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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我们终于上了路，汽车在环绕学校的公路上疾驶，我最后一次从后窗长久地凝视着校园。学校慢慢地模糊了；太阳已经爬上了树梢，那些坐落在低处的楼房，布局整齐的场地都沐浴到阳光中。不一会儿，一切都不见了。不到五分钟，我心目中可与任何最好的地方媲美的那片土地便无影无踪，消失在一片荒野之中。公路旁边不知什么一动，我眼睛跟了过去，原来是一条毒蛇沿着灰白水泥路面急速地向前蠕动，爬了一段，钻进了路边的一段铁管里。一块块棉花田，一间间小屋，从眼前一闪而过，我不由地感到我正进入一个未知的天地。
老兵和克伦肖准备在下一站换车。下车之前，老兵把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和蔼可亲地看着我，与往常一样，仍然笑容可掬。
“现在该给你一点父辈的嘱咐了，”他说着，“不过，还是免掉的好————因为我猜想我不会做谁的父亲，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父亲而已。这也许可以作为我给你的赠言：做自己的父亲，年轻人。记住，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只是你要去寻找发现。最后，别去理会诺顿先生那种人吧。你要是不懂我的意思，就好好想想。再见。”
我看着他跟在克伦肖的背后，穿过一群候车的乘客。他那矮小、滑稽的身形掉过头来，挥了挥手，然后穿过到站的红砖大门，消失了。我往椅背上一靠，舒了口气。然而乘客一上车，汽车重新上路之后，我又感到了沮丧和孤独。
车子穿过泽西乡间的时候，我的心绪才开始好转，接着恢复了我从前的信心和乐观精神，心里盘算着怎样安排我将在北方度过的日子。我要努力工作，为我的雇主效劳，这样他就会向布莱索博士说许许多多我的好话。我要积蓄些钱，等到秋天，我就带着纽约的文化修养返回学校。我将成为校园中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也许我将出席市政会议。这个会议我从无线电广播中听说过。我得学习那些主要发言人登台演讲的诀窍。而且我得充分利用我各方面的关系。带信去见那些大人物的时候，我将举止大方，谈吐文雅，语气随和，面带讨人喜欢的笑容，处处彬彬有礼。我将记住他（“他”指任何一位大人物）若谈到我不熟悉的话题（我绝不主动提出话题），我只含笑表示赞同。我的鞋子将擦得锃亮，衣服熨得笔挺，头发梳得服帖（但发油不可太多），在右面分开；指甲干干净净，腋下得用解臭剂————哪怕最细枝末节的小事也得留意，可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这些人都有一股子臭味。心里一想到我将跟这些人接触，不由得产生了一种老于世故、通晓人情的感觉。再摸摸口袋里的七封重要信件，不禁飘飘然、洋洋自得起来。
我陷入了遐想之中，茫然地眺望着窗外的风景，直到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搬运工瞪着我的时候，才回到现实中来。“伙计，你下车不下车？”他问道。“下车的话，你好准备走了。”
“哦，我当然下车，”说着我就站起身来。“噢，请问上哈莱姆区该怎么走？”
“这可容易，”他答道。“一直往北走。”
我随手取下了行李袋，还有那只作为奖品的公文包（还跟格斗那天晚上一样锃亮），他指点我怎么乘地铁。于是我就挤进了人群。
进入地铁，我就不由自主地被黑压压的人群拥着往前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身材和休珀卡戈相当的粗壮的服务员一把抓住我的后背，把我连人带物一下给塞进了车。车厢里拥挤不堪，乘客都给挤得仰着头、瞪着眼，活像小鸡听到了大祸临头的响动，吓懵了似的。车门关上了，我被挤得紧靠在一个穿黑衣服的大块头妇女身上，她摇摇头，笑了笑。她那油光光的白皮肤上长着一粒色痣，像雨水润湿的平原上兀立的一座黑乎乎的小山，我看了感到难受。我全身上下都可以感到她身体软绵绵的，富有弹性。我既不能往边上歪又没法向后退，就连旅行袋也没法放在地上。我就被夹在那儿，跟那妇女贴得那么紧，头一低，嘴唇就会碰着嘴唇。我拼命想举起手来向她表示我这是不得已。我一直以为她会喊起来，幸好车子突然往前一冲，开动了，我这才能把左手往上挪动。我闭着眼，手紧紧地抓住上衣的翻领。列车轰隆隆地往前开，不时地左右晃动，把我紧紧地贴在那女人身上。我偷偷地左右张望了一下，发现人们压根儿也没有注意，就连她也只顾想自己的事，没有介意。火车仿佛顺坡而下，猛然一停把我摔到了月台上面，好像是从发狂的鲸鱼肚里被反刍出来了似的。我拖拉着行李袋，随着人群上了阶梯，来到热烘烘的街道上。我也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其余的路我宁可步行。
