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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可是你们知道，他们的年龄是很难看出的。我一时也没法有什么别的表示，只好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我从那个好瑞典人那里带来的饼干递给他。手指慢慢收拢，抓住了那块饼干——此处再没有任何别的动作或表情。他的脖子上系着一小段白羊毛线——他这是干什么？他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这是一个标记——一种装饰——一个符咒——还是一种向神许愿的表示？这东西是否表示了他的某种思想？这一小段来自海外的白色绒线，绕在他那黑色的脖子上看上去实在刺眼。
“离开那棵树不远，还有两捆支支棱棱的骨头抱着膝盖坐在那里。其中有一个把下巴支在膝盖上，呆望着，那样子非常可怕，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旁边他的那个兄弟幽灵把额头搁在膝盖上，仿佛已疲惫得无法支撑了；所有其他的人，也都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扭曲着身子倒作一片，形成一幅大屠杀或者大瘟疫之后留下的情景。我惊愕地站在那里看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用双膝双手支起身子，一步步爬到河边去喝水。他用手捧起水来喝着，然后就在阳光中坐下，把两腿盘起来放在自己的面前，过不一会儿，他便让他那毛茸茸的头耷拉到胸前去了。
“我不愿再在那片阴影中游荡了，于是匆匆朝站上赶去。在离开那片建筑物不远的地方，我遇见了一个白人。他的外貌是那么意想不到的典雅，一开头我真以为是什么鬼魂显灵了。我看到了浆过的高领、白色的袖口、一件淡黄色的羊毛上衣、雪白的裤子、一条干净的领带，还有一双擦得雪亮的皮靴。他没戴帽子。头发从中间分开，抹上油，刷得亮光光的，一只大白手举着一把带绿线条的阳伞，耳朵后边还夹着一支蘸水钢笔，那神态实在惊人。
“我和这个奇迹般的家伙握了握手，当即知道他是公司的会计主任，而且知道一切账目都在这个站上核算。他现在出来呆一会儿，他说，‘是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的语调让人听着非常奇怪，也明显带着长期过案牍生活的痕迹。正是从他的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另一个家伙的名字，不然的话，我就不会跟你们提起他了，那个家伙跟我这一时期的经历可是无法分开的。再说，我对眼前这个人倒也十分尊敬。真是这样，我尊敬他的领子、他的大袖口，和他的刷得很光亮的头发。他的外表的确和理发馆橱窗里的模特儿一模一样。可是在这片一般人都感到意志无比消沉的土地上，他竟能保持如此堂皇的外表，这是何等的决心。他的浆过的领子和笔挺的衬衫的前胸都可以说是某种性格的伟大体现。他已经离家在外快三年了；后来我止不住问他，他怎么还可能穿出这么漂亮的内衣来。他当时不禁微微有点脸红，接着却非常谦虚地说：‘我在这里教站上的一个土著女人念书。真不容易。她原来对她的工作十分不满意。’这么说，这个人的确还干出了一点成绩。他对他的账本也真是关心备至，全都摆得整整齐齐。
“站上的一切全都乱七八糟——领导关系，各种事务，连建筑物本身也全都如此。一串串八字脚的满身尘土的黑人经过这里又向前走去；各种手工业产品，破烂的棉花、念珠、铜丝川流不息地被送进那黑暗深处，然后细水长流地换回珍贵的象牙。
“我必须在那个站上再等待十天——这简直像是永无尽期了。我住在院子里一间小木屋里，可是为了逃脱那混乱的环境，我有时候只好跑到那个会计主任的办公室去。他那间办公室是用横木板拼起来的，拼接得十分粗糙，所以当他弯着腰在那张很高的写字台上工作的时候，他身上从头到脚都是一道道阳光。要向外看看也用不着打开那宽大的百叶窗。屋子里也非常热；肥大的苍蝇可怕地嗡嗡叫着，它们倒是不叮人，只是拚命地撞来撞去。我一般都坐在那里的地板上，他却一尘不染，有时还略略洒上点香水坐在他的高凳上工作着。有时他也站起来活动一下。当一个病人（据说是从内地来的一个生病的公司代理人）睡在一张带轮的矮床上给放到他的办公室里来的时候，他只是很温和地表现出一点苦恼神情。‘这病人的呻吟，’他说，‘扰乱了我的注意力。在这样一种气候条件下，没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要想算账不出差错，可是太难了。’
“有一天，他头也不抬地对我说：‘进入内地以后，你无疑会遇见库尔茨先生的。’我问他库尔茨先生是谁，他说他是一位第一流的公司代理人；看到我对他的解释感到失望，他于是放下笔，又接着慢慢说：‘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经我一再询问，他告诉我，库尔茨先生正负责一个贸易点，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点，设在那边一个真正的象牙产地，在‘那边的尽头处。他一个人送回来的象牙等于所有其他站的总和……’说完他又拿起笔来，那病人已经病得连哼哼声都听不到了。在偌大一片宁静中只听到苍蝇的嗡嗡声。
