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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组一编纂机构，以成其事。余之编纂大纲已写成，念《朱子新学案》非余亲手草成不可，至国文自修读本，授意他人，亦可为之。遂将第二计划暂置。及是相晤，彼告余，凡为新亚策划，盼余尽力助之。余谓，君助新亚，即不啻助余。余可尽力，亦复何惜。又晤沈燕谋，彼实已在病中，方读余《史记地名考》，长谈不倦。及余自港返，唐沈两人忽先后逝世，近在旬日间。而余不克亲赴其丧，亦人生一大憾事也。
一九七○年，余任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赴港。时新亚由梅贻宝任院长，又邀余去作讲演。旧任新亚校长室秘书苏明璇，未到新亚前，为新亚出力甚大。余在美提议请其来任此职。后与余同离新亚。余每赴港，明璇必约在半岛酒店见面，谈及往事，相与怆然。不久亦病逝，余亦不在港。每念新亚旧友，岂胜惋怅。
五
转瞬余已届八十之龄，美琦偕余在余八十生辰前南游。先住梨山宾馆，又转武陵农场，再转天祥，最后经花莲，先后住四处，历八日。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勤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然国事则始终在大变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长者，已近望七之龄。余三子两女，最幼者亦逾四十。然三十年来，如居异世，音讯难通。凡余《八十忆双亲》文中语，三十年前在大陆，亦无暇与彼辈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辈而已。然彼辈何日能睹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响如何，今亦无可悬揣。然则余之一生，忆往则无人可语，思后则无事可准，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对此文中一切人与地，无一面一履之缘。乱世人生，生命则限于个人，生活则限于夫妇，余非当前一实例乎。而凡余文中所忆，则多在余个人及余夫妇之外者。悠然望南山，山气日夕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忘其言，而仍若欲有言，并不能已于言，陶公之诗，真使余低徊不能已。
八十三岁冬，余胃病剧作，几不治。八十四岁春，始起床，而两眼已不识人，不见字。西医眼科，群言无策，求不急盲即佳。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在余病前来告，彼拟为新亚创一学术讲座，以余名冠之，拟每年邀请对中国文化有研究之中西著名学人一位，来新亚作讲演。邀余任其讲座之第一次讲演人，并谓经费已募有端倪。其意既诚，余不能却，已允之。而胃病眼病迭作，但竟能于是年双十节前赴港，亦余始料所不及也。时余年八十四。翌年，余八十五，新亚创校三十周年纪念，余夫妇又去香港，得遇耶鲁前历史系卢定教授，亦自美同来赴会。彼乃首先主张雅礼协助新亚者。两人回念前尘，相与感慨不已。
六
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如称先秦以上为封建社会，而读《诗经》《左传》诸书，其社会情况岂能与欧洲中古时期相提并论。至农奴社会等名辞，寻之古籍，更无其证。又如谓中国自秦以下尽属帝王专制，而余读四史及《通鉴》，历朝帝王尽有嘉言懿行，又岂专制二字所能概括。进而读《通典》《通考》，见各项传统制度更多超于国人诟病之上者。又如文学新旧之争，余自幼即好诵唐宋古文及《十八家诗钞》，推而上之，至于《文选》《诗》《骚》。窃谓专以文言白话分别新旧，不论内容，亦可无辨。所谓旧文学，又岂封建贵族官僚诸辞所能诬蔑。厚诬古人，武断已甚。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净，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至于当时国人群慕西化，则自惭谫陋，未敢妄议。及抗日军兴，避至昆明，时欧洲第二次大战继起，意大利之法西斯，德国之纳粹，对国人向所崇奉之英法民主政治多肆抨击，乃知即在近代西方，尚多壁垒相峙。而其时如西南联大师生，亦已有尊美尊苏之对抗。而于重庆中央政府外，更有趋向延安，自树敌体者。国内纷呶，已有与国外混一难辨之势。而我国家民族四五千年之历史传统文化精义，乃绝不见有独立自主之望。此后治学，似当先于国家民族文化大体有所认识，有所把捉，始能由源寻委，由本达末，于各项学问有入门，有出路。余之一知半解，乃始有转向于文化学之研究。在成都开始有《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之试探，及五○年来台北，乃有《文化学大义》一演讲，是为余晚年学问蕲求转向一因缘。亦自国内之社会潮流有以启之也。
所谓文化，兹事体大。近代西方列强，争艳竞芳，要之皆自一本来，有根柢，有枝叶，有花朵。余既不知其根柢之深藏，亦不能赏其花朵之细致，然接触其历年之剧变，亦可谓稍见其枝叶之粗。余此三十年来，有历次讲演，及抒写有关历史方面之文字，则一皆以文化为中心。而讨论文化，又时时不免涉及西方，内容无足重，而治学方向则敝帚自珍，每不惜暴露于人前。自病双目，不再亲书册，而心中所往复不能忘者，则惟此。及去新亚讲演，题名《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此实余三十年向学一总题。所讲或时出前人之外，乃因余常求以我国之固有而对比之西方而生。此种讲述，非有标新炫异之意，亦时代潮流有以使之然耳。
