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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战争必定会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大多数人认为，人命比金钱更重要，因为战争的罪恶之一就是牺牲无辜的生命。《荷马史诗》中曾谈到一个战死的健壮的年轻人，诗中描述道：“他还没来得及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1]战争中，冲锋在前的往往是斗志高昂的勇者，蜷缩在后的大多是贪生怕死的懦夫。大多数士兵并不想参战。死里逃生的士兵对约翰·福斯塔夫说：“有勇有谋才能救我一命。”[2]
第1节 法定货币法案
在讲述内战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许多平民参军入伍，卷入了血腥战争。战争往往意味着牺牲和杀戮。但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金钱，即军饷。联邦政府必须维护自己在欧洲各国中的信誉。然而，军队的日常支出已经从十七万八千美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美元[3]，想要维护信誉需要强大的财政能力。1861年12月31日，美国财政部和各银行合作，发放了约两千五百万无息贷款，使战事得以延续。其间，所有交易都通过钱币完成。但贷款耗尽了银行的财力。1861年年底，各银行被迫中止钱币贷款。联邦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联邦政府面临破产的危险。1862年1月底，联邦政府累计欠款达到一亿美元。1862年6月30日前，联邦政府仍然需要两亿五千万至三亿美元维持开支。人民和国会都同意直接或间接征收重税，但可以肯定的是，联邦政府无法及时制定出解决危机的税收法案。最终，联邦政府采用了一项权宜之计。这项措施成为财政上的一大创新。国会授权财政部长发行一亿五千万美元，持有人可用其付款，不计利息，并将纸币作为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4]。
联邦政府在实施新法案前，并没有经过慎重考虑和讨论。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不愿意将法定货币定论为必要的”[5]。参议院的财政大臣约翰·谢尔曼和财政部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P.费森登意见相左。约翰·谢尔曼赞成法定货币法案。威廉·P.费森登反对该法案，并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无论从正当性还是权宜方面，我都反对法定货币法案，因为它颠覆了我对政治、道德和国家荣誉的认识。”[6]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撒迪厄斯·史蒂文斯非常赞成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法定货币法案是必要之举，没有选择的余地。”查尔斯·萨姆纳也支持法定货币法案，但告诫参议院道：“《宪法》能解一时之困，但并不是长久之计。”查尔斯·萨姆纳、威廉·T.谢尔曼和其他大多数参议员及代表都赞成法定货币法案，但认为该法案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通过将不可兑现的文书变成法定货币，联邦政府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这种缓兵之计就像兴奋剂一样，需要一直使用。1864年1月3日，财政部发放了被称为美钞的法定货币，发行数额近四亿五千万美元[7]。按照1862年2月25日通过的法案规定，第一笔法定货币已经发行。现在，国会已经授权发行五亿债券，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利息为6%，其中可能包含法定货币。债券的利息是用硬币支付的。此外，外国进口关税也是用硬币支付的。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1792——1868）
