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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万事大吉。
胡桂瑙拿着一张如假包换的军人车票，免费坐车回到了科尔玛老家。
他杀人了吗？他变革了吗？
他不需要、也不会考虑。
就算他杀人了、变革了，他也只会说，他的行为方式合情又合理，本地任何一位乡绅————他毕竟也有充分理由，把自己看作是其中的一员————都会这样做。
因为在理性 **和不理性 ** [1] 之间，在现实和非现实之间，泾渭分明。
胡桂瑙最多会承认，如果这个时代少一些战争，少一些变革，他或许就不会这样，但这会成为遗憾。也许，他还会引人深思地补充道：“一切自有定数。”
但这并不会发生，因为他从未想过那种行为，以后也绝不会再想。
胡桂瑙不会去想那种行为，更不会意识到他的行为方式充满了非理性，甚至可以说，它已经突破了非理性 的界限；他从不知道，他的无言行为的本质是非理性，他对自己遭受的“底层侵蚀 [2] ”一无所知，他也无法得知，因为他这一生，每时每刻都处在某种价值体系中，但这种价值体系的存在，只是为了掩盖和抑制一切承载着受制于尘世经验主义生活的非理性 。
用康德的话来说，意识和非理性 ，都是一种伴随所有范畴的工具，————它是生活的绝对 ，这种生活的所有本能、意愿和情感都与思维的绝对 并存，不但价值体系本身由价值设定的自发行为————非理性行为————承载，而且任何价值体系背后的对世界的情感，无论起初的情感，还是现在的情感，都脱离了所有的理性显然。
而围绕事实真相，以认知为基础的强大解释体系，其作用与那个同样强大的行为规范式的伦理解释体系的作用相同，两者都是连接和跨越两“地”的理性 桥梁，它们的唯一目的是引导世俗存在 [3] 脱离其不可避免的非理性，脱离其“邪恶”，获得更高的“理性”意义，获得那种其实是形而上的价值，并通过这种价值的演绎结构，使人可以为世界、事物和自身行为指定应得的位置，重新找回自我，不再动摇，不再迷失。
在这种情况下，胡桂瑙行为不理性而又不自知，也就不足为奇了。
任何价值体系都源于非理性的追求，而把非理性的、在伦理上无效的世界观转化为绝对理性 ，这种真正的和极端的“塑造”任务，将成为任何超个人价值体系的伦理目标。
任何价值体系都会在这个任务之前撞得头破血流。
因为，理性 方法只能是近似法，它是一种画圈法，虽然试图以不断缩小圆弧来实现非理性 ，却从未实现，无论这种非理性表现为内在情感的非理性，还是出现在这种生活和体验的无意识中，还是表现为世界现实和无限多种世界形态的非理性，————理性 只能孤立看待。
当人们说“无情之人不是人”时，其中就包含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认识，即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非理性残余，没有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体系可以存在，有它就能使理性 远离真正带来毁灭的自主，远离从价值体系的角度看，在伦理上可能比非理性 更“邪恶”、更“有罪”的“超理性”。
因为非理性 是纯粹的理性#，是辩证与演绎的理性#，是变得自主的理性#；这种理性#与可塑的非理性 相反，不再允许任何塑造，这种理性#，因僵化而消灭自身的逻辑性，撞向逻辑的无限极限，————变得自主的理性*极其邪恶，它会消灭价值体系的逻辑性，从而消灭价值体系本身；它会使价值体系渐渐奔溃，最终使其四分五裂。
任何价值体系的发展都有一个阶段，即理性 与非理性 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最大限度，都有一种饱和的平衡状态，即双方的邪恶变得无效、无影、无害，————有着完美风格的鼎盛时代！
因为一个时代的风格几乎可以在这一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加以定义：在鼎盛时代中，虽然理性 如此深入广泛地渗透到生活之中，但它仍然受制于生活和核心价值意志，虽然非理性 可以如此深入广泛地注入到价值体系中，但它可以说是受人引导的，甚至依然被指定在其最小的微末分支中，为核心价值意志服务和提供助力，————非理性 本身和理性 本身，两者都没有风格，更确切地说，两者都独立于风格，一个独立于自然风格，另一个独立于数学风格，但当两者合二为一时，当两者相互制约时，在这种顺服理性的非理性的生活 中就会产生那种可被称为价值体系实际风格的现象。
