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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公事？你会有不少空余时间吗？”
“足够我去见见朋友们了。”
“我想你也会这么回答的。你是个忠实可靠的朋友。咱们现在谈点别的好吗？”
“乐于奉陪。谈点什么呢？”
“诗，”他道，眼含热泪。“咱们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诗失去了使人勇敢的力量。我外祖父也是个诗人，而且参加了那场反对你们的兵变。如果再有一场兵变的话，我有可能做到无愧于是他的外孙。而实际上我是个医生，打赢了一场官司，有三个孩子要抚养，而且主要的话题就是公务上的各项计划。”
“咱们还是来谈诗吧。”他把自己的心思转移到这个无伤大雅的题目上来。“你们民族的境况非常可悲。你们还能写些什么呢？你们再也不能说‘玫瑰凋谢’了。我们都知道它确实已经凋谢了。你们也不能写那种‘印度，我的印度’之类的爱国诗篇，因为它现在谁的印度都不是。”
“我喜欢这样的交谈。这有可能会得出某种有意思的结论来。”
“你想得很对，诗是应该触及真正的生活。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把它当符咒来用呢。”
“你刚认识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呢。那时候所有人都是我的朋友。而在波斯语中，神就被表述为朋友。可我也不想成为一位宗教诗人。”
“我倒希望你是。”
“为什么？可你本人是个无神论者啊。”
“宗教中有些东西可能未必是真的，可迄今尚未被吟唱过。”
“愿闻其详。”
“某种也许已经被印度教徒发现的东西。”
“那就让他们去吟唱吧。”
“印度教徒没办法吟唱。”
“西里尔，有时候你的话很有道理。诗咱们就暂时谈到这儿，还是来说说你回英国的事儿吧。”
“关于诗，咱们谈论了还没到两秒钟，”菲尔丁微笑道。
可是阿齐兹喜欢耽溺于吉光片羽式的戏剧性情境。他将这次小小的谈话握在手里，觉得它就是自己问题的缩影。他突然间又想起了他的妻子，而在他思念若渴之际，过去又往往会变成未来，于是他看到她跟他一起在一个榛莽丛生的印度土邦里安安静静地生活，远离所有的外国人。他说：“我想你会去看望奎斯蒂德小姐吧。”
“如果有时间。在汉普斯特德见到她，感觉肯定会挺奇怪的。”
“汉普斯特德是个什么地方？”
“是伦敦郊区一个富有艺术和思想气息的小小的——”
“她在那儿舒舒服服地生活；见到她你会很高兴——天哪，今晚上我有点头疼。也许我是染上霍乱了。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早点回去了。”
“你希望马车什么时候预备好？”
“不麻烦了——我骑车回去。”
“可你没骑自行车来呀。是我的马车去接的你——还是再让它把你送回去吧。”
“言之有理，”他说，努力显得快活起来。“我是没骑自行车来。可我乘坐你马车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大家都看在眼里，拉姆·昌德先生会觉得我总是在占你慷慨大度的便宜呢。”他心绪不佳、心神不宁。谈话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东拉西扯、支离破碎。他们俩原本兄弟情深、亲密无间，可又总是话不投机、扞格不入。
“阿齐兹，你能原谅我今天上午的那句傻话吗？”
“你是指骂我小无赖的那句话？”
“是呀，这让我寝食难安。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
“这没什么，当然啦，我们都会犯错的。像我们之间这种情比金坚的友谊，说错一半句话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在他乘车回家的路上，却总感觉有什么东西让他郁郁不乐——一种身体或是精神上的隐痛，总想爆发出来。到家以后，他真想再倒回去跟菲尔丁说几句情真意厚的话；结果只是给了车夫一笔丰厚的小费，进屋闷闷地往床上一坐，哈桑笨手笨脚地给他按摩了几下。虱蝇已经在一个衣橱上面定居下来；棉布地毯上的红色污渍更加明显了，因为穆罕默德·拉蒂夫在他监禁期间曾睡在这里，往上面吐了不少唾沫；桌子抽屉上伤痕累累，那是当时警察强行弄开时留下的撬痕；昌德拉布尔所有的一切全都枯竭、耗尽了，包括空气在内。他心中的隐痛终于还是爆发了出来：他满腹狐疑；他怀疑他的朋友为了钱财意欲跟奎斯蒂德小姐结婚，他怀疑他回英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大人？”——因为他已经喃喃出声了。
“看看天花板上的那些苍蝇。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它们给赶出去呢？”
“大人，它们还是会回来的。”
“就像所有那些邪恶的东西一样。”
为了转移话题，哈桑向他讲述了帮厨的小工如何杀死一条蛇的经过，这是好事，可是却把它给砍成了两段，这就糟了，因为它变成了两条蛇。
“他要是打破了个盘子，那会变成两个盘子吗？”
“我们也同样需要几只玻璃杯和一个新茶壶，我自己也需要一件外套。”