“忽然从外面传来许多人一起说话的声音和沉重的脚步声，而且越来越大。有一个运输队进站了。在木板房的板壁外面，开锅似的响起了各种嘈杂的吵闹声。所有的脚夫都争着一起讲话，在这吵嚷声中，你还可以听到总代理人悲哀的声音：‘算了吧。’这一天他已经含着眼泪这样悲叹了十多次了……他慢慢站起身来。‘这吵闹声多可怕。’他说。他横穿屋子慢慢朝那病人走去，接着又走回来对我说：‘他可是听不见了。’‘怎么！已经死了？’我吃惊地问道。‘不，还没有。’他神色自若地说。接着，他朝着外面院子里混乱的嘈杂声一晃脑袋说：‘在你生怕把账记错的时候，你没法儿不痛恨这些野人——简直要对他们恨死了。’他沉思着呆了一会儿。‘你见到库尔茨先生的时候，’他接着说，‘请替我带给他一句口信，告诉他这里的一切。’——他看了看他的桌子——‘都非常令人满意。我不愿意给他写信——通过我们的这些信差，你永远不知道经过总站时信会落到什么人手里去。’他用他那双温和的鼓出的眼睛对我呆呆看了一会儿。‘哦，他前程远大，非常远大，’他接着又说，‘不要多久他一定会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位人物，上面的那些人，——欧洲的董事会，你知道——已经决定要提拔他了。’
“他转身去干他的工作，外面的吵闹声已经停息了。我打算马上走出去，可我又在门口停下了。在一片持续不断的苍蝇嗡嗡声中，那个准备运送回家去的公司代理人躺在那里，满脸通红，已完全失去了知觉；另外那位，俯身在他的账本上，正在为他的完全正确的交易正确地计算着账目；而在那房子前面台阶之下不到五十英尺的地方，我却可以看到那死亡之林的一动也不动的树梢。
“第二天我终于同一个由六十人组成的队伍离开了那个站，准备再走过一段两百英里的行程。
“关于那段行程，没有必要给你们讲很多了。反正是东一条路，西一条路，到处都是路；人踩出来的崎岖的道路网展开在那一片荒漠的土地上，穿过很深的野草，穿过被烧过的野草，穿过丛林，在一条阴森的山沟里上来又下去，遇到一个冒着火焰的炽热的火山，上去又下来；一片荒凉，又是一片荒凉，看不见人，也看不见一间草房。这里的居民很久以前都已经全逃光了。是呀，如果有一天，一大群神秘的黑人，带着各种可怕的武器，突然出没在迪尔和格雷夫森德之间的大路上，把大路两旁的英国佬全抓去给他们搬运笨重的行囊，我想用不了多久，那一带所有的农庄和村子马上就会空无一人了。只是眼下这个地方连住房也看不见一间。不过，我也曾路过几个被抛弃的村子。那里的一些用草编成的半倒的墙，完全像孩子的玩意儿，看着令人觉得十分可悲。一天又一天，这六十双光着的脚在我的身后噼噼啪啪地走着，每一双脚负担着六十磅的重载。扎营，做饭，睡觉，拔营，开拔，一个正扛着重载的脚夫会忽然倒下，他于是也就在路旁的深草中安息了。在他的身旁会放着一个倒空的水葫芦和他使用过的一根长棍。四周和上空都是一片寂静。也许在某一个宁静的夜晚，远处会传来一阵阵颤动的鼓声，低一阵，高一阵，巨大的颤动声，微弱的颤动声；这难以理解的声响，有所呼吁，也有所暗示，带着狂野的气息——也许和一个基督教国家的钟声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有一回，一个敞开着制服上衣的白人，带着一个由一些高瘦的桑给巴尔人组成的武装护送队在路边扎营，他非常好客，喜气洋洋——不用说还喝得有几分醉了。他说，他正在查看道路的保养情况。我不能说见到过任何道路或任何道路的保养，除非把那个前额上露着枪窟窿、让我真的一步窜出去三英里远的中年黑人的尸体叫做一种具有永恒意义的改进。我也有一个白人伙伴，他倒不是个坏家伙，可就是一身贼肉，而且老是在离水和阴凉处好几英里的酷热的山坡边，动不动就要人命地晕倒了。你们知道，举着你自己的上衣，拿它像一把伞似的挡住一个人的脑袋，等待他慢慢缓过来，够多么让人心烦。有一次我止不住问他，到底干什么跑到这儿来了。‘当然是弄钱哪，你想还有什么呢？’他轻蔑地说。紧接着，他又发起烧来，我们只好用一根木杠，下面拴着一个吊床把他抬着走。因为他体重二百二十多磅，为这事，我和那些脚夫不知没完没了地争吵过多少次。他们唠叨着，偷偷跑掉，半夜里扛着他们搬运的东西逃跑——简直是要造反了。因此有一天晚上，我配合着各种手势做了一次英文演说，在我面前的那六十双眼睛显然对我的手势是全都明白的，第二天早晨我又让人抬起那个吊床在我们的前面出发，一切都很正常。可是一小时之后，我却在一片丛林里发现了那一整套设备——人、吊床、哼哼声、毯子、恐怖。那根沉重的木杠把他那可怜的鼻子的皮都给蹭掉了。他十分愤怒，希望我处死一两个人以示儆戒，可是那些脚夫却连影子也看不见了。这时我记起了那个老大夫的一句话——‘如果能够在当场观察许多人的思想变化，那对于推进科学的发展一定是很有好处的。’我感到我已经变得对科学研究很有用处了。不管怎样，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十五天之后，我又看到了那条大河，于是一颠一簸朝着总站跑去。总站在那条河的一个河湾附近，四周全是灌木丛和森林，一边以一片散发臭味的烂泥作为它的美丽的边界，另外三面全被长得乱作一团的矮树丛包围着。中间有一个无人修整的缺口就算是它惟一的门洞。你只要对这地方看上一眼马上就会知道，在这儿负责的必定是个完全不负责任的混蛋。一些手里拿着长棍的白人懒洋洋地从那个建筑物中走出来，蹓跶过来对我看一眼，然后又不知蹓到什么地方去，便再也看不见了。他们中有个身体强健，留着黑胡子的容易激动的家伙，我刚一告诉他我是谁，他马上就口若悬河，同时夹杂着许多不相干的叙述，告诉我，我的船已经沉在那条河的河底了。我当时真是惊呆了。什么，怎么搞的，为什么？哦，一切‘都没有问题’。‘经理他本人’就在这儿。一切全都没问题。‘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无懈可击，无懈可击！’——‘你一定得，’他激动地说，‘马上去见经理，他正等着！’
