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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可以用于二十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个人。正同阿伯特·默里在《一切美国人》中写的一样，艾里森的小说讲了“一个典型故事，不仅写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人，也写到二十世纪所有的人；写到黑人所处的显而易见的窘境，也象征了所有人的基本境遇。”在审视我们的人们眼里，我们当中有谁是真正可见的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真正看清自己，不用说知道自己是谁了，特别是作为美国人；因为，在艾里森看来，“我们社会的性质决定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所谓自力更生的个人，在艾里森的时代或是我们的时代真有可能存在吗？
具有现代讽刺意味的是，针对爱默生所追求的个人英雄主义，他却发现历史及意识跟“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个人这个任务”之间有着复杂联系。在《看不见的人》整个故事中，尽管叙事人对以往的概述若隐若现，艾里森还是把意识与具体的历史年表联系在一起。一些叙述的出处，虽然有时是具体清晰的，但也是模糊或不具体的，这当中上下文和情景的空缺有待读者自己去填补。小说开篇伊始，隐身人的祖父鼓励他的孙子（包括我们所有人）去解码历史，他说，“我一辈子都是个叛徒。自从重建时期开始，我缴了枪以来，我就是潜伏在敌国的密探。”而且，还远非如此。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波克·T.华盛顿；内战（南北战争）、黑奴解放、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黑人从南方农村成群地移居北方城市、经济大萧条；哈莱姆区种族骚乱，这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但应该加以理解，种种形象，会在看不见的人的历史雷达荧屏上闪烁。
但是还应注意，艾里森运用历史的另一预见性的方面。默里记得，艾里森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说过，“文学的真实性在于它的预言性”。“叙述不仅仅是一种复述，它也是一种预言”。《看不见的人》里，那些虚构的孩子们，在超现实的动荡中孵化成长，能够预知历史的未来走向。故事讲述者的经验和想象，预测到美国社会未来不断加剧的变化：一九五四年的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的裁定中，有关种族平等的决议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权运动；随之而来出现了颇具争议的所谓黑人权利；在六十年代发生的对个人与文化相一致的极力反对————这种反对有时会导致反一致性的思潮；所谓“妇女问题”也会演变成为影响深远、有时颇具争议的女权运动；一些人存有野心，企图通过似是而非的努力，创建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彩虹”同盟；甚至，在毒品的作用之下，有的出现意识极度混乱的幻觉；更有甚者，一些极端的、即兴的、后现代的自我思潮，以争取身份政治的面貌，在你死我活的政坛上粉墨登场。
《看不见的人》是一部怪诞、随意的离经叛道小说。在小说的篇章之中，舆论在美国人所钟爱的箴言“合众为一”与其对立的“由一而众”来回摇摆，最终像回旋飞镖一样使人接受更为复杂的、对一个统一国家的那种归属感。也许，正像大型爵士合唱团领唱杜克·艾林登那样，艾里森引领他的叙事者、他的人物，连同他的读者一起，走进一个迷宫般的流浪汉冒险故事。虽然植根于时间脉络，故事却摆脱历史细节的羁绊，用切合时宜的手法，来实现作品的永恒。在整部小说里，看不见的人被艾里森刻画为“一个煽动群众的人物艺术形象”。他的生活轨迹是从一名失败的演说家过度到渴望成功的作家，他始终想描绘形形色色的美国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令人捧腹大笑的混合体；包括自我驯服、净化、转变，一层层地沉降到过去。