阿齐兹叹了口气。人人为己。一个需要一件外套，另一个需要个有钱的老婆；人人都通过聪明的迂回手段接近了目标。菲尔丁为那个姑娘省下了两万卢比的罚金，现在跟着她到英国去了。如果他原本就想娶她为妻，那所有的一切也就真相大白了：她会带给他一大笔嫁妆。阿齐兹并不相信自己的猜疑——要是真能确定无疑倒好了，那样他就可以痛斥菲尔丁，把目前的情况廓清了。猜疑与信任可以在他的心中并存不悖。它们分别来自不同的源头，从来就不需要相互掺和。东方人的猜疑是种恶性肿瘤，一种精神痼疾，突然间使他变得忸怩不安并且与人为敌起来；他同时集信任与不信任于一身，这种思维方式是西方人无法理解的。这就像西方人的伪善一样，是他的心魔。阿齐兹已经被它捏在了手心里，他在幻想中堆建成一座恶魔的城堡，其地基正是菲尔丁和他在星光下的迪尔库沙所说的那些话。那姑娘在暂居校园期间肯定就已经是西里尔的情妇了——穆罕默德·拉蒂夫的话一点儿都没错。可是全部事实仅此而已吗？也许当初跟她进入山洞的就是西里尔本人……不，这不可能。西里尔当时根本就不在卡瓦道尔崖上。绝不可能。荒谬无稽。然而这种异想天开却让他痛苦得浑身战栗了。如此背信弃义——如果情况属实——简直在印度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再没有比它更为卑劣无耻的了，就连阿夫祖尔·汗[5]被西瓦吉谋杀都有所不及。他不禁浑身战栗，就仿佛这一切都已坐实。他挥退了哈桑。
第二天，他决定把几个孩子送回穆苏里[6]。他们是因为他受审专门从山上赶回来的，为的是他也许需要跟他们道别，然后在欢庆他胜诉的这段时间内一直暂住哈米杜拉家。罗伯茨少校会准他的假，而在他离开期间菲尔丁也将起身前往英国。这一安排能够同时兼顾他对菲尔丁的信任和猜疑。假以时日，事实自会证明孰是孰非，而且不论结果如何，都能保持他的体面。
菲尔丁从阿齐兹的态度当中已经意识到存在某种敌意，不过因为他是真的很喜欢他，最终还是乐观主义占了上风，所以他也就没往心里去。一旦有感情的因素牵扯在内，轻装简行可就不那么容易做到了。如果不能平心静气地希望一切自会好起来，他就没办法迈步向前，因此他煞费苦心地以一种相当时新的风格给阿齐兹写了封信：“我有这么种感觉，你认为我在女人的问题上假装正经。我倒宁肯你对我有其他任何的想法，也不愿你这么看我。如果说我现在的生活无可指摘的话，那只是因为我已经四十大几了——到了觉今是而昨非的阶段。到了八十几岁我又会重行检讨一次。在九十岁来临之前——我才真正算是修成正果、盖棺论定了！不过，不管是生还是死，我绝对不信奉任何道德教条。请务必相信我这句话。”阿齐兹一点都不喜欢这封信。它伤害了他待人接物上的敏感。他喜欢朋友间倾心以对，即便是有些粗俗不雅也没关系，但归纳和比较却总会让他反感。生活可不是本科学指南。他回了封信，以冷淡的口气对于他无法及时从穆苏里赶回来为他的朋友送行表示遗憾：“不过我也得在可能的情况下享受一下我这点可怜的小假期。从今往后，一切用度都不得不厉行节俭，所有远赴克什米尔逍遥度假的幻想尽成泡影。等你从英国回来时，我就将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新职位上做牛做马了。”
菲尔丁走了，在昌德拉布尔最后的一阵下流传闻中走了——天地一色，看起来都像太妃糖一般——印度人那恶意的奇情异想被坐实了。就连他的朋友们都在煽风点火，因为虽说他们曾经都很喜欢这位校长，但随着他渐渐了解了他们那么多的隐私，他们已经开始觉得不自在了。马哈茂德·阿里不久马上就断言菲尔丁正准备背叛他们。哈米杜拉则小声嘀咕：“他近来确实不像从前那样对我们坦诚相见了，”并警告阿齐兹：“不要期望太高——他跟她毕竟都是异族的成员。”“我那两万卢比到哪儿去了呢？”阿齐兹也忍不住暗想。他对于金钱绝对是漠不关心——不止是在用钱上很慷慨，而且只要是想得起来马上就会把债务还上——可是这两万卢比仍旧不停地在他脑海里打转，挥之不去，因为他在这笔钱上被算计了，傻乎乎地让它们溜往了海外，就像印度那数不胜数的财富一样。西里尔肯定会娶奎斯蒂德小姐为妻——他对此越来越坚信不疑，马拉巴尔之行所有无法解释的疑点都在指向这一点。这就是那次可怕而又愚蠢的郊游野餐的自然结果，没过多久，他就让自己相信他们实际上已经举行过婚礼了。
* * *
[1] 犯下了大人老爷们才会犯的罪行（he had sinned as a sahib）：这句话的意思显然不是说因为犯了罪，他丢了他那帮大人老爷同侪们的脸，而是——引用福斯特现存最早手稿上的表述——“虽说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却也是那种大人老爷式的不道德”，亦即他至少比菲尔丁要高一个等级，因为特顿太太对菲尔丁的考语是“不上品”。
[2] 那些浅陋的拱廊：清真寺那“浅陋的拱廊”（shallow arcades）呼应的是明托医院那“灰黄色的拱廊”（sallow arcades）（第二十五章）。
[3] “真主之外别无真主”：此句断语与其后的“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为伊斯兰教教义的根本和宗旨。
[4] “真主之外别无真主”原文为“There is no God but God”。
[5] 阿夫祖尔·汗：比贾布尔的穆斯林主将阿夫祖尔·汗（Afzul Khan）一六五九年被马拉塔（Maratha）领袖西瓦吉（Sivaji）骗诱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西瓦吉在拥抱阿夫祖尔时在手指上装上钢爪将其杀死。
[6] 穆苏里（Mussoorie）：喜马拉雅山麓一处山间避暑胜地，在德里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