但这种平衡状态无法持久，它只是一个过渡状态；事实逻辑驱使理性 走向超理性 ，它驱使超理性 走向其无限极限，它为价值崩溃做好铺垫，准备让整个体系 [4] 分裂成子产物 [5] ，而在这一过程结束时，除了一个不受制约的自主理性*之外，还有一个不受制约的自主非理性的生活。
当然，理性*也会渗入各个子体系 [6] 中，它甚至会引导子体系走向自身的自主发展，引导它们走向自身的自主无限，但子体系内的理性*发展范围，却受到各自专门领域的限制。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商业思维或特定的军事思维，它们每一种都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毫不妥协的绝对，它们每一种都构成了一种相应演绎的可信模式，每一种都构成了自己的“神学”，自己的“私人神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并且非理性在子领域 [7] 内部受到的制约程度，正好等同于这样一种程度，即这样的军事或商业神学的生效恰好为了构建一个受制于事的小型工具论；因为，子领域也是自我和整个体系的反映，它们也处于或力求处于平衡状态，因此我们————正是考虑到这种平衡————可以将其称之为军事或商业的生活方式。
然而，价值体系越小，它的伦理影响能力就越小，它的伦理意志就越不足道，它面对邪恶时，它面对超理性 和依然在自身内部起作用的非理性 时，就越麻木、越无所谓，受限力量的数量就越小，它不关心的和被它视作个人“私事”的数量就越大：整个体系越支离破碎，世界理性越不受制约，非理性 就越明显、越有效，————宗教的整个体系使受该宗教影响的世界成为一个理性世界，理性的解绑必须以相同方式摆脱一切非理性 的沉默。
价值崩溃的最小碎片单位是个人。
个人在上级体系中所占的份额越小，个人对其自身经验自主的依赖越大————其中也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遗产和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兴起的个人主义的遗产————，个人的“私人神学”就变得越狭隘、越低劣，这种神学就越不能理解任何超越其坐井观天式个人眼界的价值：凡是超出其狭隘至极的价值范围的，就只能生搬硬套、囫囵吞枣式地接受，总而言之，只能教条地接受，————因此产生了那种空洞和教条的习俗现象，即最小维度的超理性现象，这种超理性是典型的市侩本性（没人会反对给胡桂瑙贴上这个标签），产生了两者之间并无冲突的并排和交织影响，一种是生根于非理性 的活力，另一种是在幽灵般死气沉沉的无所事事中只有利于这种非理性 的超理性 ，它们两者都没有风格，不受制约，在再也无法构成任何价值的相互矛盾中获得统一。
不容于任何价值集体，成为个人价值唯一载体的人，是形而上的“被放逐”者，是因为这个集体已经解散和碎裂为个人而遭到放逐的人，独立于价值 [8] ，独立于风格，只能由非理性 支配。
胡桂瑙虽是个价值独立者，却依然是个生意人；他在相应行业圈子内，是个享有良好声誉的人，他是一个负责任、慎言行的生意人，他做生意向来都是全力以赴，甚至是不择手段。他杀害艾施这事虽然与生意无关，却也并不违反生意人的习惯。
这是一种假日行为，行为时间是在一个甚至连商业价值体系都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个人价值体系的时代。
然而，鉴于缔结和平条约后马克会贬值，胡桂瑙在恢复生意人的本性后，给格特鲁德·艾施夫人写了封信：
致尊贵的N.N. [9] ·艾施夫人
尊敬的夫人：
见信安好。
我很高兴能旧事重提，并借此机会送上友情提醒。
根据我们于1918年5月14日订立的合同，我是《特里尔选侯国导报》报社的掌权人，拥有90%的股份。此外，按照合同规定，这90%的股份中，有三分之一，即30%的股份属贵镇乡绅所有，但由我本人代为管理，因此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报社根本无法开展任何业务，也不能从事其他交易，如有任何违反合同规定的行为，一切后果和损失均由您或其他股东先生承担。
