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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我喘不出气来啦！我比家里那个整天唠叨的老顽固还要糟糕！”然而，布克特先生等他说完，便像早先那样嘻皮笑脸地接着说下去：
“就这样，由于我常常到你家里来，你就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了，对不对？”
斯墨尔维德先生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显出极其恶毒和极其不情愿的样子；这就不难看出，他要是能不让布克特先生知道这个秘密的话，他是绝不会讲出来的。
“于是，我就和你一起研究这件事情——我们当时谈得很投机；我对你说，你担惊受怕是有道理的，如果你不把遗嘱交出来，你就会惹很大的麻烦，”布克特先生强调说，“于是，你和我商量好，要无条件地把遗嘱交给目前这位贾迪斯先生。如果这份遗嘱还有价值的话，你可以相信，贾迪斯先生一定会给你报酬。我们就是这样谈妥的，对不对？”
“我们就是这样谈妥的，”斯墨尔维德先生还是像原先那样勉强表示同意。
“因此，”布克特先生说着，突然改变了嘻皮笑脸的态度，装出公事公办的样子，“你这一次就把那份遗嘱带在身上，你现在把它交出来就行了！”
布克特先生很机警地用眼角瞟了我们一下，又得意洋洋地用手指擦了一下鼻子，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那个心腹之交，同时还伸出手准备把那张遗嘱拿过来交给监护人。斯墨尔维德先生自然是很不愿意把那张纸拿出来；他一再表白，他是个勤劳的穷人，相信贾迪斯先生品行高尚，不会因为他为人老实就叫他吃亏。他慢慢地从胸口袋里掏出一张斑斑点点的褪了色的纸，外面大半烧成焦黄色，边上还烧掉了一点，好像很早以前，有人把它扔到火里，又急急忙忙拿起来。布克特先生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赶紧从斯墨尔维德先生手里把那张纸拿过来交给贾迪斯先生。就在他把它递给监护人的时候，用手遮着嘴低声说：
“他们还没有商量好要多少钱。还为这件事情吵过架，暗示过要多少钱。我出了二十英镑。起初，那两个贪心的孙儿孙女骂他，说他活了那么大的岁数还不死，然后他们又彼此破口大骂。我的天啊，他们家不管是哪一个人都会为一两英镑就把别人卖掉，只有那个老太婆例外——不过，她不这样做，倒是因为头脑不清，不会讨价还价。”
“布克特先生，”监护人提高声音说，“无论这个文件对我或任何人有什么价值，我都非常感激你；如果它的确有价值，我一定让斯墨尔维德先生得到适当的报酬。”
“要知道，”布克特先生用友好的态度对斯墨尔维德先生解释说，“给你报酬，不是看你的为人好坏，而是按照这张纸的价值，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监护人说。“布克特先生，请你注意，我自己是不去审查这张纸的。原因很简单，这许多年来，我一直发誓说，绝不管这桩案子，我对这桩案子讨厌极了。不过，我和萨默森小姐打算马上把这张纸交给为我料理这案子的律师，立刻让所有其他的当事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你瞧，贾迪斯先生说的话再公道不过了，”布克特先生对同他一起来访的客人说道。“你现在看得很清楚，贾迪斯先生是不会让任何人吃亏的——你总可以放心了吧——下一步就该轮到我们把你抬回家了。”
他拉开门闩，把原来抬斯墨尔维德先生的那两个人叫进来；在向我们告别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弯了弯食指，然后才走出去。
我们也匆匆出去了；我们去的是林肯法学院。肯吉先生正好闲着没事，我们看见他呆在那布满尘土的房间里，坐在桌子旁；房间里摆着一些毫不显眼的书籍和一堆堆的文件。格皮先生给我们搬来两张椅子，肯吉先生看到贾迪斯先生，表示很惊奇，也感到很高兴，因为贾迪斯先生是难得到他事务所来的。他一边说，一边摆弄着那副带柄的双目眼镜，那样子真是不折不扣的“快嘴肯吉”。
“我希望，”肯吉先生说道，“萨默森小姐那种温和亲切的影响，”他向我鞠了一躬，“能使贾迪斯先生，”他向我监护人鞠了一躬，“多少打消一点对这桩案子和大法官庭的敌意——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庄严而崇高的法律界里，大法官庭和这桩案子是具有它们的地位的。”
“我倒认为，”监护人答道，“萨默森小姐太了解大法官庭和这桩案子所引起的后果了，所以她是不会使我对大法官庭和这桩案子产生好感的。不过，我到这里来，倒是跟大法官庭和这桩案子有些关系。肯吉先生，在我把这张纸交给你并把事情办妥之前，我想先告诉你，我是怎样得到这张纸的。”
他简单明了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先生，您说得又清楚，又扼要，”肯吉先生说，“就是在法庭上陈述案情，也不过如此。”
“你听说过英国的普通法院或大法官庭陈述案情是又清楚又扼要的吗？”监护人问道。
“噢，才不是呢！”肯吉先生说。