“我对那条船沉没的真实意义一时还没能完全明白，我想现在我是明白了。可是，我并不敢肯定——完全不敢肯定。这件事实在是太愚蠢了——我现在再回想一下——愚蠢得简直超出了常情。尽管如此……可在当时，我却只不过感到，那是件让人非常气恼的麻烦事。那条汽船给搞沉了。他们在两天前忽然匆匆忙忙把那条船向上游开去，经理也在船上，由一个自愿临时充当船长的人负责驾驶，可是船开出去不到三个小时，船底撞在礁石上给完全撞碎，它也就在靠近南岸的河边沉了下去。现在我的船既然没有了，我便止不住问我自己，那我该怎么办呢？事实上，要把我负责指挥的那条船从河里捞上来，那我要干的事可太多了。第二天我就不得不开始工作了。打捞起那条船，把它一块块搬到站上，然后再进行修理，总共需要好几个月时间。
“我第一次和经理见面的情景，实在奇怪之极。那天早晨我已经步行了二十多英里路，可是他竟没有让我坐下。他的肤色、面容、神态和声音都显得非常平庸。他中等身材，个头很一般。他长着一双常见的那种蓝色的眼睛，不过也许有点特别地冷淡，另外他真能够让他的眼神像一把斧子犀利而有力地落在一个人身上。不过甚至就在那时候，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又似乎在表明他并无此用意。除此之外，只是在他的嘴唇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隐隐约约的表情，一种偷偷摸摸的表情，——一点微笑——又不像是微笑——我现在还能记得那样子，可我说不清楚。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表情，这个微笑，尽管每到他说完几句什么话的时候，它也会忽然加强一下。那表情总是在他讲完一段话的时候出现，仿佛它是用在他讲的那些话上的一个印记，它能使他讲的哪怕是最普通的一句话也变得让人绝对无法理解。他是个普通的买卖人，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受雇在这一带工作——没干过什么别的。大家谁都服从他，可是他既不能引起别人的爱戴，也不能引起别人的恐惧，甚至也得不到别人的尊敬。他只能让人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这话对了！极不舒服。也不是明显的不信任——就是极不舒服——如此而已。你不能想象这么一……一……一个工作班子会有多么高的效率。他没有组织才能，没有创新的才能，甚至也没有发号施令的才能。光是看看站上的可悲状态，情况就非常明显了。他没有知识，也没有才智。他所以会爬上现在的地位——为什么？也许就因为他从来不生病……他在这里三年一期已经干了三期了……因为在这个健康情况普遍恶化的环境中，强健的体格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他请假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总要闹得尽人皆知——大摆排场。像上了岸的水手——也略有不同——但只是在外表上。这一点从他的一些偶然谈话中也可以听得出来。他从来没有过任何创见，可是他能够让每日的官样文章例行不误——这就是他的全部本领。可是他确实伟大，他的伟大完全表现在这么一件小事上——谁也没法说，到底什么东西能够控制住像他这样一个人。他从未向人泄露过这个秘密。也许他的身子里面什么也没有。这类怀疑总让人只能怀疑一下罢了——因为那里的情况是没有办法从外部进行核对的。有一次好几种热带病几乎使所有站上的‘代理人’全都倒下了，这时却有人听到他说：‘凡到这里来的人根本就不该有内脏。’他说完这话又用他那微笑作为印记把它给封起来，仿佛那是一个由他看管着的通往黑暗的大门。你想着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是他已经又把它给封上了。吃饭的时候由于一些白人总是彼此吵闹，争着要坐上席，弄得他十分恼火，于是他下令特制了一个特大的圆桌子，另外还特别盖了一间屋子专放这张桌子。这就是站上的饭厅。他坐在哪里哪里就算是首席——其余的座位全都不分上下。你感到这是他的一种不可改易的信念。他既不是很有礼貌，也不算很无礼。他为人非常沉静。他容许他的‘听差’，一个从海岸边来的养得过肥的年轻黑人，当着他的面，以近于挑衅的无理态度对待某些白人。
“他一看到我就开始讲个没完。说我在路上耽搁得太久，他等不及了。只好没等我到场就开始干起来。河上游的许多站必须马上运进物资去。事情已耽搁了这么久，他现在根本不知道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他们现在的情况怎样——等等。他对我的解释根本不予理会，手里玩着一根火漆棒，一再重复说，现在情况‘非常严重，非常严重’。又说，谣传一个非常重要的站现在正遇到了危险，它的站长库尔茨先生也生病了。他希望这些话不是真的。库尔茨先生是一位……我感到非常疲倦，也非常烦躁。绞死库尔茨吧，我心里想，我打断他的话说，我在海岸边曾听人谈到过库尔茨先生。‘啊！那边他们也在谈论他。’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说。