这期间，他提起一个黑人老妇告诉过他，所谓自由，“不过是告诉别人你的心里所想”；南方大论战后所产生的关于种族仪式和禁忌，远比真正的法律更有力；吉姆·丘博拉那种残暴的、心理矛盾的、但富有男子气、有关乱伦和感伤的故事；在黄金时日的那种放纵无序的混乱局面里，老兵释放出一种令人痛苦的、常被忽略的智慧；盲人教士荷马·巴比在美国革命纪念日的布道里所运用的历史加神话的妙术；布雷特索校长有关自身利益和种族和解的无情政策；“看不见的人”在北上的旅途中，亲眼目睹在拥挤不堪的地铁里，黑人男乘客跟白人女乘客肉体紧贴在一起的镜头，而感到不安；他不期而遇布鲁斯歌手彼得·韦特斯查，他将魔鬼的女婿和圣彼得的品质融为一体；老路西斯·布鲁克威这位黑人，是在自由画廊的锅炉房里替白人搬运重物的；卖番薯小贩香喷喷的番薯，使人想起“看不见的人”有趣的谐音双关，“我是小贩贩番薯”；在冰冻的街上，黑人老普利马斯·普罗弗把获得自由的证书抛向空中，像他跟妻子一起被放逐时扔掉小猪肠一样；玛丽·兰波，一个人见人爱的母亲，她的教导“我身在纽约，纽约却并不在我心里”，这一肺腑告诫久已流传，却没有被“看不见的人”所记取；兄弟会的阴谋和算计————杰克大哥灵感一闪时说过，“你不是被雇来思考的”；雷斯（Ras）从一名讲道者转而成为骑着马横冲直撞的破坏者，他的行为使人想到那孤独的骑手，而不是任何一名美国的酋长；看不见的人一厢情愿地想获得自由，从地下道口深入地底下去蛰居，而且铺设了电线试图有所见闻，最后，几经思量，把美国的“原则”当作直面世界的开端，就像那只杰克熊从洞里爬了出来，走向“熙熙攘攘、若隐若现的世界”。
与古典神话里出现的牛头怪物的迷宫不同，艾里森用通俗语言编织了迷宫。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些难忘的龙套角色，像诺顿先生、杰克大哥、托比特（“两个小鬼”的谐音）兄弟、雷斯屈姆（“卫生间”的谐音）；塔普大哥黝黑大腿上油腻和变形的脚镣，诉说了他勇敢跟命运抗争的故事，怎样机敏地从用铁链锁在一起的人群当中逃离；红衣白种女人坚持把“阶级斗争跟床戏混为一谈”；女巫西比尔幻想一个无名、强悍的花花公子，她这想入非非促使看不见的人用口红在女巫的肚子上写下“西比尔，你被圣诞老人强奸了，真怪。”两名黑人杜普和斯科菲尔特“最擅长用自己的方式行事”，趁乱焚烧了房屋；另外还有老“臭口”、混蛋、淤青佬、老臭股自己以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
贯穿整个故事的是小说的主要角色：“看不见的人”的祖父在临终时承认并否定了臭名昭著的祖父条款；英俊的托德·克利夫顿“满头波斯羊一样的卷发，从不找人把他的头发拉直”。最后失望地、具有讽刺意味地以吟游歌手的身份纵身一跃，“跳出了历史”；拉斯的以黑人为中心的异乎寻常、令人不安的激昂演说极具力量；（谁会忘记他呢？）；B.P.莱因哈特掌管着一个“炽热沸腾的流体世界”（其中P表示海神“普洛透斯”，而B表示“福佑”；一九五七年，艾里森巧妙地把小说里的一位主要角色也叫做“福佑”）。艾里森思如泉涌，将人物和情节虚构之“肉”贴附在信念的“骨头”之上；在美国复杂的地下社会里，有能说会道但又无形的男男女女，公开表明说“遇见下一个‘未知’以前，对人类的种种可能性，需要有某种信仰”。本着这样的精神，艾里森激励看不见的人讲述，为成就自己口才所作出的许多努力，用以针对美国不同读者的本性气质；无论他们是白人或黑人，南方人或北方人，乐观的还是愤世嫉俗的，对个人和公共机构的运转机制概念模糊的、清晰的还是全然无知的。在他自己的演说中，看不见的人对即兴的演讲中为了体现雄辩，演说者与听众之间需要有活力的互动估计不足。然而，在他把写作当成事业之后及时作出了调整（只是作为演说家是稍晚了一些），慢慢学会了怎样努力去挑战他自己的技巧和他读者的技巧。
以上所说的情况，一直到小说的最后部分才出现。在开场白里，看不见的人并没有要求对话：他不能，也还不是时候。也有反响质疑他的动机，削弱了他那个极易受伤、不断应付、同时正在形成的自己。小说从头至尾的二十五章里，作者讲述了看不见的人的一生，他没有能够实现雄辩才能和做政治领导的理想，因为他跟外界相距太远，几乎是一个离群索居的独行客，死死地被幻想所控制（他自己的和别人的）；同时，也因为弄不明白，他和他的言辞，在美国那个“权利即可能性”的等号之中，仅仅是些变数。一直到了结尾，跟他是谁和他的人性作了讽刺性、有条件的妥协之后，他才准备回答、对话，准备好冒险作出亲近的言辞行为，总而言之，准备好展现雄辩才能。在小说结尾，看不见的人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而且，他刚刚完成叙事的章节中显露的可见性，加快了他要重新回到世界的决定。与新的写作技巧和辛苦得来的、关于自身和世界的知识一致，他毫不夸张他获得的愉悦和文字的魅力。相反，他迟疑了，因为要回答下面这个严峻的问题：“我为何写作？在写作中备受折磨又是为了什么？因为在不知不觉之中，我弄懂了一些事理。如果没有行动的可能性，一切知识到头来不过是‘边存档，边遗忘，’我既不能储存资料，也不能遗忘。”在作为演说家的整个过程中，他以言语行为抑制了读者要他采取行动的催促；而现在，写作的行为促使他作出采取行动的承诺。