想要读懂法定货币法案，就必须了解法定货币。支持者认为，对避免破产和展开军事与航海行动来说，法定货币法案十分有必要。然而，该法案的缺点很快显现，不仅增加了战争成本，还误导了大众。很多人认为，只要政府下令，就能造出钱。当时，如果采用备用方案，结果可能会大有不同。然而，因为法定货币法案违反了既定的财政原则，加上没有先例可循，所以其他方案也许值得一试。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发行美钞，也有人反对将美钞作为真正的法定货币。正如拿破仑战争时期，威廉·皮特限制了英国货币的面值，如果仅在政府和公众中发行一定数量的法定货币，我们就可以认为，战争可能会持续六个月或一年以上，甚至更长。此外，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应该对1862年2月25日通过的法案中的第二条做出恰当解释。萨蒙·P.蔡斯有权以市场价出售面值为五至二十美元、利息为6%的五亿债券，交易物为钱币或美钞。他解释说，市场价就是标准。如果在市场上出售时，债券的交易物不确定，那么所得结果与萨蒙·P.蔡斯解释下的结果将大不相同。法定货币法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无息强制贷款与自愿贷款不同，自愿贷款以实际市场价出售债券作为保障。坚持执行法定货币法案的财政家们认为，通过立法赚钱比通过交易赚钱更容易、更可取。但结果是，联邦政府反受其害[8]。
在第二次会议[9]上，林肯得到国会授权，在必要时可以掌控铁路和电报线路，以维护公共安全[10]。大会制定了一项全面详尽的内部税收计划。1862年7月1日，林肯批准内部税收计划。内部税收计划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对一切征税的法案。法案建立的原则是：“购买一件商品或产品、达成一次交易、找到一份工作或有收入来源时，请纳税。”[11]此外，更重要的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实行了分级征收联邦所得税的法案。收入低于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应缴纳3%的所得税，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纳税人应缴纳5%的所得税，但可免税六百美元，在申报时会扣除一些费用。法定货币和债券的利息收入是征税收入的1%和0.5%。居住在国外的美国公民需缴纳5%的所得税，没有免税资格。1862年7月14日，林肯批准了征税法案。进口关税随之增加[12]。
第2节 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
林肯并不擅长处理金融问题，因此，他让财政部长萨蒙·P.蔡斯负责有关金融问题的事务。萨蒙·P.蔡斯虽然难免犯错，但依然是一位恪尽职守的财政部长。林肯也会插手一些容易处理的外交事务。内战时期，他刻苦学习战术，在困境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摸索出了适合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方案。此外，面对奴隶制问题，他的处理方式一直近乎完美。
戴维·亨特（1802——1886）
1862年春和初夏，国会采取的行动表明，自萨姆特堡打响第一炮以来，废除奴隶制是人心所向。持中立态度的共和党人认为，废除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是明智的选择。1862年4月，国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哥伦比亚特区奴隶制的提议，同时适当地补偿了奴隶主。1862年6月，在正式法令中，国会明确提出了共和党的基本原则，也是其存在的根基，即坚决反对联邦所有领土上的奴隶制[13]。在废除奴隶制方面，林肯做得比国会多。早在1862年3月，他就提议逐步废除奴隶制，并对奴隶主进行赔偿。当时，国会通过了他的提议。该提议是在北方军获胜的时候提出的。除了联邦边境蓄奴州，其他联邦州并不认为自己能从中获益。但林肯的提议包含所有州。此时，如果南方人放下武器，尊重他们本应接受的国家政府，那么在逐步解放奴隶的过程中，释放一个奴隶可以获得约四百美元补偿[14]。
林肯谨慎考量了各种相关的因素，试图将奴隶制问题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1862年5月9日，南方军区指挥官戴维·亨特将军下令，释放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所有奴隶。1862年5月16日，林肯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同时收到了萨蒙·P.蔡斯的来信。萨蒙·P.蔡斯在信中推测，戴维·亨特将军下达的命令并非本意。总统回复道：“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指挥官不应该迫于压力做出这样的事。”1862年5月19日，林肯发布公告，声明戴维·亨特将军的命令无效。在公告中，林肯恳切呼吁联邦边境奴隶州，将自由逐渐还给奴隶，并接受他和国会提供的补偿。他说：“我不争辩，但请你们为自己辩护。你们即使对时局视而不见，也不能如此。”废除奴隶制“会像天降甘露般悄然而至，滋养万物”。