此一讲题，凡分六讲，每周两次，为时三周。因防余劳累，使多休息，学校随堂录音，又使人写出，连录音带一并寄台北。美琦为余再开录音机，余随处加以改定，再由美琦笔录成书。然余自去港前，已稍能执笔作字。惟写下一字，即不认识上一字，须由美琦誊正，读余听，再加改定。大率数年来文字须如此得成。余在港时，某生为余购来大陆唱平剧及吹弹古琴箫笛等许多录音带，余得暇屡听之，心有所感，返台北，及此讲演稿成书，遂续写《中西文化比较观》一书。先写在港听各录音带所存想，依次续写，又得约二十篇，亦俨可成书矣。
余枯坐无聊，偶有所思，率常执笔，随意所至，随写随息。一上午可得四五百字，上下午可得八百一千字，连续四五天成一篇。人事羼人，或体况不支，隔以时日，忘其前写，即不能翻阅成稿，不知从何下语，勉强成篇，亦不知何处重复，何处缺漏。须待美琦钞后再读，余始得增损改定。迂拙固不计，消遣时日，亦惟此一途矣。
余又草《师友杂忆》一书，乃继《八十忆双亲》一文之后，在去香港新亚讲演前，已成其两篇，乃记余肄业小学中学时事。第三篇从民初在三兼小学教读开始。自念于学问写作凡有所得，亦悉赖师友相辅。孤陋独学，岂有今日。亦有途径相异，意见相左，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亦皆师友之沾溉。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岁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非有所好恶高下于其间，乃凭记忆而自认余之生命。读余此书者，亦可凭余所忆而认识此时代之一面。非敢有夸大，亦不作谦抑，知我罪我，归之读者。
七
一九八○年夏，余八十六岁，夫妇重赴港，获与大陆三子一女相见。自余于一九四九年春，只身南来广州，至是已整整三十二年。初别时，彼等皆未成年。尤其是幼女，生于一九四○年，余离家去四川成都，未及见其生。抗战胜利归，又曾去云南昆明，获亲肘膝间，初无多时，余来广州，彼尚未足九岁，未尽养育之恩，最所关心。及是相见，则亦年过四十矣。惟在港相聚，前后仅七日，即匆匆别去。尚有一长女，未能同行。翌年，余八十七，余夫妇再去港，长女偕长侄伟长同来港，晤聚半月。五子女乃得于两年内分别见面。而彼等之婚嫁，则均在与余别后。三媳两婿，及五家各得子女两人，共十五人，则均尚未获一见。又长侄伟长媳，及其一子，抗战时同在成都，今亦未获晤面。其他尚有六弟妇，及其子。又伟长一妹，亦未晤面。其他死亡已成隔世，则无论矣。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里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并此亦难得。继今余年无多，不知何年再得与其他未相见者一面。纵谓天命严酷，不当并此而不加蕲求。何年何月，此日之来，则为余此下惟一之期望矣。古人云，老而不死是谓贼。余既老，于世无可贡献，但尚愿为贼偷生，以待此一日之来临。
八
余之自幼为学，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韩欧，下迄姚曾，寝馈梦寐，尽在是。其次则治乾嘉考据训诂，借是以辅攻读古书之用。所谓辞章考据训诂，余之能尽力者止是矣。至于义理之深潜，经济之宏艰，自惭愚陋，亦知重视，而未敢妄以自任也。不意遭时风之变，世难之殷，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治史或考其年，或考其地。最先考《楚辞》地名，尚在余为《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前。及《诸子系年》成书，又续作考地功夫，初成《周初地理考》一篇，时在一九三○年，距今已五十二年。此下续有撰述。其最后一部书，则为《〈史记〉地名考》，完成于一九四○年。以下对此功夫遂未继续用力。一九八一年，余八十七岁，遂将《〈史记〉地名考》以前各文汇编为《古史地理论丛》一书付印。有关各文，尚续有材料增加，写列书眉。而余双目已盲，不克亲自校订，乃嘱及门何泽恒代为校阅。今年春，许倬云自美返台，面告余，彼曾集大陆此数十年来新出土诸铭文详为考订，乃知余论周初地理可相证明。余闻之大喜。窃意此文乃余五十年前创见。五十年来，未有人加以驳议，亦未有人加以阐发，几如废纸，置于不论不问之列。今乃得许君为之成其定论，此亦余晚年及身亲闻一大喜事也。余之其他撰著，倘他年续有得臻定案者，则岂余一人之幸而已哉。余念之，余常念之。
余于印《古史地理论丛》后，又续有成稿，一为《理学三书随札》。一《朱子四书集义精要随札》，一《周子通书随札》，一《近思录随札》。又成《中国学术之传统与现代》一书，继《中国学术通义》后，对于中国古人为学之宗旨趋向，分野门径，别从一新角度重为阐述。要之，从文化大体系言，余则以和合与分别来作中西之比较。从学术思想方面言，余则以通与专两字来作衡论。四年前去香港新亚之一番讲演，可谓乃余此数年来运思持论之大纲领所在。盲目涂写，则依然是此一群乌鸦而已。学不再进，亦可叹也。此书当即此为止，此下当惟整理旧稿，为之写定。恐难再有撰述。
全稿止此乃为一九八二年之双十节，余年八十八，是为余只身居香港以来之第三十四年，亦为余定居台北之第十六年，回首前尘岂胜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