如您或其他尊敬的股东先生仍执意开展了业务，请您务必向我报告帐目情况并将我代表的股东集团应得利润的60%（见合同第三条）汇给我，并且我保留采取后续措施的权利。
敬请知悉。
另一方面，我坦率地承认————您也知道我一向老实————，由于战争结束这一不可抗力，我无法按时向我或我代表的股东集团所有的报社，支付剩下两笔总计13400马克的未清分期款项，其中8000马克由您，奥古斯特·艾施先生的遗孀继承获得。不过，我也同样坦率地提醒您，您————如您对此感兴趣的话————忘了发挂号信提醒报社或作为报社总经理的我，根据设定的相应宽限期限支付未清款项，因此如您现在才寄出催款单，那我现在只需向您支付本金及法定滞纳金，就能解决我们之间的法律问题。
但我不想和您，我尊敬的故友奥古斯特·艾施先生的夫人发生任何争执，甚至法庭相见，尽管贵镇位于敌占区内，作为法国公民的我能够轻易获胜，而且我喜欢迅速解决事情，所以我友好地提请您考虑撤销我们当时的交易，鉴于现在的法律情况，这样做您绝对不会吃亏的。
最简单的撤销方法就是，您回购我或我代表的股东集团所属的60%股份，我愿意以特惠条件出售，并以当初原始价格的一半给您————非强制性，且保留转售权利————这些股份，股价须按外汇平价折算成法郎。
总价为13400马克，按合约外汇平价折算后约为16000法郎，因此对于这些股份，我会以给您特别优惠8000法郎（大写：捌仟法国法郎）。
同时我还要特别提醒您，我的开支、我为报社私人投入的资金、我几个月来的忘我工作都没有计算在内，尽管报社的当前价值因此而大大高于我收购报社时的价值。
我觉得自己无论是态度还是要求，都特别得当和迁就，就是为了让您能愉快地作出决定，顺利解决事情。尤其需要提醒的是，万一您手头不便，您还可以很方便地通过抵押您家未抵押房产来筹集这笔款项。
最后，我还想另外提醒一句，完成这笔60%股份的回购交易后，加上当时保留的10%股份，您手上将有70%的绝对多数股份，可以非常轻易地踢走掌握少数股份的所有其他股东。
我相信，在此之后，您很快就会重新成为一家生意兴隆的独资企业的唯一所有人了。至于如何才能生意兴隆，我忍不住想再多说一句，广告业务的引入是我的得意之作，光这项业务就是一座金矿，如您需要帮助，我会继续竭诚为您效劳。
通过上述这一切，您会欣喜地看到，我向您提供的报价完全没有考虑我自己的利益，因为我很难从这里经营管理报社，但我相信，其他有意收购报社的买家会向我报出高得多的报价，这对您来说绝对不是件好事，因此请您在14天内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否则我会把这件事交给我的律师处理。
我深信，您会感激我友好而热心的建议，并在此后促成我们双方彻底、完美地解决问题。最后，我还想冒昧地告诉您，我们这里的商业环境非常令人满意，我有做不完的生意。
顺致崇高敬意
威廉·胡桂瑙
安德烈·胡桂瑙公司
挂号信
这是一种丑陋的敲诈行为，但胡桂瑙并不这么认为；它既不违反他的私人神学，也不违反商业价值体系，甚至胡桂瑙的同乡也不会觉得它丑陋，因为无论是从商业的角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这封信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连艾施夫人都把这种合法性看成是一种命运————她宁愿屈从于这种命运，而不愿意被人充公没收。
不过，胡桂瑙后来却因为自己的过度让步而肉疼不已，那可是砍掉了成本价的一半啊！不过，他的要求不能提得过高。
当8000法郎真的支付到账时，那家科尔玛公司获得了一笔让人欣喜的投资，而且还不只如此：这是他利用战事的最终变现，这是他得以回家的最终保证，也许，尽管只是也许，这甚至有些痛苦。
因为现在，一切假日痕迹都已彻底消失了。
如果在平平淡淡的一生之中，一定会有值得一提之事，那么在胡桂瑙的一生之中，不再会有比这更值得一提的事情了。
他子承父业，继续践行祖辈的经商精神，讲信用、重利润。
因为中产阶级生意人不适合过单身生活，而他家的传统————他自己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要求他娶个乖巧的妻子，一方面是为了传宗接代，另一方面是为了用女方的嫁妆增强家里的生意实力，为此他开始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因为这时法郎开始贬值，而德国人却采用金马克作为流通货币，所以他在莱茵河右岸寻找意中人的行为，就显得顺理成章，毫不奇怪了。