后来，乔治·B.麦克莱伦的惨败使林肯坚信，必须废除奴隶制[15]。林肯越来越渴望制定循序渐进的废奴政策和补偿奴隶主的政策及海地、南美和利比里亚已解放黑人的殖民化政策[16]。他认为，联邦各奴隶州废除奴隶制后，南方邦联将无法继续战斗。1862年7月12日，在国会休会前，林肯邀请参议员和联邦边界奴隶州的代表来到白宫，诚恳地请求他们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意废奴政策。林肯说：“如果战事持续太久，你们各州的奴隶制也会因战火而逐渐消亡……奴隶制终将消失。到时，你们将得不到任何补偿。你们应该引导人民行动起来，缩短战争的时间，做好针对必将消亡的奴隶制的实质性补偿工作。这样做才是真正对人民有益的。”林肯还提到了自己因反对奴隶制承受的压力及政府的激进派对他的不满，预言“那些团结但并不强大的州一定会分裂”。他还说：“我们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只有政府官员高瞻远瞩，行事果敢，才能彻底废除奴隶制。因此，林肯请求各州长释放奴隶。但边境州是否会同意他的计划还是未知数，因为奴隶制与其社会和政治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边境州的人民并不相信奴隶制的末日已经到来[17]。
接连失败的战事阻碍了林肯的废奴计划，也阻碍了他的其他行动。林肯曾计划，从利息为6%的国家债券支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奴隶的补偿。虽然大多数人认为，拥有资产的黑奴会很危险，但鉴于政府的巨额支出、近期失利的战事和南方邦联的现有实力，补偿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现在，北方联邦衡量财富的一个标准是黄金。1862年6月3日，黄金加价3.5%。1862年7月12日，由于乔治·B.麦克莱伦战败，联邦政府授权发行纸币[18]，黄金加价14%。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边境蓄奴州立即采取行动，定会收到数量可观的国家债券作为补偿，从而避免因释放黑奴而遭受经济损失。
埃德温·斯坦顿部长会见边境州代表后的第二天是他幼子的葬礼。林肯在前往葬礼的路上，向威廉·H.苏厄德和吉迪恩·韦尔斯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里士满的挫败和南方邦联强大的实力让他相信实施新计划是有必要的。奴隶们为南方邦联的士兵们种粮食，军队出征时充当车夫劳工，所以林肯“得出结论：我们释放奴隶是作战所需，是救国所需，否则我们就会被压制。”[19]正如林肯后来描述此时的情景：“事情一直在恶化，直到我发现我们已经走到了实施计划的尽头，我们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必须改变策略，否则必败无疑！”[20]
第3节 《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草案
1862年7月22日，除了威廉·H.苏厄德和吉迪恩·韦尔斯外，令其他人感到意外的是，林肯向内阁宣读了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计划。他重申了打仗的目的，即重建联邦政府，提出解放“是实现目标的必要军事措施”。威廉·H.苏厄德请求延缓发表宣言，因为现在民众情绪低落，可能会将宣言“视为联邦政府走投无路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或认为“在最后一声撤退信号响起时，联邦政府向埃塞俄比亚伸出了手。”威廉·H.苏厄德补充道：“我虽然赞成发表宣言，但请求您推迟发表宣言的时间，最好在打了胜仗后发表，而不是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发表。”林肯之前并未想到这一点。由于威廉·H.苏厄德的反对，他“将宣言草案放在一边，等待胜利的到来。”[21]
内阁会议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激进派并不知道林肯愿意妥协，因此，一直在继续批判林肯。1862年7月31日，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写道：“遗憾的是，林肯本不应该发表一份独特而有说服力的公告！”[22]萨迪厄斯·史蒂文斯将林肯的补偿政策描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假的命题”，并说“国会和内阁的智囊团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会不会在坟墓中腐烂。”他说，政府应该下令释放奴隶，招募和武装他们，“如果奴隶主不服从命令，就让奴隶们拿起武器反抗。”[23]查尔斯·萨姆纳焦虑地踱着步子，举起手感叹道：“我祈祷林肯的延缓是对的，但担心他是错的，甚至确信他错了。我相信他的诚心，但无法理解他。”[24]卡尔·舒尔茨和查尔斯·萨姆纳的观点一样，指责林肯的延缓决定，但后来，他坦白承认林肯比自己明智[25]。贺拉斯·格里利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两千万人的祈祷》。他对林肯说：“由于您反对奴隶制，联邦大业已经受创，并且还在受创。”1862年8月22日，林肯公开答复道：“在这场斗争中，我的首要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为了拯救联邦摧毁奴隶制……我对奴隶制和黑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拯救联邦，我认为这样做对联邦有益。我觉得冲动对联邦毫无益处，因此，我选择了忍让克制。”