接着他又开始讲起来，一再告诉我，库尔茨先生是他的最好的一位代理人，是一位非同一般的人物，对整个公司具有无比巨大的重要性，因此我可以理解他是多么不安。他说他是‘非常，非常地不安’。的确，他坐在椅子上扭捏了好半天才大叫着说：‘啊，库尔茨先生！’以致把手里的火漆棒都给捏碎了，而且这件意外还似乎使他不禁呆了一会儿。他需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是，‘这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我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你们知道，我当时肚子饿极了，而且又老是站着，我简直有点越来越难以忍耐了。‘我怎么知道？’我说，‘我对那条沉掉的船连看也没看过一眼呢——毫无疑问，得几个月。’这些谈话在我看来全都毫无用处，‘几个月，’他说，‘好吧，让咱们说，在三个月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始航行了。对。有三个月时间，这点活儿应该能干得了的。’我匆匆从他的屋里跑出来（他一个人住在一间用泥垒起的、还带着阳台的房子里），一边自言自语，咕哝着我对他的看法。他是个光会耍贫嘴的笨蛋。但后来我收回了这句话，因为他对干那点‘活儿’所需要的时间，估计得竟是那么绝对准确，这真有点让我吃惊。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不再和它，就这么说吧，和那个站打交道了。我似乎感到，只有这样我才能够不脱离生活中能使我不致完全泄气的东西。即使这样，你有时还必须四面多看看；然后我看到了那个站，看到那些人毫无目的的在院里的阳光下来回蹓跶。我有时不禁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可笑的哭丧棒，从这里蹓到那里，像一群失去信心的香客，让鬼魅给迷在这一圈乱树丛中了。‘象牙’这个词儿在空气中，在人的耳语和叹息中震响，你简直觉得他们是在向它祈祷。这里到处都可以闻到一种愚蠢的贪婪的气息，完全像从尸体上发出的臭味。天哪！我一生中还从未见到过如此缺乏真实性的东西。那外在世界，那包围着大地上这一小块地方的寂静的荒野，我却觉得它像罪恶或者真理一样，无比伟大，而且不可战胜，现在正耐心地等待着这种疯狂的侵袭最后结束。
“哦，那几个月的日子！行了，没有关系。后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一天晚上，有一个草棚子，里面装满了印花布、花棉布、香料珠，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什么东西，忽然着火了。那火来得那么突然，你简直会想到是地球忽然裂开，放出报复的火焰，烧去了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那时正靠在我那艘已全被拆卸的轮船边，安静地抽着烟斗，我看到他们在火光中蹦来蹦去，高举着他们的胳膊，接着还看到那个身体强壮的留胡子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只水桶匆忙向河边跑去，还再次向我肯定说，每一个人的‘表现都无懈可击，无懈可击’，他用水桶舀起了大约半桶水又匆匆跑了回去。这时我却注意到，他那水桶底上已捅了个大窟窿。
“我慢慢向上面蹓去。完全不必着忙。你瞧，整个那间草棚子已经像一盒着火的火柴一样化为乌有了。这火从一开始就完全无法救。火头伸得老高，谁也无法接近，把什么都同时给点着——并给烧得坍了下去。那棚子已经变成了一堆通亮的灰烬。在不远处，他们正在鞭打一个黑人。他们说火是他引起来的；可能真是这样吧，他被打得没命地惨叫。几天之后，我看见他坐在一片小树阴下面，已经是半死的样子，还在希望慢慢恢复。后来他站起身走了出去——那无声的荒野又一次对他敞开了怀抱。当我从黑暗中向那火光走去时，我发现我前面有两个人在谈话。我听到他们说到库尔茨的名字，接着又说：‘利用这次不幸事件。’两人当中有一个就是那个经理。我对他说了声晚安。‘你过去见到过这种事吗——嗯？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他说着慢慢走开了。另外那个人还留在那里，他是一位第一流的代理人，一位年轻的先生，留着八字胡，长着一只鹰钩鼻，有些保守。他和别的代理人不大接近，他们说他是经理派来监视他们的密探。至于我，几乎从未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却谈开了，不一会儿，我们慢慢蹓跶着离开了那尚在嘶嘶发响的灰烬。接着他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去，那是站上主要建筑物中的一间房子。他划着了一根火柴，我马上看到这个年轻的贵族不仅有一只镶着银边的衣箱，而且还独自享用着一整根蜡烛。在那个时候，按理只有经理才有权使用蜡烛。泥土墙上悬挂着当地的草垫，一大堆长矛、非洲梭镖、盾牌和各种刀剑都作为战利品挂在墙上。这家伙被委任的工作是烧砖——我听见别人是这么说的；可是在这个站上不论哪里连一块砖头的碎块也看不见，可是他在那里已经呆了不止一年了——他正等待着。看样子是因为缺点什么，使他根本无法烧砖，我不知道缺的是什么——也许是稻草。不管怎样，在那里当然是找不到稻草的，可是似乎也不可能从欧洲送稻草来，所以我也就不很明白他到底在等什么。