，而成《资治通鉴纲目》。法《春秋》，寓褒贬于书法之中，上下千有余年，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批评】
世之汲汲求仕者，莫不曰为欲行所学也。使其果有实学，则吾身即不用，而讲学著书，亦未尝不可以行道。观朱子身虽在野，其学说足定一世之耳目，其遗书可正万代之人心，吾道岂非已大行乎？今人一出学堂，即想利禄，操教科报章之学，谓即可以治天下，学堂愈多而学风愈坏，学生日多而学人日少，言之慨然。
理学始于宋，而周程张四子为之魁，朱子于周子则解其《通书》与《太极图说》，于二程子则订其遗书，于张子则注其《西铭》，不愧集大成者也。
《五朝名臣言行录》十卷，《三朝名臣言行录》十四卷，皆朱子撰。五朝为开国至英宗，三朝则英宗以后至徽宗也。朋溪李士英又撰《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八卷，《四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六卷，《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十七卷。今有合刻本。
《近思录》有江永注本，《小学》注者不一家，近通行高愈本。同治间，湘乡罗忠节公泽南因朱子之书，撰《小学韵语》，简明易诵，有子弟者，不可不置一本也。有苏州书局刻本。
温公《资治通鉴》，上起战国，是明示人以继春秋之后矣，而不敢于书法寓褒贬，则温公之谦也。朱子改为纲目，与蔡季通书云，“通鉴节本，只名纲目，取一纲举众目张之义。”其实纲即拟经，目即拟传，最足正温公之书者，于三国之帝刘黜魏是也。
士子如果不在朝廷中做官那就研究阐述学问，以等待后来的学者。与其自己写书，不如修订矫正前人所写的书，以避免出现无知而任意胡为的嫌疑。朱熹对程氏敬仰而不能从学，自以为其弟子，对程氏的著书，没有一个字不研习精熟，知道这其中有一些被后人私自篡改，不是程氏的本来意思，于是多次修订他们的书，恢复其真实面貌。乾道四年修订完成《程氏遗书》，乾道九年补修成《程氏外书》。
横渠先生张载是关中地区的大儒、士子们的宗师，曾经在学堂的两个窗户上左边写《砭愚》一文，右边写《订顽》一文。伊川先生改称为《东铭》、《西铭》，曾说《西铭》是明确了理学根本是一样的但发散开来却各有不同，拓展了以前圣贤没有阐述的内容，和孟子的人性本善、保养元气的观点有同样的效果。对随他求学的人，一定会让其看《大学》、《西铭》两篇文章。朱熹阐述其中的义理编写成《西铭解义》。
濂溪先生周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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