他的新职业带来的第一后果是，继续决心“至少将有关情况告知一些人”————关于他的获取经验和知识的旅程，关于行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小说的结尾，看不见的人表明了美国经验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联系性的主张；这是他早些时候，在拉斯等一帮民族主义者手中死里逃生的经历里领悟到，美国人身份是“美妙的荒唐”之后形成的态度。但是，首先在他把我们其余的人卷进来之前，他承认人心的状况可怕，特别是艾里森感觉到的美国经验特有的身份逃避。在告诉我们他正在做什么之后，问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尴尬的问题————“有谁知道，虽不很经常，我是在替你说话呢？”————同时强烈呼吁我们要共同参与。虽然他的媒介是书面语；他的语言却具有随意、不落俗套和通俗易懂的口语特色，这连同故事一起使后来的一代代读者有话想说，对看不见的人和艾里森就“原则”和“美国身份的美妙荒唐”反馈他们的看法，而这“原则”和“美国身份”“跟以前一样以具体、鄙俗、却又崇高无比的方式继续坚持着”，只是现在“我们更懂得我们跟‘美国身份’的关系以及‘美国身份’跟我们的关系。”
在四十多年前，《看不见的人》出版还只有五个寒暑，艾里森写信给阿伯特·默里时说，他“偶然发现英国出版的一本文艺批评书，叫做《浩劫与想象》；这本书花了不少篇幅讨论《看不见的人》，把它选入了一份短小的小说书单；这个狂小伙子认为这些小说，在今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它们都会很感兴趣”。虽然，接下来，艾里森马上开了一个令人泄气的玩笑————“当然这个人一定是在抽大麻”————但这个爱打趣的批评家笑到了最后。如果把《看不见的人》比作一个人，现在他已经进入中年，但是，套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一个比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像“一个充满激情的、刚性的、目光敏锐的新来者”，所有的迹象表明，《看不见的人》再过一个世纪还具有生命力。
要对《看不见的人》在美国的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解释，不能忘记艾里森自己的生命几乎横跨了二十世纪这个事实————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九四年，作为一个小说家，艾里森得天独厚的对时间具有弹性意识。他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嬗变；他用一只眼睛通过南北战争的棱镜来回望十九世纪，同时又对当今科技对人性的急剧冲击力着迷；甚至从自身所在的世纪，前瞻到了二十一世纪。
虽然他很谦虚，立志却十分高远。从一开始，他想从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寻找到他所处时代人们在想象中对美国人生道德规范的展现，而这种规范都隐含在“独立宣言、宪法以及人权法案里”。《白鲸》这本书，是他送给妻子方妮当作一九四四年生日礼物的，还有《哈克贝利·芬》，另一部他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之一”。艾里森发现“小说跟民族性紧密联系”这一执着主张在这两部小说里得到了肯定。就他而言，艾里森写自己的小说和叙事人的自传时，非常有意识地继承一个传统。因为他对社会的兴趣胜过依希梅尔，后者“独自逃出来向你倾诉”，也胜过哈克，他显然是忘记了杰姆，“那位真正的父亲，但是他太黑了，太黑了”，他年少气盛，一个劲想“比其他地方都要更早地去照亮准州（就是后来艾里森笔下的俄克拉荷马州），看不见的人准备露出原形，然而又举棋不定。跟那些十九世纪兄弟们不一样，他是深受鼓舞的，即便是看不见的人也要承担一种社会责任，但没有被这种可能性（作者的黑体）鼓舞而产生幻想。
一九五三年，在接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时候，艾里森用带有十分鼓动性的题目作了演讲：“惊人场合的豪言壮语”，把“《看不见的人》作为小说的主要意义”，看成“以试验的态度和目的，回到为实现民主而承担个人道德责任的心态；这是我们十九世纪最佳小说的特征”。几乎是四十年之后，査里斯·约翰逊把在国家图书奖大会上的致辞献给艾里森，赞扬他的榜样、他的成就、对他本人的鼓舞，以及，他预言，对今后更多另外的小说家的鼓舞。在回顾《看不见的人》的时候，约翰逊希望“出现一种美国黑人小说，那是艾里森式的、更具智慧、艺术性丰富的小说，它使得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有可能将狭隘的发泄转变成为宽容的颂扬”。本着小说的精神，在《航道中途》杂志上，约翰逊表扬了艾里森，说他开辟了一个从美国海岸通向遥远内地的航道，通向艾里森曾经描写的“理想之乡————那是一方久望登临、久久想念的地方，却又那么可望而不可即”。现在，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样，《看不见的人》还常常在凌晨被人们热切地翻阅着、推敲着、重述着、讨论着，继续为人们树立起雄辩和试验的标杆。我预计，在新世纪，这一标杆会越来越令人信服，随着美国在比喻意义上或是实际上，成为一个有色的国家；诚如艾里森早已断言的那样，“真正的美国人，无论他是谁，也总带一些黑色”。
（黄遵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