也许是某种特殊的创造能力。不管怎样，他们，一共是十六个或者二十个外来移民，全都在等待着什么；说句老实话，从他们对待这工作的态度来看，那不像是一件让人感到不惬意的差事，虽然据我看，他们所干的惟一事情是生病。他们依靠彼此愚蠢地在背后进行攻击和搞阴谋诡计来消磨时间。在整个站上到处都可以嗅到阴谋活动的气味，不过，当然，实际上全都毫无结果。这和这里其他的一切——比方像整个公司伪装的慈善性质、他们的谈话、他们的管理制度、他们假装工作的样子——一样，全都是虚无缥缈的。在这里惟一一点真实的感情，是希望被委派担任一个贸易站的负责人。到了那里，他就可以得到象牙，而且可以按规矩分成。他们永远只在这个问题上彼此耍阴谋，彼此诽谤和痛恨——可要想让他们哪怕仅用一个小指头去认真干点什么——哦，那可不成。上天作证！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总有个什么道理，允许一个人偷走一匹马，却不能让另外一个人对拴马的绳子看上一眼。要么就把马干脆偷走。好极了。他这么干了。也许他会骑马。可是有时候要是一个人对拴马的绳子看上那么一眼，就可能会使世上最仁慈的圣徒马上火冒三丈。
“我完全想不出，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友好，可是，在我们正谈着的时候，我猛地想到这家伙必定有什么目的——很显然他是要从我嘴里捞到点什么消息。他一再说到欧洲，说到他认为我一定认识的那些人——提一些问题，想让我谈谈我在那个坟墓之城认识的一些熟人，等等。他的一双小眼睛像两块云母片似的发着光——充满了好奇的神色——尽管他一直都尽量装出几分傲慢的神态。一开头我很有点吃惊，可我很快又变得非常好奇，很想知道他到底想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我根本无法想象，我身上到底会有什么东西值得他花费这许多工夫。最后看到他发现自己全然是徒劳无功，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说实在的，我满肚子里装的就只有一股冷气，头脑里，除了关于我那条可怜的汽船的问题之外，也空无所有。非常明显，他把我看成了一个完全不知羞耻的信口胡说的家伙。后来他生气了，为了掩盖他的发疯一般的气恼，他打了几个哈欠。我站起身来了。然后我注意到，在一块门板上有一幅很小的油画，画着一个披着衣服、蒙着眼睛的妇女，手里拿着一支燃烧着的火炬。背景非常阴暗——差不多是一片漆黑。那女人的神态显得非常庄严，可是那火炬的光照在她脸上的效果却让人感到某种不祥之兆。
“我望着那幅画停了下来，他彬彬有礼地站在一旁，手里举着一个空香槟酒（专为安神之用）瓶子，上面插着一根蜡烛。我问起这画的来历，他说这画是库尔茨先生——一年多以前就在这个站上——画的，他那时呆在这里，等待有适当的交通工具前往他的贸易站去。‘请告诉我，’我说，‘这位库尔茨先生到底是谁？’
“‘他是内陆站的站长。’他眼睛望着远处，简单地回答说。‘非常感谢，’我大笑着说，‘你是总站负责做砖的。这谁都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他真可以说是一位奇才。’他最后说。‘他可说是怜悯、科学和进步的使者，鬼知道他还可能是些什么别的。我们，’他忽然大声说，‘为了更好地指导欧洲委托给我们的这一事业，比方那么说吧，我们需要更高的智慧，需要广泛的同情和单一的目的。’‘这话谁说的？’我问。‘他们许多人都这么说，’他回答说，‘有人甚至写出书来谈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来到了这里，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这一点你当然知道。’‘为什么我当然知道？’我真感到有点意外，于是打断他的话说。但他完全不理我。‘是的，他今天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一个贸易站站长，明年他就会当上副经理，再过两年……我敢说，两年之后他会担任什么职务，你完全知道。你属于新的一派——道德派。当年特别把他派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现在又推荐了你。哦，不要否认了。我是相信我自己的眼睛的。’现在我开始完全明白了。我亲爱的姨母的一些吃得开的熟人的态度，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几乎忍不住大笑了。‘你看过公司的内部通讯吗？’我问道。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来。这真是太有趣了。‘要是库尔茨先生，’我非常严厉地接着说，‘当了经理，那你就没有机会当了。’