卡尔·舒尔茨（1829——1906）
贺拉斯·格里利（1811——1872）
第4节 林肯和贺拉斯·格里利
林肯和贺拉斯·格里利是补偿政策和延缓发表宣言政策的代表人物。他们私底下毫无共鸣，看待事物观点也不同。林肯知人善用，贺拉斯·格里利不识人才；林肯幽默风趣，贺拉斯·格里利呆板无趣。在多年的交往中，林肯从未与严肃认真的贺拉斯·格里利聊过趣事或开过玩笑。1854年至1860年，贺拉斯·格里利和《纽约论坛报》的舆论影响虽然不大，但传达了许多重要人士的观点。林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写给贺拉斯·格里利的公开信中，声明了自己的政策，称赞了贺拉斯·格里利和《纽约论坛报》支持的人士。林肯的回复信迅速传播开来，北方人几乎都读了他的信。林肯的观点合情合理，并中肯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的政策只是一项正确的权宜之计，不仅唤起了人民的理性，还点燃了他们的希望[26]。
1862年7月至1862年8月，如果没有林肯的领导，北方人可能会弃战。乔治·B.麦克莱伦和波托马克军撤到了詹姆斯河，人们对他们的信心大打折扣。查尔斯·艾略特·诺顿问乔治·威廉·柯蒂斯：“你认为詹姆斯河畔的军队安全吗？”[27]查尔斯·艾略特·诺顿道出了很多人心中的忧虑。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写出了无数人的忧虑，他写道：“我看不到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除非发生奇迹。”[28]
历史已经回答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问题，即“是林肯把握住机会还是机会从他眼前逃走呢？他是否已经足够优秀？”[29]卡尔·舒尔茨写信给林肯道：“你对舆论和道德的影响力是巨大的”[30]。现在，北方人重新燃起希望，继续战斗。从乔治·B.麦克莱伦1862年6月28日的信中，林肯获悉进攻里士满的行动失败了。他必须扩充联邦军队。考虑到要开始征兵，林肯给威廉·H.苏厄德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必须扩充军队的原因。在前往纽约、波士顿和克利夫兰的途中，萨蒙·P.蔡斯向几位名流和州长传达了林肯的信。林肯在信中声明：“我希望能维持这场战争，直到胜利，或直到我死，或直到我战败，或直到我卸任，或直到国会和国家抛弃我。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引起民众的恐慌或逃亡，我会公开呼吁全国人民支持扩充军队。如实理解一件事真的很难。”威廉·H.苏厄德通过与林肯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协商及会见重要人士，将一封电报寄给了联邦各州的州长，要求他们联合致函林肯，建议林肯号召各州积极征兵，“迅速镇压叛乱”。各州长赞同威廉·H.苏厄德的计划。林肯接受了州长们的“爱国”提议。他和威廉·H.苏厄德进行了交流，威廉·H.苏厄德和各州长也进行了思想交流。随后，林肯发出征兵三十万的号召[31]。
第5节 征兵“三十多万”
1862年6月28日至1862年7月1日，林肯一直没有得到有关乔治·B.麦克莱伦的消息，不知道他的军队是否安全。其间，林肯瘦了一大圈，显得非常憔悴。在写给卡尔·舒尔茨的信中，查尔斯·萨姆纳绝望地说：“真希望你能在这里，为林肯指明道路。很多人认为，他的征兵号召是徒劳的。我一直坚持认为，他应该号召奴隶，让南方邦联的后卫部队变成联邦的前锋部队。”[32]1862年8月，查尔斯·萨姆纳意识到了林肯对人民的影响力，写信给约翰·布赖特说：“人民积极响应了最后一次征兵号召，因为他们认为征兵有助于推动战争进程。内阁或林肯从未想过弃战。”林肯在1862年8月4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们很容易征到新兵。”虽然波托马克军战败了，但联邦政府有人民大众的支持。林肯感受到了芝加哥群众集会的热情，听到了诗朗诵。诗的主题是：“三十多万人来了，林肯”[33]。
克利夫兰
第6节 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