因为他最终在拿骚找到了有相应财力的未婚妻，而且拿骚是一个信奉新教的地区，所以在爱情和财富的诱惑下，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信教者的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他未婚妻及其娘家笨到只关心信仰问题，所以他为了取悦他们而加入了新教。当他的这个或那个同乡对他这一做法大摇其头时，无神论者胡桂瑙告诉他们，这只是形式而已，根本无关紧要。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观点，当天主教党在1926年与K主义者 [10] 结成选战联盟时，信奉新教的他仍然把选票投给了天主教党。
因为阿尔萨斯人，就跟大多数阿雷曼人一样，通常脾气都有些古怪，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自己就有点乖僻，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不再惊讶于胡桂瑙的异常举动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异常举动，胡桂瑙也就这么倒倒咖啡和纺织面料，睡睡吃吃，做做生意打打牌，安安静静、平平淡淡地过着日子。
他成为家主，成为人父，身材渐显富态，皮肤渐失弹性，甚至连走路的姿势也从威风凛凛渐渐变得步履蹒跚；他对待客户彬彬有礼，驭下严格，工作勤奋，堪为表率；他从不贪睡，从不休假，喜好甚少，根本不贪图或者看不起审美享受；他忙得几乎连星期日也没有时间陪伴妻儿散步，更不用说去参观博物馆了，————他本来就讨厌画像。
他在镇上位望日隆，他重新开始尽夫父之责。
他的生活就是他祖辈们两百年来过着的生活，他的脸就是他们的脸。毕竟，他们全都长得很像，这些姓胡桂瑙的，脸颊圆润，表情自满而又严肃，让人猜不到他们当中有一个胡桂瑙会露出嘲弄挖苦的表情。
但这是混血所致，抑或只是天然巧合，抑或表示这个后辈的某种完美，并使他在这一点上区别于他的所有祖辈，很难确定————这是一个没人在乎的小细节，至少胡桂瑙本人不会。
因为许多事情，于他而言都变得无关紧要了，每当他回想起战时故事时，它们就缩得越来越小，直到最后只剩下8000法郎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就象征着它们，就是它们的最终余额，而他当时所经历的一切，都变成了线条分明、色调浅嫩的法国钞票，这位叫胡桂瑙的生意人从那以后一直打交道的法国钞票。
银色睡梦如幻似真，仿佛浅灰色的迷雾，笼罩着他记忆中的一切，使它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朦胧，仿佛隔了一层熏黑的玻璃，最后连他都不知道，那种生活他真的过过，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自己过过。
也许可以说，这一切的渐渐消逝和遗忘只不过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只是因为包括科尔玛在内的阿尔萨斯地区，在战胜国法国的刺刀保护下恢复了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然而该地区本身却是真正的边境地区，几百年来一直遭到莱茵河左右两岸政权的不公正对待，因此充满了变革精神，甚至胡桂瑙的心中也充满了反叛精神。毕竟，非理性力量在摆脱束缚之后，是不愿再屈服于任何旧有价值体系的，而受到压制的结果，必定是集体消失和个人死亡。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价值崩溃中摆脱束缚的非理性力量会有怎样的命运：它们真的仍然只是各个价值领域互斗时的斗争手段吗？它们真的仍然只是互相残杀的手段？它们真的仍然只是谋杀吗？它们在价值崩溃至最小碎片单位时，必然变成个人与个人的斗争，它们必然导致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斗争吗？
