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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刚吃完饭，外面很冷，坐一回罢。”他移身到墙边一张旧沙发椅上。
她犹豫一回，才过来挨着他坐下。可是她不知道说什么。
“生手罢？”他找句话打通两人间的墙壁。
她红了脸点点头。
“生意可好？”
她摇摇头。
“很不习惯罢？”
她低头流下泪来。“没法子，养活三口人。”
他不自觉地伸手去抚她那瘦弱的肩。感觉到身边是一个尊贵的人格，比起她来，他自己很渺小，如在圣者面前。
对方却只知道自己的卑贱，她的自觉反映着一般世人的眼光。可是她直觉的知道身边是一个不同的男子，不是专从女子身上讨便宜的。她的头信任的靠上他的肩，眼中不禁淌下泪来。他不再问她什么，怕再勾起她的心事来。她安静地哭了一会，就睡在他的肩膀上。他且不去惊动她，让她好好休息一会，她该是很疲倦了。
他悄悄地掏出钱包，里面有他刚从学校领到的薪水。他预备出交付饭账的钱外，通通放在她怀里。他又把枕在他肩上的头，轻轻移放在沙发背上。她睡得那般安静，竟不曾醒来。他站起身来，望着那泪痕未干，清瘦的脸庞点点头，叹了一口气，悄悄地走出，付了饭账并告诉账房那个房间里的女子是他的亲戚。他包了那房间，不许有人去扰乱她。然后他出了饭馆，此时已是后半夜，月色更清，街头更静，他仍旧寂寞地踏着自己的影子走回家去。
诸如此类的事，人家不能不说他怪。可是他怪的还不止此。
他说我们的教育全错了。错在我们至今未改孟老夫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上。他说劳心劳力本来分不开，而教育只能从劳力着手，养成一般人的生产能力。等到劳力的技术高了，就同劳心分不开。所以，劳心只应在劳力上着工夫。永远没有工夫离开自己的劳力去治人。因为不会劳力，才要劳心去治人，才养成社会的游惰，才培育出一般寄生虫，寄生在“治于人”的阶级上面，播弄是非，天下大乱。必定人能自治而不想治人，天下才有办法。
所以，在朋友聚会的时候，他就现出特别的蹩扭。人家讨论政治问题，他在那里端详窗前那张书桌应该怎样作才合适。人家去开会演讲，他在自己房后一方小院子里挖土。他常说，作一篇文章不如作一张桌子有用处，讲一篇空话，不如送人一棵白菜——自己种的——能够养人。
这议论已够怪，更怪的是他的生活忽然变了。他从来不在钱上打算盘，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储蓄，一旦变了，节俭得不近人情，所以大家都不解。
他本是一个单身人，他有一个佣人兼着厨子。因为他把家中的一切都交给用人，那位佣人也就变成了他的主人。用人有太太，住在他那儿，有孩子，自然也住在他那儿。还有丈母娘，也就住在他那儿。他常笑着说他是在他用人家中作客，一切得看主人的意思行事，给主人以方便。如此，也就难怪他当了几年教授，没有剩下一文钱，虽然那是在战前的好时候。
突然——他又是那么突然——他下了决心：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给他的用人一笔钱，让他去作个小生意养活家口。他自己呢，整天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吃饭在学校附近最便宜的一个小馆子里。晚上，回到他那家徒四壁的空房子里。为节省，他只开书桌上的一盏灯。那冷清，像座古庙。只有饥鼠啃着桌子腿与他做伴。尤其是冬天到了——想想，北方零下十几度的冬天，他连火也不生，只靠他身上的暖气来温暖这所空房子。他有办法，他坐在被筒里看书，带着手套写东西，真蹩扭，字写来也有点儿像冻蟹爬沙。
如此的他整整过了三年。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般俭省，行动又那般古里古怪的。
一日，一个靠近城厢的中学接到如下的一封信：
“在你们学校的隔壁有十亩荒地，索价一万五千元。我在某某银行替你们学校存下如上之数目，请将该地买下作为校园。或许地可还价，那剩下的钱可买农具。
请不必问捐钱的是谁，彻底一点说，该是一些贫苦的农民。我并无旁的要求，只请求你们能让学生少学一些无用的课程，使每一个人都有工夫学着种田，养成他们生产的习惯。若经营得好，不但大家有新鲜的菜蔬吃——这样每年可省不少的钱；更重要的是养成生产的习惯后，将来不论他们到哪里，自己总会想法子种点这样那样的。生产多少不拘，这习惯很重要。
我希望你们能答应我这个请求，为一般的学校作个提倡。严格地说，每一个学校都应当养成学生的生产能力，一切学校都是职业的，仅只职业不同罢了。更严格的说，你我都是教育界的罪人，因为我们只为社会养成游惰，增加消耗而不能增加生产。”
好事的人算算这笔捐款，正是一位大学教授三年的薪水，加上利息。但是有人问他，他压根儿不承认他曾捐过钱给任何学校。
以上的虽不过仅只几个例，已够使人们认他为怪人了。我以为怪的，是他追求理想的方向，恰恰都在社会习惯所指定的正道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