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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忙的。”
“现在好了。我总觉得你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的，因此你得注意。”
我站起身来要走了，她也从椅子里起来陪我一起向门口走去。
“随便什么时候，如果你要在男子寄宿舍之外找个地方住，那就找我好了，”她说。“房租公道。”
“我会记住的。”我说。
我一下子就记起了她的话，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快。我一走进男子寄宿舍那灯火辉煌、人声嘈杂的门厅，就被一种疏远的、敌视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工装裤引人注目，我知道我在那里住不下去了，我那一阶段的生活算是结束了。门厅是各种各样的人们聚会的地方，他们仍然抱着各种幻想，而这些幻想却刚刚从我的脑海里排除出去：为了回到南方继续上学而做工的男大学生；身怀建立黑人实业的一纸空文的上了年纪的种族进步的鼓吹者；既没有教堂也没有会众，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酒，既没有肉体也没有鲜血，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权威任命的传教士；没有人追随的社会“领袖”；仍然迷恋着战后关于实现在隔离范围之内的自由的梦想的六十或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那些除了梦想成为上等人以外一无所有的可怜虫，他们担任着小小的职务或者领取微不足道的年金，可是都装出一副从事某种规模巨大然而不引人注目的企业的样子，他们老是喜欢模仿某些南方国会议员的那种矫揉造作、貌似优雅的风度，点头哈腰地走过去，就像仓库前面空场上的老公鸡的那副模样。对那些比较年轻的一群人，这时我产生了轻蔑的心理，就像一个幻想破灭了的空想家对那些仍然没有觉察到自己在幻想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感觉一样————从南方的大学来的学实业的学生，对他们来说，实业是一种模糊的、抽象的、规则像诺亚方舟那样陈腐的职业，但是他们仍然陶醉在财政学中。是的，那有类似的抱负的比较年老的一群人，那些“原教旨主义者”，那些指望仅仅凭空想而获得经纪人的重要地位的“演员们”，一群看门人和信差，他们把大部分工钱花在像华尔街经纪人所穿戴的那样时髦的服装上，比如布鲁克兄弟公司出品的成套衣服和圆顶硬礼帽，英国雨伞，黑色的小牛皮鞋和黄色的手套；他们进行传统的、热烈的争论，争论什么领带配什么衬衣才合适，哪种灰色的鞋罩好，以及威尔士亲王在某个季节性的活动中会穿什么衣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双筒望远镜应该挂在右肩还是挂在左肩；他们从来不看财政金融专页，可是他们虔诚地买《华尔街日报》，左手紧紧地拿着，放在左肘下面，牢牢地紧贴在身体上————不论天气好坏，指甲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而且戴着手套————他们从容不迫，举止大方，动作精确（哦，他们有风度），而另一只手拿着一把卷得紧紧的雨伞，以适当的角度前后来回摆动着；他们一丝不苟地按照时式的要求，换上汉堡帽和软领单排纽扣长大衣，或者换上马球外套和蒂罗尔式的帽子。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眼睛的表情，我什么都看出来了，而且我也看出了日后他们知道我的前途已经完结了的那个时候会是副什么样子，我还已经看出了他们对我、对一个丧失了前途和自尊心的大学生所表示的轻蔑的态度。我看到了这一切，我知道甚至连那些公务员和年纪较老的人，也会莫名其妙地看不起我，仿佛这是因为我在布莱索的上流社会里失去了地位，我背叛了他们……他们看着我的工装裤时，我心里就明白了。
我向电梯走去，这时我听见有人放声大笑，我回过头来看见他对坐在门厅椅子上的一群人喋喋不休地讲话，他那高高的额头起了皱纹，头发剪得短短的，脑后胖得圆滚滚的，我肯定这就是他，于是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来，把那闪闪发光、又臭又满的痰盂拿起，跨上两大步，把里边那大量的、棕色的、半透明的污水，哗的一声淋在他的头上。屋子那头有人发出警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等我弄清楚这不是布莱索，而是一个传教士，一个著名的浸礼会的传教士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睁大了眼睛，射出怀疑和愤恨的目光，我箭一般飞快地跑开，在人们还没有想到要抓住我之前，我已经冲出了门厅。