我在一个橱窗前面站了一会儿，凝视着玻璃上反映出来的我的身影。刚才在车上我被挤得靠着一个女人，此刻我想恢复一下。我周身发软，衣服潮湿。我对自己说：“你来到了北方，不错，是北方。”可是假如她叫了起来，那……下次乘地铁，上车我就要双手抓住上衣的翻领，下车之前，手绝不松开。哎呀，老天呀，这种事情肯定会常常惹出乱子来，可我怎么没有在书上读到过？
这里有砖砌大楼、霓虹灯商标、玻璃橱窗和喧哗的交通。我从没见到过这么多黑人，即使随辩论队上新奥尔良、达拉斯或伯明翰去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这里黑人到处都是。他们人数很多，来来往往，匆匆忙忙，声音嘈杂。我真不知道他们是去庆祝什么节日还是去参加一场街战。廉价物品商店里居然有黑人姑娘站柜台。交叉路口，甚至有黑人警察在指挥交通————来往车辆有的是白人驾驶，照样服从黑人警察发出的信号，似乎这是世界上最平常不过的事。这更使我吃惊。不错，过去我曾听说过，这回可是千真万确地亲眼所见呀！我又感到充满了勇气。这才真是哈莱姆区，有关这城中之城的种种传说一下在我脑子里活跃了起来。老兵说的不错，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城市，而是一个梦幻中的城市；也许这是因为我一向只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局限在南方的缘故。此刻我一步步挤过人群，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影影绰绰地呈现在我面前，好像在这闹市的喧嚣之中，隐约可以听到一个微弱声音。我大睁着眼睛向前走，五花八门的印象尽收眼底。后来我止了步。
迎面传来一阵愤怒而刺耳的声音。一听我就感到一阵震惊和恐惧，就像小时候突然听到了爸爸说话的声音，我感到心口突然空荡了许多。原来前面聚集着一伙儿人，几乎把路都堵塞了。一个矮墩墩的人高高地站在梯子上，正在愤怒地大声叫喊。梯子上面还挂了许多小的美国国旗。
“我们得把他们撵出去，”那人叫喊道。“叫他们滚！”
“跟他们说个明白。拉斯，伙计，”有人叫道。
我看见周围的人抬头望着那个五短身材的男人，只见他挥舞着拳头，操着西印度群岛的口音，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人群随之气势汹汹地叫喊了起来。看起来，随时可能会发生骚乱，但是究竟针对谁，我也弄不清楚。他的话对我的感染，人群显而易见的愤怒都使我感到困惑。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黑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发泄他们的怒气，可是别人从他们身边走过，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走到人群旁边，看到两个白人警察在悄悄地交谈。不知什么趣事使他们大笑了起来，把身子也掉转了过去。即使那帮只穿衬衫不穿外套的听众慷慨激昂地表示赞同演讲人的某句话时，他们也全不在意。我简直给弄糊涂了，站在那儿怔怔地看着那两个警察，行李袋就放在人行道的当中。其中有一个偶然看到了我，用肘子轻轻碰了碰懒洋洋地嚼着口香糖的伙伴。
“伙计，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吗？”那个警察问我。
“我想知道……”我觉得说得不对头，可是话已经出了口。
“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怎样上男子寄宿舍，先生，”我答道。
“就这个事？”
“是的，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真的只有这个事吗？”
“是的，先生。”
“他是个外地人，”另一个警察说。“刚来这儿，伙计，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回答说，“我刚下地铁。”
“你刚下车，嗯？那好，可得小心一点。”
“哦，我是要小心的，先生。”
“这个想法对头。别去沾边，”说着他告诉我去男子寄宿舍怎么走。
我道谢之后，赶紧朝前走。演讲人的言辞更加激烈了，而且是针对政府的。街道上平平静静，只有那个演讲人的声音怒气冲天，显得很不协调，格格不入。我小心翼翼，不敢掉头，唯恐见到发生骚动。
我满身大汗地走到了男子寄宿舍，登记之后，立即就去我的房间。对哈莱姆区我得一点一点儿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