“他忽然把蜡烛吹灭了，我们俩于是一同走了出来。月亮已经升了上来。黑色的人影懒洋洋地来回走动着，往那个灰烬上倒水，同时从那里传出一阵嗤嗤声；月光下可以看到一股股蒸气往上冒，那个挨打的黑人还躲在附近什么地方哼哼。‘这畜生惹下了多大的麻烦。’那个留着小胡子不知疲劳的人朝我们走过来。‘他是活该。犯罪——惩罚——狠揍！不能手软，不能手软。这是惟一的办法。这才可以制止将来再发生重大火灾。我刚才还和经理这么说来着……’他这时看到了我的那个伙伴，立即一声不响低下头去。‘还没有上床休息，’他装出非常热情的样子卑躬屈节地说，‘这是很自然的。哈！危险——激动。’他马上消失了。我向河边走去，我那伙伴一直跟着我，我听到他用刺耳的声音在我耳边低声说：‘全是一帮笨蛋——去他们的蛋吧。’那些外来移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指手画脚，在讨论什么问题。他们中有几个手里还拿着他们的棍子。我真相信他们上床睡觉的时候都抱着这些哭丧棒的。篱笆外面，树木像一群鬼怪站在月光之下，透过那轻微的摇动，透过这可悲的庭院中的微弱声响，大地的沉寂深深沁入人的心脾——带着它的神秘、它的伟大、它的隐秘生活的可怕的现实。那个被打伤的黑人在不远处低沉地呻吟着，接着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使我立即转身躲开了那里。我感到有一只手挽住了我的胳膊。‘我亲爱的先生，’那家伙说，‘我不希望别人误解我的意思，特别是你。因为你一定会在我之前很久，有幸见到库尔茨先生。我不能让他对我的态度有任何错误的想法……’
“我任他一直说下去，这个纸糊的梅菲斯特，我感到我只要用指头一捅就可以把他给捅穿，然后我将发现，在他的肚囊里除了一点稀屎浆子之外，可能什么也没有。你们瞅见了吗？他一直就计划着要在这个经理下面慢慢当上一名副经理，我看得出来，库尔茨的到来让他们俩都很有些不安。他急促地讲着，我根本无意去阻止他。我把一边肩膀倚在我的破船上，那船已经被拉到岸边土坡上来，现在躺在那里像从河里捞起的一个大动物的尸体。我的鼻孔里充满了那泥土——真正的原始泥土的气味，天哪！眼前是那原始森林的深沉的寂静；在那黑色的溪水上可以看到一小块一小块的水面在发着光。月亮已经在一切东西上面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银色——在茂密的乱草上、在烂泥上、在比庙宇的墙壁还要高的密集成片的树丛上，也铺在我通过一个阴暗的缺口看到它闪闪烁烁、闪闪烁烁、一声不响向前流动着的河水上。所有这一切是那么伟大，充满希望，寂静无声，而那个人却一直不停地在我身边唠叨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我不能明白，这面对我们的一片寥廓所表现的沉静，意思是对我们有所呼吁，还是要进行威胁。我们这些胡乱窜到这里来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们能够控制住这无声的荒野吗？还是它将控制住我们？我能感觉到那个不能言语的、也许甚至完全聋哑的东西是何等巨大，巨大得令人难以捉摸。那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我可以看到从那里运出了少量的象牙，我还听说库尔茨先生也在里面。关于那地方我已经听说得够多了——上帝知道！可是那些话并不能构成任何明确的形象——那情况不过像有人告诉我说，那里有一位天使或者有一个魔鬼。我对它相信的程度完全和你们中也许有人相信火星上住有居民一样。我认识一个苏格兰的做船帆的工人，他就肯定认为，非常地肯定，火星上也有人。你要是问他那些人是什么样子，怎么行动，他便会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地咕哝说，他们‘都趴在地上走路’。如果你稍微笑一笑，他就会——尽管他已经六十岁了——动手要跟你玩儿命。我可没有意思为库尔茨去跟谁打一架，可是，在他的问题上，我已经接近于对人撒谎了。你们知道，我对撒谎深恶痛绝，简直不能忍受，这不是因为我生性比别人直爽，而只是因为谎言使我非常害怕。谎言带有死的意味，带有死亡的气息——这正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深恶痛绝的东西——我极希望把它忘却。它让我感到可怜和作呕，仿佛咬了一口腐烂的死耗子。我相信这也是天性使然。是啊，我让那个年轻的蠢材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想象着我在欧洲不知有多大的靠山，这实际是等于撒谎了。顷刻之间，我变得和别的那些被愚弄的外来移民一样，也在那里装模作样了。而这只不过是因为我有一种想法：这样做对于我当时一直还没见到过的库尔茨多少会有些帮助——你们当然明白。当时他对我还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名字。我始终还没见到过叫这名字的那个人，就和你们现在一样。你们能看见他吗？你们能看见这个故事吗？你们能看见任何东西吗？我仿佛是在对你们讲一个梦——完全是白费力气，因为对梦的叙述是永远也不可能传达出梦的感觉的，那种在极力反抗的战栗中出现的荒唐、惊异和迷惘的混杂感情，以及那种完全听任不可思议的力量摆布的意念，而这些才真正是梦的本质……”
他沉默了一会儿。
“……不，那是不可能的；你也不可能把你一生中某一时期对生命的感受转述出来，你无法转述——那构成生命的真实和意义的东西——它的微妙的无所不在的本质。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活中也和在梦中一样——孤独……”
他又停了一会儿，仿佛在思索什么，然后又接着说——
“自然，你们这些家伙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比我当时还要多一些。我这个人你们知道……”
