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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讲给他听，虽然在吃饭的时候讲很不合适。现在，你们所有的孩子们肃静，鲁道夫要讲那桩谋杀案了。”
“好哇！谋杀案！”孩子们嘟哝道，显出高兴而极感兴趣的神情。
鲁道夫详详细细讲述了这段奇闻，偶尔由他的母亲或父亲提醒一下。
维克·卡特和他的老婆继续照安东妮亚和我非常熟悉的老样子生活在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栋屋子里。他们后来年纪都很老了。安东妮亚说，卡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看上去简直像只小小的蜡黄的老猴儿了，因为他的胡子和头发的颜色一直没变。卡特太太还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样脸色发红、眼睛冒火，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为一种摇头风折磨着，这种病使她不断地神经质地点头，而不是偶尔发作一下。她的手是那么不稳，使她再也不能在瓷器上乱涂了，可怜的女人！这一对儿年纪越大，对他们的“财产”的最后处置越是经常发生争吵。政府新近通过了一条法律，保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后死的妻子可以得到丈夫遗产的三分之一。卡特感到很苦恼，因为害怕他妻子会比他活得更久，最终使他恨之入骨的她的“娘家人”继承遗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争吵越过稠密的松柏树边界传了出去，使得在街上凡是愿意在那里停下步子来听的人都能听见。
两年以前，一天上午卡特走进一家武器店，买了一支手枪，说他准备去打一条狗，后来又添上一句，说他想，如果一只老猫在身边的话，他也要顺便给它一枪。（说到这里，孩子们格格地笑得不可开交，打断了鲁道夫的叙述。）
卡特走出去，走到武器店后面，竖起一个靶子，练了大约一个钟头的样子，然后回家去。当天晚上六点钟，有几个人回家吃晚饭，路过卡特那栋住屋时，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停住脚步，疑疑惑惑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时候另一颗子弹打碎了楼上一扇窗子。他们奔进屋去，发现卡特躺在他楼上寝室里的沙发上，喉咙打开了花，鲜血流在他放在头边的一卷被单上。
“请进来，先生们，”他非常虚弱地说。“你们都看见，我还活着，而且有法定的资格。你们是我妻子比我先死的见证人。你们将在她自己房里找到她。请你们马上检验，才不至于弄出差错来。”
一位邻居打电话去请医生，其余的跑到卡特太太的房间里去。她躺在自己的床上，穿着睡衣和轻便晨衣，子弹打中了心口。她的丈夫一定是在她下午小睡的时候走进来，把左轮手枪举得挨近她的胸口才开枪的。她的睡衣都被火药烧焦了。
惊恐万状的邻居们又冲到卡特那里。他睁开眼睛，毫不含糊地说：“卡特太太已经断了气，先生们，我是神志清醒的。我的事情办得妥妥帖帖。”然后，鲁道夫说道，“他松开手，死了。”
验尸官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当天下午五点钟。信中陈述他刚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这样一来，因为他比她死得晚，凡她背着他秘密订的遗嘱，一律无效。他打算六点钟开枪打死自己，如果还有力气的话，再朝窗外打一枪，希望有过路的人走进来，在他如信上所写的“生命熄灭之前”看见他。
“嗨，那个人心肠有那样狠毒，你想得到吗？”奇闻讲完以后，安东妮亚掉转头来对我说。“跑去把那个可怜的女人干掉，使她享受不到他死后本该留给她享用的钱财！”
“您可曾听说过还有别人是为了怨恨而自杀的吗，伯丹先生？”鲁道夫问道。