现在，北方联邦军前景堪忧，指挥上的连连失误更是雪上加霜。1862年5月，乔治·米德写道：“如果军队不能由一位杰出将领指挥，那么不幸在所难免。”[34]林肯对此非常清楚。两年来，他一直在苦苦找寻一位“杰出将领”。如果能找到，他愿意将所有军务交付于这位将领。与波托马克军相比，西部的北方联邦军取得了可喜战果，展示了其能力。这种作战能力正是林肯一直找寻的。他将约翰·波普召了回来。约翰·波普在西部立下了战功[35]，成为弗吉尼亚军的指挥官。弗吉尼亚军由欧文·麦克道尔、纳撒尼尔·P.班克斯和约翰·C.弗里蒙特的各军团组成。与此同时，林肯任命亨利·W.哈勒克为美国陆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华盛顿。然而，约翰·波普所谓的“在密西西比河和科林斯的绝妙军事行动，并未得到充分证实”。安德鲁·H.富特“常常嘲笑约翰·波普信口开河”[36]。亨利·W.哈勒克的晋升很容易理解。他获得的荣誉远比他在夺取亨利堡和多尔森堡的战役中获得的荣誉多。因此，进军科林斯后，他赢得了北方人和大部分士兵的信任[37]。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林肯并没有考虑其他三位真正能干的将军，即尤利西斯·S.格兰特、威廉·T.谢尔曼和乔治·托马斯。他们的战功远胜约翰·波普和亨利·W.哈勒克[38]。
约翰·波普（1822——1892）
乔治·托马斯（1816——1870）
通过一篇笨拙的致全军演讲，约翰·波普开启了短暂的指挥官生涯。他说：“我从西部来到你们中间。在西部，我看着敌人落荒而逃……我的职责是为联邦政府服务，领导你们抗击敌人。这是我的使命，你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演讲结束后，约翰·波普下达了四项命令，其中的一项命令完全不合理，无法执行，另外三项命令也毫无必要。因此，罗伯特·E.李立即开始调查约翰·波普。
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腓特烈二世“能在战斗结束一两个月后，了解自己的对手，然后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对付敌人。”在内战期间，了解自己的对手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在西点军校或在墨西哥服役期间，大多数敌对的指挥官已经熟悉彼此。詹姆斯·朗斯特里特与约翰·波普是同班同学。他非常肯定地告诉罗伯特·E.李，在西点军校上学期间，约翰·波普“英俊潇洒、精力充沛，是一名出色的骑兵，但他并没有全心全意地专注于读书。”无论如何，罗伯特·E.李对约翰·波普的总体评价是：喜欢自吹自擂，野心勃勃，并非刻苦之辈，亦非善思之人。罗伯特·E.李听说约翰·波普的军前演讲后，更加蔑视这位对手。约翰·波普忘记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军事格言：“不要轻视你的敌人。”
乔治·B.麦克莱伦的军队驻扎在詹姆斯河的哈里森栈桥[39]。他焦急地等待着援兵，渴望再次向里士满发起进攻。起初，林肯支持乔治·B.麦克莱伦的作战计划，但1862年7月8日巡视陆军回来后，他感到不知所措。1862年5月，他对乔治·米德说：“我正在履行我的职责，但没有人知道这些职责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40]1862年7月，情况越来越糟糕。激进派不仅要求林肯发表反对奴隶制的宣言，还敦促他罢免乔治·B.麦克莱伦，甚至谴责他无能、不忠，根本不想废除奴隶制。他们还借约翰·C.弗里蒙特在密苏里州的无能表现，说服林肯撤换约翰·C.弗里蒙特。此外，激进派非常支持本杰明·巴特勒。但与其他人相比，约翰·波普接受过军事教育，看似非常反对奴隶制。埃德温·斯坦顿和萨蒙·P.蔡斯希望林肯撤下乔治·B.麦克莱伦，派约翰·波普指挥詹姆斯河的军队。林肯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打算将波托马克军的指挥权交给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但遭到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的果断拒绝。
安布罗斯·伯恩赛德（1824——1881）
1862年7月23日，亨利·W.哈勒克抵达华盛顿。1862年7月24日，他去了波托马克军的司令部，与乔治·B.麦克莱伦进行了交谈。乔治·B.麦克莱伦渴望留在詹姆斯河，称如果有两到三万援兵，他就能渡过詹姆斯河，进攻重要的铁路中心彼得斯堡，切断里士满与南方各州之间的交通。亨利·W.哈勒克不同意他的计划。回到华盛顿后，他和其他人建议林肯下达命令，不顾乔治·B.麦克莱伦的反对，将其大军撤到了阿奎亚溪。当时，罗伯特·E.李决定进攻约翰·波普。约翰·波普消息灵通，谨小慎微，在兵力更强的南方邦联军到来前，迅速撤退了。在一座小山上，罗伯特·E.李看到了约翰·波普的举动，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对詹姆斯·朗斯特里特说：“将军，我万万没想到，敌人竟然会在开战前撤退。”
第7节 约翰·波普战败