或者，把这个问题只放在胡桂瑙身上：一个子价值体系 [11] ，例如胡桂瑙重新拾起的商业价值体系，能否拥有足够强大的凝聚力，在没有刺刀和警棍的帮助下，也能将非理性追求重新合并到一种工具论中，并为同样摆脱束缚的价值意志指明方向？
当然，在认识论上不允许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它挑起了人们对非理性本质的看法，更是仅通过“力量”一词挑起了一种机械论的解释，一种拟人化的、唯意志论的形而上学，总而言之，挑起了一种被非理性按其自身观点反对的解释，因为非理性是沉默且恰好非理性的生活，而这种生活虽然为理性的“价值塑造”提供素材，却在非理性未经塑造的原始状态下，只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匿名存在 [12] 的，除此之外无法作出任何理论解释。
上级总体系 [13] ，亦即宗教体系，完全清楚这一事实。
教会只承认一个价值体系，即其自己的价值体系，因为起源于柏拉图哲学的它只承认一个真理，只承认一个逻各斯：它完全倾向于理性，无法容忍任何非逻辑，从一开始就————不仅从认识论上，而且还从伦理上————剥夺了非理性及其假定“特性”的存在权利，————非理性会变成绝对的野性，对它作出的一切陈述都仅限于一个论断，即它是存在的，而且必须归入邪恶范畴。
如果真的站在这个角度把非理性视作麻烦，那么只需询问邪恶可否存在于由上帝创造的世界之中，而如果真的要讨论非理性的所谓体系建构能力，那么只需考虑邪恶的可能表现形式。
当然，这些问题是教会从来没有忽略过，也从来不能忽略的问题；邪恶的存在从来都是征战教会 [14] 存在的前提条件。每当价值不断崩溃，邪恶的存在越发明显时，教会就会不得不再次把导致这一崩溃的责任推到邪恶头上，换而言之，抛弃自身的作为崩溃之源的超理性 ，把它归入邪恶范畴，也即归入非理性 范畴。
但一方面，因为教会和每个人一样，都非常了解“设定的设定”，甚至有可能比任何个人都清楚，任何表现形式的可能经验条件是由“价值”范畴决定的，另一方面，因为教会必须把自己的价值结构视作唯一有效的价值结构，所以教会认为非理性邪恶虽然没有建构体系的力量，却可能具有“模仿”的表现形式，总是把邪恶看作对教会自身表现形式的“模仿”，教会认为邪恶虽然没有理性思维，却可能具有一种空洞模仿的思维形式。
这是一种“无真 [15] ”的思维（邪恶即是善良缺失），一种空洞的超理性教条式习俗现象，一种从非理性 中误导出来的“貌似理性 [16] ”，而这只不过是屈从于非理性 的“貌似理性”，会把伦理意志变成空洞的道德炫耀，但在最终影响上，在扩展至总体系后，却会将市侩的邪恶升格为基督的大敌。
邪恶在世界上的根基越完美，基督徒通过反基督者获知的模仿就越完美，反基督者价值体系就越有威胁————该价值体系只能是一个总体系，因为连教会体系都是一个总体系。
邪恶本身是同质不可分的，就像与它对立、被它模仿的真理一样同质不可分。
除了这种总体系之外，子体系也渐渐消失；在价值崩溃过程出现的现象中，天主教给最明显的价值崩溃特征、新教思想赋予了特殊含义，并将其升格为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思想，甚至是灾难性、非理性发展的主导思想；与在所有子体系中一样，教会在这种主导思想中看到的不是真实的价值体系，而只是扭曲了的价值体系————这已经是形成威胁性反基督总体系的初步阶段了。
上述这一估计不仅符合教会的特殊立场，而且在客观事实上也有充分的依据，例如在新教对任何其他子体系的非凡亲和力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子体系，还是民族的主义子体系，或者是其他某个子体系，都必须与新教一起站到反教会的“变革”阵线上来，从教会体系的角度来看，即站到显露一切非理性的、敌视价值的异端力量的罪恶阵线上来。
尽管教会经常对外妥协，而且会————两恶相较取其小————容忍这个或那个局部运动，例如与更激进的纯变革性分裂运动相比，对民族的主义局部运动持保守立场，但对于如何处理非理性力量这个根本问题，教会只会从最严酷的角度作出决定：要么信基督，要么反基督————要么回到教会的怀抱，要么互斗不休，在价值完全解体中毁灭世界。