这时，到处已是一片漆黑，我们这些听故事的人几乎彼此已完全看不见了。他坐得离我们很远，我们不见其人只闻其声已有好长时间了。别的人谁也没有讲过一个字。也许他们全都睡着了，可是我却非常清醒。我一直在听着，我仔细听着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个线索，让我理解这个似乎并非假人之口，而是在河水上空重浊的夜空中自己形成的故事，为什么会引起了我的淡淡的悲愁。
“……是的——我让他讲下去，”马洛又接着说，“关于我背后到底有什么靠山的问题，让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去想。我就是这么办的！可事实上，我背后什么靠山也没有！我背后只有我正倚着的那条可怜的、破旧的、已被拆卸的汽船。而他却滔滔不绝地谈着什么‘每一个人都必须前进’，‘而且一个人来到这里，你当然知道，他决不是到这儿看月亮来的’。库尔茨先生是一位‘全面的天才’，可是，即使是一个天才，工作时能有‘适当的工具——有才志的人’来帮助他，他也会发现工作将容易进行多了。他始终没有动手做砖，嗨，这里有一种非人力所能克服的困难妨碍着他——这我完全知道；要说到他去给那位经理做秘书工作，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毫无理性地拒绝他的上司的信任的’。明白了吗？我明白。我还需要些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铆钉，天哪！铆钉。有铆钉我才能进行工作——才能把船上的洞补上。我需要的是铆钉。在海岸那边有成箱成箱的铆钉——许多箱——堆得老高——箱子都绷开了——撒得到处都是！在山边上的那个站的庭院里，你每一秒钟都会踢到一个扔在地上的铆钉。有些铆钉还滚到那个死亡之林里去了。如果你愿意弯腰去捡，你可以很快就把你所有的口袋全给装满——可是在这个真正需要铆钉的地方，却连一个也没法找到。我们有可以使用的钢板，可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钢板铆上。每星期，那个性情孤独的黑人信差，都会肩上扛着邮包，手里拿着棍子从我们的站跑到海岸那边去。从海岸那边来的运输队，每星期有好几次把各种贸易商品运到此地——让你一看就吓一跳的磷光闪闪的印花布，一分钱一大堆的玻璃球，印着令人难以捉摸的斑斑点点花纹的棉布手绢，等等——可就是没有铆钉。只要三个脚夫，就可以运来能让那条汽船重新下水的全部铆钉。
“他跟我越来越亲近了，可是我想，我毫无反应的态度最后一定使他非常生气，因而他感觉到有必要告诉我，不管是上帝还是魔鬼他都毫不畏惧，更不用说人了。我说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可是我所需要的，的确就只是一定数量的铆钉——而且库尔茨先生要是了解这里的情况，他真正需要的也只是铆钉。现在每星期都有信送到海岸那边去……‘我亲爱的先生，’他大叫着说，‘我只是照录经理口述的信件。’我要求给我运来铆钉。对于一个聪明人来说——总有办法的。他改变了态度；变得非常冷淡，忽然大谈起河马来；他奇怪我睡在那汽船上（我日夜不停地在进行我的修理工作）怎么能完全不受干扰。这儿有一头老河马，这东西有一个很坏的习惯，每天夜里都跑上岸来，在这个站附近一带到处游逛。那些外来移民常常一齐跑出来，把他们能找到的每一支枪的枪弹都打在那头河马身上。有人甚至还通夜坐着等它出现。可是他们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那牲畜的生命有符咒保护着，’他说，‘可是在这里，你只能说某些牲畜受到符咒的保护。人可不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儿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能受到符咒的保护。’他在月光下站了一会儿，让他的细小的鹰钩鼻子微微歪在一边，云母片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闪着光，然后简单地说了声晚安就走开了。我可以看出他很是不安，而且颇有些感到莫名其妙，这就使我比前几天感到更有希望了。我离开这家伙，走向我作为靠山的有势力的朋友，那条砸坏压歪的、破破烂烂的、罐头盒似的汽艇，对我实在是一件莫大的安慰。我爬到船板上去，船板在我脚下发出的响声，就像在街沟里踢亨特利和帕尔默公司的空饼干桶的声音一样；这船在制作上很不结实，样子也不很好看，可因为我已经为它付出了足够的辛勤劳动，我便爱上它了。它对我的用处是任何有势力的朋友都比不上的。它使我有机会出来跑一跑，看看我到底能干点什么。不，我并不喜欢工作。我也宁愿成天闲呆着，尽想些可以办到的好事情。我不喜欢工作——没有人喜欢——可是我喜欢工作里所包含的内容，——那个让你发现自我的机会。发现你自己的真实——对自己来说，而不是对别人来说的真实——发现任何别的人永远也无法知道的东西——他们只能看见外表，可永远也无法弄清它的真实意义。