没有人追赶我，我在街上彷徨，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惊愕。后来天开始下雨了，我偷偷地回到男子寄宿舍附近，央求一个对这件事感兴趣的搬运工把我的东西悄悄地拿出来。他告诉我说，我已经被禁止进入这座大楼“九十九年零一天”。
“你恐怕不可能回来了，老兄，”搬运工说，“但是我敢发誓，你做了这件事以后，他们会一直谈论你的。你真的给老牧师施了洗礼！”
就这样，那天晚上我回到了玛丽的家，我住在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直到结冰为止。
这一段生活是安定的。我用赔偿金支付生活费用，而且觉得和她住在一起除了她经常谈论的领导和责任问题之外，是令人愉快的。甚至连这个也不太坏，只要我付得起生活费。可是赔偿金只是一笔小款子，几个月以后钱花光了，我又在找工作了，这时，我觉得听她说话特别使人不愉快。但是她从来不向我催讨，用餐的时候，仍然像往常一样慷慨地给我上饭菜。“你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她总是说。“每个能干的人都有艰难的日子，当你成为大人物的时候，你会知道正是这里的这些艰难的日子帮了你很多忙。”
我可不那样看问题。我已经不晓得何去何从了。不找工作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消磨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多得不计其数的书籍。有时当我还有点钱，或者靠伺候进餐挣来几块钱，我就在外面吃饭，在街上徘徊到深更半夜才回去。除了玛丽以外，我没有别的朋友，也不指望有。我也不把玛丽当作“朋友”看待；她不仅仅是朋友————她是一种力量，一种坚定的、熟悉的力量，这力量像来自我的过去的某些东西，使我不致卷进我不敢正视的某种未知的境地中去。这是一个最伤脑筋的处境，因为同时玛丽经常提醒我，指望我做些什么，带头做些事，取得有新闻价值的成就；我一面对她这点感到不愉快，一面又因为她牢记这个朦胧的希望而热爱她，我被这两种思想弄得精神不安。
毫无疑问，我能够做些事，但是做什么而且怎么做呢？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交往，我也没有什么信念。那在工厂医院里发展起来的、摆脱不了的关于我的身份的思想，又猛烈地在脑子里翻腾起来了。我是谁？我是怎样成为这个样子的？当然，我不由自主地和离开大学时不一样了；但是，这时一个新的、伤脑筋的、对立的声音已经在我的内心逐渐形成，在它采取报复行动的要求和玛丽的无声压力之间，我的心由于内疚和为难而悸动着。我需要和睦和平静，需要安宁，但是我的内心翻腾得太厉害了。在不知什么地方，在由我的生活所造成的我的头脑中所产生的那种冰冷情感的思想负担底下，一星阴郁的怒火燃烧起来，发出那么强烈的红光，要是凯尔文勋爵15当时知道它的存在的话，那他就会修改他的量度了。不知哪里曾经发生过一阵细微的感情的爆发，这可能要追溯到爱默生那儿，或者追溯到在布莱索的办公室里的那个晚上，它使得冰帽开始融化，并动摇了最微小的那一点。但是那一点，那一小部分当时并没有改变。上纽约来，也许是想保持那过去的、凝固的部分的一种不自觉的尝试，但是这无济于事；热水已经进到蛇管里去了。也许只有一滴，但是这一滴是大洪水的第一个浪头。在一段时间里，我相信我是尽力而为的，甚至连躺在烧得旺旺的煤块上也心甘情愿，为了能在母校谋得一个职位什么都干————可是突然一下子垮了！彻底完蛋了，一切都结束了。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忘掉它。只要所有那些在我的脑子里呼喊的相互矛盾的声音能够平静下来，和谐地唱一支歌，不管唱什么我都不在乎，只要它们不是各唱各的调就成；是的，要避免那些不确切的、过分极端的音阶。可是一点也没有办法解救。我恨得发狂，但是“自我克制”得过头了，那是已经凝固的美德，那是使人僵化的缺点。而且我越是愤懑，我那要说话的旧时的冲动就越强烈。当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话语情不自禁地从嘴里涌出来，咕哝着。我对我可能会做的事感到害怕。一切事情都在我的头脑里当真受到了冲击。我渴望回家。
一个下午，当我感到冰块正在融化，形成一场洪水，自己面临着灭顶的危险的时候，我发觉我在北方的第一个隆冬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