起先，肯吉先生似乎不觉得那张纸有什么重要，可是他一看到它，就比较感兴趣了；接着，他打开那张纸，透过眼镜看了一会儿，更是感到惊讶。“贾迪斯先生，”他一边说，一边抬起眼来看，“您仔细看过这张纸了吗？”
“我才不看哩！”监护人答道。
“不过，亲爱的先生，”肯吉先生说，“这份遗嘱上签署的日期，比本案任何一份遗嘱的日期都要晚一些。看样子这完全是立遗嘱人亲笔写的。那上面还有正式的签名和证明。从这些烧焦的地方不难看出，这份遗嘱本来是打算取消的，但是它到底没有取消。这是一份完整的文件！”
“那很好！”监护人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格皮先生！”肯吉先生提高声音喊道。“请您原谅，贾迪斯先生。”
“是，先生。”格皮先生应道。
“到西蒙法院去找霍尔斯先生。代我向他问好。是关于贾迪斯控贾迪斯案的事情。希望跟他商量一下。”
格皮先生走了。
“贾迪斯先生，您问我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如果您仔细看过这份文件，您就会发现它大大地削减了您继承的遗产，当然，留下来的一份还是相当大，留下来的一份还是相当大，”肯吉先生一边说，一边慢慢地挥着手，要贾迪斯先生相信他。“您还会发现，根据这份遗嘱，理查德·卡斯顿先生和婀达·克莱尔小姐——现在是理查德·卡斯顿太太了——继承的遗产要大大地增加。”
“肯吉，”监护人说，“如果这场官司送给那可恶的大法官庭的全部财产，能够落到我那两位表亲手里，那我就太高兴了。不过，你是要我相信贾迪斯案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噢，我真的是这个意思，贾迪斯先生！您这是偏见，完全是偏见。亲爱的先生，我们国家是伟大的国家，非常伟大的国家。它的衡平法是伟大的制度，非常伟大的制度。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监护人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候霍尔斯先生来了。肯吉先生是法律界里有名望的人物，霍尔斯先生见到他，不免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
“你好吗，霍尔斯先生？你坐在我这边的椅子上，看看这张纸好吗？”
霍尔斯先生听从肯吉的话坐下来看那张纸，而且似乎是逐字逐句地看。他没有因为那张纸而激动，不过，他对什么事情都是不会激动的。等他仔细研究了以后，他就和肯吉先生一起走到窗前，用黑手套遮着嘴，跟肯吉先生谈了很长时间。不过，开头的时候，霍尔斯先生还没有说多少话，肯吉先生就想跟他争辩了；我看到这种情况倒也不觉得奇怪，因为我知道，一谈到贾迪斯案的任何事情，从来没有哪两个人会得出一致意见的。不过，霍尔斯先生好像把肯吉先生说服了，他们的谈话听起来不外乎是这样一些字眼：“财产总管理人”、“会计长”、“判决书”、“财产”和“诉讼费”等等。他们谈完以后，便回到肯吉先生的桌子来，提高声音讲话。
“嗯，不过，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件，对不对，霍尔斯先生？”肯吉先生问道。
霍尔斯先生说：“非常值得注意。”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文件，对不对，霍尔斯先生？”肯吉先生问道。
霍尔斯先生又说：“非常重要。”
“说得对，霍尔斯先生，下次开庭按规定审理这桩案子的时候，这份文件一定会使人感到意外和发生兴趣，”肯吉先生一边说，一边高傲地看着监护人。
霍尔斯先生是个小律师，一心想要装得体面些，这会儿，他自己的意见得到这样一位权威人士的赞同，自然感到满意。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肯吉先生晃了晃口袋里的钱币，霍尔斯先生则挤了挤脸上的粉刺，这时，监护人站起来说：“那么，下次开庭是在什么时候呢？”
“贾迪斯先生，下次开庭是在下个月，”肯吉先生说。“当然，关于这份文件的事情，我们一定马上动手处理，并收集有关的必要证据；那么，到了法庭按规定审理本案的时候，我们自然要像往常那样通知你。”
“那么，到时我也自然要像往常那样注意这件事情的。”
“亲爱的先生，”肯吉先生一边说，一边领我们穿过外间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您见多识广，难道您也像大家那样，坚持这种偏见么？贾迪斯先生，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繁荣的社会，非常繁荣的社会，贾迪斯先生，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非常伟大的国家。贾迪斯先生，衡平法是一种伟大的制度，难道您希望一个伟大的国家具有渺小的制度吗？噢，真是的，真是的！”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好站在楼梯口上，从容不迫地挥动着右手，仿佛拿着一把银制的泥水匠用的泥刀，把他那好比是水泥的话语，抹在衡平法这个结构上，使它千年万代地永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