无论是全真镜像，还是失真图像，作为价值体系，每个子体系都模仿总体系的结构；如果对总体系的认识是原则性、形式性的，那就必须在小集体中对这些认识进行重复和证实；但是，内容上的差异————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体系都不会自称是“邪恶”的体系————必定在于对非理性 的估计。
任何子体系，从其逻辑起源、逻辑基础上来看，都是变革性的；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遵从自身逻辑绝对化的民族的主义子体系，建立了一个以升格为上帝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工具论，那么通过所有价值与国家思想之间的这种联系，通过将个人及其精神自由置于国家权力之下的这种手段，不仅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变革态度，而且还会更加坚定地走上反宗教、反教会之路————这条路的方向清楚精确地指向绝对变革的价值崩溃，因此也指向抛弃自身体系。
因此，如果子体系想要在价值解体过程中确保自身的存在，如果它想摆脱自身追逐这一目标的理性#，那它就不得不诉诸非理性的手段。
这就产生了奇特的模棱两可，从认识论上来说，甚至与每个子体系都不干不净：在面对价值日渐崩溃，承担起总体系的任务，将非理性 评判为反叛和犯罪时，子系统不得不从非理性 的同类群体及其匿名邪恶中突出一群“善良”的非理性力量，用来制止令人惊心的进一步崩溃并带来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任何“局部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子体系都是“局部变革”————都基于非理性的先验性，基于情感价值的重要性，基于用作对抗全面变革激进理性*的制胜法宝的“非理性精神”尊严；任何子体系都必须明确承认“未经塑造”的非理性残余，可以说是理性*思考过程中的保护区，用于在价值崩溃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稳定。
因为变革是邪恶对邪恶的反抗，是非理性 对理性 的反抗，是非理性 披着理性*挣脱了枷锁的外衣对理性制度的反抗，而这些理性制度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不求进取地诉诸与生俱来的非理性情感价值，————变革是非现实与现实之间的斗争，是暴力压迫与暴力压迫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出现在超理性 的解绑导致非理性 的解绑之后，必定会出现在价值体系支离破碎至最终的个体价值单位之后且一切非理性 在个人变得自主孤独后的绝对价值独立中突然爆发之时。
变革就是打破非理性 ，打破自主，打破生活，而独立于价值的孤独之人则是变革的工具；如果尘世间的一切恐惧和孤独最先影响的必定是被尘世遗弃之人，即饥寒交迫的无产阶级，或战壕中面临枪林弹雨的战士，如果这些字词本意上的“被放逐者”必定是最先实现价值独立的人，那么他们也必定最先听到像打铁声一样叮叮当当地刺透非理性 沉默的喊杀声。
一般来说，总是由小价值集体的人消灭正在解体的大价值集体的人，总是由这个最倒霉的人在价值崩溃过程中扮演刽子手的角色，然后在审判号角响起的那一天，这个价值独立者将成为这个自寻绝路之世的刽子手。
胡桂瑙杀了人。
后来他把这事给忘了，他再也没想过这事，而在此之后成功实施的每一个生意手段（在写给艾施夫人的信中！），他却依然牢牢地铭刻在心。
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生活中，只有符合相应价值体系的行为才会继续存在，但胡桂瑙重新回到了商业体系。
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他子承父业，生意红火，是个能力出众的生意人，但如果条件更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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