“我忽然看到在船尾的甲板上坐着一个人，两条腿悬挂在一片烂泥上面，但我丝毫也没有感到吃惊。你们知道，在那个站上我已经和那里为数不多的几个技工交上了朋友，另外那些外来移民自然是非常讨厌他们的——原因我想不外是由于他们缺乏教养。眼下的这个人就是技工班长——他的本行是做锅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人。他的身材又高又瘦，脸色发黄，却长着一双非常有神的大眼睛。他看上去总显得心事重重，脑袋光得和我的手心一样；可他的头发在往下落的时候似乎又都扎在他的下巴颏上，而且来到这个新地方又大为繁荣起来，因为他的大胡子直拖到了他的腰边。他是个鳏夫，有六个很小的孩子（他为了到这里来，便把他们都交给了他的一个妹妹照看），他最感兴趣的活动是放鸽子，他对养鸽子十分热心，而且也是个行家。他可以整天跟你谈鸽子。工作结束之后，他有时从他的住房跑来跟我聊聊他的孩子和鸽子；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常常必须在烂泥中爬到汽船底下去，他总用他专门带来的一块白餐巾似的包袱皮把他的胡子给包起来。包袱皮两边有两个环，可以挂在耳朵上。天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蹲在河沟的岸边非常仔细地洗他那个包袱皮，然后郑重其事地把它摊在树丛上晾干。
“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喊着说：‘我们马上就会有铆钉了！’他立即爬起来，站在我的身边大叫着：‘不可能！铆钉！’仿佛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声音很低沉地说：‘你……嗯？’我不知怎么忽然变得像疯子一样了。我把一个指头放在鼻子边神秘地点了点头。‘那你真是太幸运了！’他叫喊着，把一只手举到头上，用指头捻得啵地一声响，同时抬起了一只脚。我于是拉着他跳起舞来。我们在那铁甲板上乱蹦乱跳。船身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哐啷声，河沟那边的处女森林送回了雷鸣般的回声，直滚过那已入睡的站上的房舍。那声音一定把住在那些破屋子里的某些外来移民给惊得坐起来了。一个黑色的身影挡住了经理住处被烛光照亮的门洞，接着又消失了，然后又过了一两秒钟，那门洞本身也消失了。我们停了下来，于是被我们的脚步声驱走的宁静，现在又从那片大地的各个角落流了回来。那巨大的青绿色的屏障，那由无数繁茂的、纠缠在一起的树干、树叶、树枝、树杈和藤蔓组成的高墙，一动不动地耸立在月光之下，仿佛是由无声的生命进行的一次纷乱的袭击，一股由植物组成的滚滚巨浪越涌越高，形成一排巨大的浪头，正准备朝这条河流这边压过来，让所有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永远失去他的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是它并没有移动。忽然，从远处传来一阵巨大的拍水声和鼻息声，仿佛有一条鱼龙在那条大河里进行月光浴。‘不管怎么说，’那个锅炉工人心平气和地说，‘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弄到铆钉呢？’为什么，真的！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我们不该弄到铆钉。‘三星期之内铆钉就会来了。’我极有把握地说。
“可是铆钉并没有来。铆钉没来，来的却是侵袭、祸害和灾祸。这一切是在接下去的三个星期中分作几批来到的，每一批领头的都是一个穿着新衣服和黄皮靴，骑着驴的白人；他高坐在驴背上，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不停地跟那些毕恭毕敬的外来移民点头打招呼。一大帮吵吵闹闹、脚上打泡、脸色阴沉的黑人紧跟在驴后边；顷刻间便丁零哐啷往站上的院子里扔满了大堆的帐篷、野营小凳、铁箱子、白衣箱和棕黄色的包裹，于是整个站上在那混乱情景之外，更增加了一种神秘气氛。他们前后一共来了五批，他们那仿佛刚抢劫了无数服装店和食品店正匆匆逃跑的可笑神态，让人想到，他们也许是要把掳掠来的赃物弄到荒野中平分去了。这种无法摆脱的混乱状况本身倒没有什么，可是人的愚蠢行径总让人觉得那是强盗们在分赃。
“这一帮勇于献身的人自称是埃尔多拉多探险队，我相信他们一定都曾发誓对外严守机密。不过他们的谈话全是些卑鄙下流的海盗语言：莽撞而毫不坚强，贪婪而缺乏胆略，残暴而毫无勇气；在整个他们这一帮人中，丝毫看不到明智的远见或严肃的目的，而他们似乎也根本不知道，要在这个世界上干好任何一件事，这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从大地的胸怀里强挖出一切财富，是他们的惟一宏愿，而在他们这种行为背后决没有任何高尚的宗旨，一如夜半撬开保险柜的小偷一样。这一崇高事业的经费从何而来，我不知道；不过这帮人的总头目正是我们经理的叔父。
“他的样子从外表看很像一个买卖不佳的屠户，他的昏昏欲睡的眼睛露出奸诈的神色。他十分得意地用他那两条短粗的腿顶着他那肥大的肚囊，在他们那一帮人像苍蝇一样钻到站上来的时候，他除了和他的侄子谈话之外，跟谁也不交一语。你可以看到他们俩整天东逛西逛，头挨着头没完没了地在进行密谈。
“我已经完全不再为铆钉发愁了。一个人干这种蠢事的能量比你想象的要有限得多。我说，去他妈的！——一切听其自然！我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思索，因而不免有时就想到了库尔茨。我对他并不十分感兴趣。完全不，可尽管这样，我仍然总希望能够知道这个人，带着他那些道德观念来到这里，是否真能爬到最高的位置上去，以及爬上去后，他又将如何进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