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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政治论争塞进故事里来是件颇为愚蠢的事，因为故事应当要么供人消遣，要么引起人的兴趣。其次，俄国和波兰双方各有各的道理，一方要保持其帝国的统一，另一方要重新获得自由。顺便说一句，波兰满可以学中国人的做法，不是用武器打败俄国，而是通过其道德风尚的影响来征服俄国。中国人终于使鞑靼人被同化了，他们将来还要同化英国人①哩，应当有这个信心。波兰应当使俄国波兰化，波尼亚托夫斯基②在帝国最不温和的地区作过尝试。但是人们不理解这位绅士的意图，更有甚者，也许这个亲王自己也不怎么了解自己。当全巴黎一致要求援救波兰的时候，正逢追查一个案件③，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到头来人们怎么会不憎恨这些可怜的人呢？人们象煞有介事地把波兰人看作共和党人的同盟者，却不想一想波兰是一个贵族共和国。资产阶级几天前还把波兰人奉若神明，此后却把他们骂得狗屎不如。
①巴尔扎克写这篇小说正值中英鸦片战争时期。
②波尼亚托夫斯基（1732—1798），一七六四至一七九五年的波兰国王，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面首之一，曾作过一些不彻底的改革，试图加强波兰的地位。
③指费希密谋案。费希（1790—1836），科西嘉人，于一八三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路易－菲力浦乘车去巴士底广场参加七月革命纪念活动的途中，图谋刺杀国王，为此被判处死刑。法国政府把这起事件归罪于共和党人。巴尔扎克认为波兰共和派也受到这一事件的牵连。
不管在哪个朝代，一阵骚乱之风吹过，巴黎人准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们必须提到巴黎舆论的这种翻云覆雨，然后才能说清为什么在自以为居文明之中心，执文学艺术之牛耳，自以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教养的巴黎人心目中，在一八三五年，“波兰人”一词已变成了具有嘲讽意味的修饰语。唉！在波兰流亡者中也存在两类人，一类是波兰共和党人，列列韦尔的子弟，另一类是波兰贵族，以查尔托里斯基亲王①为首。这两类波兰人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过为什么要非难他们呢？无论哪个民族的流亡者，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不是都有类似的分化吗？流亡者的心中总是装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怨恨。在布鲁塞尔有两个流亡的法国教士，两人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当有人问其中一个为什么要这样时，此人指着他的难友说：“他是一个冉森派教徒。”但丁在流亡期间，如果遇到一个白党的对手，说不定也会干脆利落地用匕首将他捅死②。法国的激进派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可尊敬的亚当·查尔托里斯基亲王，商界的大亨和税局的新霸们对一部分波兰移民冷眼相待，道理也就在这里。一八三四年，亚当－米日拉·拉金斯基就因为这个缘故受到巴黎人的奚落。“尽管他是波兰人，倒还随和可亲。”这是拉斯蒂涅对他的评语。马克西姆·特拉伊说：“这帮波兰人个个以大老爷自居，不过这一位倒是付清了赌债的，想必他有地产。”我们并不想冒犯这些被放逐的人，但不妨指出，萨尔马特人轻浮随便、无忧无虑、缺乏主见的性格招来了巴黎人的恶语中伤。不过话说回来，巴黎人如果处在类似的情境中，也会跟波兰人一模一样。法国贵族在大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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