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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天早上，奥托·富克斯赶车送我们过去拜访我们的波希米亚新邻舍。我们准备带点吃的东西给他们，因为他们住在那样一个荒芜的地方，没有菜园，没有鸡舍，开垦出来的土地也很少。富克斯从地窖里拿来一袋马铃薯和一块腊肉，祖母包了几只礼拜六烤的面包，一罐子黄油，和几只南瓜馅儿饼放在大车厢的麦秸里面。我们爬上前座，大车颠颠簸簸地驶过小池塘，顺着爬上玉米田的那条路走去。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玉米田的那一边是什么；虽然我们坐在大车前面高高的座位上，可以看得很远，但看到的只有像我们这里一样的红色的草，旁的什么也没有。道路好像一个野性的东西往前伸展，避开那些深的干河沟，遇到宽而浅的则跨过去。沿路不管蜿蜒曲折或笔直的地方，都长着向日葵；有的像小树那么高大，生着毛茸茸的大叶子，枝桠很多，上面开着成打成打的花。这些向日葵花形成了一条金色的缎带横贯大草原。偶尔有一匹马用牙齿扯下一株开满了花朵的向日葵，边走边大声嚼着，花儿合着它咀嚼的拍子点着头。
一路上祖母告诉我，这家波希米亚人花了冤枉钱买下了他们本国同胞彼得·克拉纪克的土地。在他们离开家乡以前就由克拉纪克的老表，也是雪默尔达太太的一个亲戚经手代他们签定了合同。是移民到这个地区来的第一家波希米亚人。克拉纪克是他们唯一的翻译，他可以随他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会讲的英语太少，无法征求别人的意见，甚至连最迫切的需要都无法让人知道。富克斯说，他家一个儿子已经长大，强壮得可以干田里的农活了；可那父亲年老体弱，又不懂得种田。他原本是一个纺织匠；织得一手好挂毯和窗帘、桌布等房里的装饰品。他把他的提琴也带来了，在老家他还经常靠这东西赚几个钱，可在这里没有多大用处。
“如果他们是正正派派的人，想起他们要在克拉纪克那个洞子里过冬，我心里就过意不去。”祖母说。“跟个獾洞差不多，根本不是个正式的窑洞。听说他那只旧炉灶，还要他们出二十块大洋，其实连十块钱都不值。”
“是呀，太太，”奧托说，“他还把他的牛和两只皮包骨头的老马作好牲口的价卖给了他们哩。我要是说话有用，是要出来干涉的——老头儿懂得点德语。可是波希米亚人天生的对奥地利人不信任。”
祖母好像很感兴趣。“那又是为什么，奥托？”富克斯皱了皱额头和鼻子。“这个嘛，太太，是政治问题。解释起来话就长了。”
地面越来越崎岖不平；据说我们快要到印女溪了，这条小溪把雪默尔达家西边那一半土地切割得东零西碎，不适宜种庄稼。不久我们就看见了显示溪流蜿蜓曲折的那些断断续续、杂草丛生的土质悬崖，和生长在峡谷里的白杨和白蜡树闪闪发光的树梢。有一些白杨树的树叶已经黄了，黄黄的树叶和闪光发亮的白树皮，使它们看起来像神话故事里的金银树。
临近雪默尔达家的住处时，除了崎岖不平的红色小丘和干河沟外，我依然什么也看不到，那干河沟两边有倾斜的崖壁，泥土松脱的地方有树根挂出在外面。过了一会儿，就看到靠崖壁有一个茅棚之类的东西，用到处生长着的红草盖的顶。茅棚近边有一个所谓的风车架子，其实是破烂不堪，连个风轮也没有了。我们把大车赶过去，以便把马拴在那个残架上，这时我才看到干沟崖壁上开着一扇门窗。门是开着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跑出来，满怀希望地望着我们。一个小女孩跟在她们后面。女人头上包着有丝流苏的绣花披肩，就是她在黑鹰镇下火车时披的那块。她不算老，可实在也不年轻了。她的面孔显得机警而生气勃勃，下巴尖尖的，眼睛小而机灵。她使劲同祖母握手。
“高兴得很！高兴得很！”她突然喊道。随即指指她从里面出来的崖壁说：“房子没好，房子没好！”
祖母点点头安慰她说：“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安顿得舒舒服服，雪默尔达太太；成为好房子。”
祖母对外国人讲话总是大声大气的，仿佛他们是聋子。她使雪默尔达太太明白了我们来访的友好意图，那波希米亚女人就接过面包，甚至还闻了闻，并带着生气勃勃的好奇心仔细观察那些馅儿饼，口里嚷道：“多多的好，多多的谢谢！”她又用劲挤压祖母的手。
他们的大儿子安布罗兹——他们喊他做安布罗希——从窑洞里走出来，站在他母亲身边。他十九岁，个子矮矮的，阔背，平头，有一张宽阔的平脸。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小而机灵，像他母亲，但显得更狡猾、多疑；那双眼睛直盯着那些食品。这一家人吃玉米饼和高粱糖浆度日已有三天了。
小女孩长得很漂亮，可是安东妮亚——他们喊她名字时，重音落在安字上——比她还要漂亮。我想起列车员对她那双眼睛的描绘。眼睛大而热情，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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