我承认没有听说过。每一位律师都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憎恨可能成为非常强有力的犯罪动机，可是我收集到的法律上的奇案却没有一件可与此相比。当我问到遗产总共有多少时，鲁道夫说，十万块钱稍微多一点儿。
库扎克眨眨眼，斜起眼睛望了我一眼。“那些律师，他们捞到了一大把钱，那是肯定的，”他兴高采烈地说。
十万块大洋；这就是他那么拚死拚活收刮拢来的财富，到临了卡特本人为此而丧命！
晚饭后库扎克同我在果园里漫步，在风车旁边坐下来抽烟。他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仿佛我有责任知道似的。
他的父亲是个皮匠，他伯父是个皮货商人，他是父亲的小儿子，所以送到伯父那里去学手艺。你在亲戚家干活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他说，所以他出师以后就到维也纳去，在一家大皮货铺子里干活，赚大钱。可是一个喜欢玩乐的年轻人在维也纳是不会节余什么钱的；那里寻欢作乐的地方太多，足以把他白天赚的钱一夜之间花个精光。在那里待了三年，他就到纽约去了。他听了有害的劝告，正当工人大罢工，工厂出高工资招工的那段时间，到皮货厂去干加工皮毛的活。后来罢工胜利了，库扎克上了黑名单。他手边还存了几百块钱，所以他决定到佛罗里达州去种柑桔。他总以为他会喜欢种柑桔！那晓得第二年一场严重的霜冻，把他的小柑桔树都冻死了，他自己也得了疟疾病。他到内布拉斯加去看他的表兄弟安东·杰林纳克，并到处看看。他在开始到处看看的时候，看见了安东妮亚，她正好就是他一直在物色的那种姑娘。他们马上就结了婚，虽然他不得不向他的表兄弟借钱买结婚戒指。
“在这里破土开荒，种上第一茬庄稼，可是个很费劲的事儿，”他把帽子往后推推，搔了搔花白的头发。“有时候，我对这地方感到恼火透了，直想离开，可是我女人，她总是说我们最好还是坚持下去。娃娃又生得密，看来是很难搬动了。我想她是对的，完全对。现在我们总算把这块地方种得还了本，有纯收益了。那时我们每亩只要付二十块大洋，现在有人愿意出到每亩一百元的价钱。十年前我们另外买了块地，我们尽量利用它多得些收获。我们有很多儿子，可以耕种很多土地。不错，她对一个穷男人来说，是个好妻子。她也并不总是对我管得那么严。有时候，我可能在镇上喝啤酒喝得太多了点，回家来时她什么也不说。她不盘问我。我们总是相处得很好，她和我，像当初一样。我们俩也不为娃娃们的事吵架，像有些人家会发生的那样。”他点燃了另一斗烟，心满意足地抽着。
我发现库扎克是个最喜欢交朋友的人。他对我在波希米亚的旅行，对维也纳和维也纳的环形街道和戏园子问了许多问题。
“哎呀呀！等到儿子们长大，能够耕种这块地方了，我真想回那里去一趟。有时候我看了家乡的报纸，几乎要偷偷地溜走了，”他笑笑，坦白地说。“我从没想到我会成为这样一个移民。”
正如安东妮亚所说，他依然是个城里人。他喜欢戏院、灯光雪亮的街道、音乐，喜欢在一天的工作以后打一盘骨牌。他喜欢同人交往的性格，比他喜欢获得财富的本能更强烈。他喜欢白天是白天，夜晚是夜晚地生活着，在人群中分享激动的心情。——然而他的妻子却设法把他钉住在人世间这块最荒凉落漠的地方的一个农场里。
我仿佛看见这位矮小的朋友，每天黄昏坐在这里的风车旁边，爱抚地捧着他的烟斗，在静穆中谛听着：水泵噗哧噗哧的声音，猪的呼噜呼噜声，母鸡受到老鼠的搅扰偶尔发出的惊叫声。我总觉得库扎克有点像是成了安东妮亚特殊使命的工具。确实，这是一种很美好的生活，但却不是他想要过的生活。我很想知道，对一个人来说是称心如意的生活，是不是能使两个人都满意！
我问库扎克，没有了以前常在一起的快活伙伴，他是不是感到日子难过。他在柱子上磕掉烟斗里的烟灰，叹一口气，把烟斗插进口袋。
“开头我简直寂寞得差点儿要发疯了，”他坦白地说，“可我的女人那么热情。她总是尽量设法使我生活得快活舒适。现在已不是那么糟糕；如今我已经能从我的儿子们身上得到一些乐趣了！”
我们走回住屋的时候，库扎克轻快地把帽子歪戴着罩在一只耳朵上，抬头仰望明月。“嗨！”他如梦方醒似的，用压低的声音说，“真不像是已经离开那里二十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