约翰·波普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亨利·W.哈勒克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指挥军队行动，使约翰·波普一错再错。同时，波托马克军并不想真心配合约翰·波普。亨利·W.哈勒克、约翰·波普、林肯、埃德温·斯坦顿、萨蒙·P.蔡斯和乔治·B.麦克莱伦都参与了军队管理。他们的对手是能力出众的罗伯特·E.李及托马斯·J.杰克逊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托马斯·J.杰克逊率军迅速前往约翰·波普的后方，拆毁了铁路，切断了电报线路[41]，阻断了北方联邦军的供给和与华盛顿之间的通讯往来。但在约翰·波普追上来之前，他已经逃走，并占领了一处有利据点，静待詹姆斯·朗斯特里特的到来。约翰·波普得到波托马克军两个军团的增援后，于1862年8月29日袭击了南方邦联军，却被击退，但他认为自己获胜了。1862年8月30日，他凭借获胜的错觉发动了第二次布尔溪战役[42]。战役期间，他似乎一直顺着罗伯特·E.李的意愿，将自己送入了敌手，惨遭失败。北方联邦军惊慌错乱，逃离了战场。
华盛顿的人们普遍认为，1862年8月29日，约翰·波普获得了胜利。1862年8月30日，约翰·海伊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令人欣喜。我们上床睡觉，希望日出时听到好消息。但1862年8月31日8时左右，我正穿衣时，林肯总统来到我的房间，叫我出去。”他说：“哎，约翰，我们恐怕又失败了。南方邦联军加强兵力对付约翰·波普，击退了他的左翼军。他撤退到了森特维尔，说那儿能保住剩下的兵力。我不喜欢他的说法，也不愿听他承认士兵们需要保护。”[43]约翰·波普的来信确实令人担忧。在其中一封信中，他问林肯，如果他的军队全军覆没，华盛顿能否安然无恙。在另一封信中，他说自己对波托马克军没有信心，将领们对他也没有信心。与此同时，乔治·B.麦克莱伦在亚历山大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说道：“我并不认为叛军会逼近华盛顿。华盛顿是安全的。我如果能悄悄回到华盛顿，会给你送来一些财物。”[44]
第二次布尔溪战役
联邦军战败撤退
第8节 乔治·B.麦克莱伦再获指挥权
1862年9月2日，华盛顿笼罩在一片焦虑中。清晨，约翰·波普来信称，军队士气低落，波托马克军中的许多军团非常拖拉。他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整顿军纪，军队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解散。”林肯很快想出了补救方法。他虽然知道自己会遭到反对或收到谏言，但还是指派被剥夺了实权的乔治·B.麦克莱伦，命他率所有将士保卫华盛顿[45]。亨利·W.哈勒克命约翰·波普率军靠近或进入防御工事。随后，约翰·波普将军权交给了乔治·B.麦克莱伦。由于“华盛顿岌岌可危”，亨利·W.哈勒克命所有可用军队即刻前往华盛顿。一支炮艇舰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沿河上行，停泊在华盛顿附近。民政部门的所有职员和政府大楼里的所有雇员都应招入伍，共同保卫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禁止售卖烈酒。此刻，每个人都显得焦虑不安。
乔治·B.麦克莱伦接到命令后，迫不及待地前往军营。途中，他遇到了雅各布·D.考克斯，说道：“看，将军，我重掌了指挥权。”雅各布·D.考克斯向他表示了热烈祝贺。两人一起前行，直到遇到了行进的队伍。队伍最前面是约翰·波普和欧文·麦克道尔。当士兵们得知乔治·B.麦克莱伦重获指挥权的时候，立即“欢呼雀跃”。战士们的信任使乔治·B.麦克莱伦深受鼓舞。他积极投入到了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几天内就做好了作战准备。林肯评价道：“乔治·B.麦克莱伦兢兢业业。停职反省后，现在的他斗志昂扬。”
约瑟夫·胡克（1814——1879）
1862年9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响起了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的声音。埃德温·斯坦顿很激动，尽力压低声音讲话[46]。萨蒙·P.蔡斯认为，乔治·B.麦克莱伦曾是一名失败的军事指挥官，没有及时前去支援约翰·波普，这一点证明他不值得信任。萨蒙·P.蔡斯在日记中写道：“我可以肯定地说，将指挥权交到乔治·B.麦克莱伦手中，相当于将华盛顿交到叛军手中。”除了不在华盛顿的威廉·H.苏厄德，国会其他成员和蒙哥马利·布莱尔“一致同意”萨蒙·P.蔡斯的观点。林肯非常为难，表示自己“愿意辞职，但找不到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胜任目前工作的将领。”萨蒙·P.蔡斯回答道：“约瑟夫·胡克、查尔斯·萨姆纳或安布罗斯·伯恩赛德都可以做得更好。”[47]
林肯虽然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但依然坚持道：“虽然这样的安排能让您和陆军部不再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但我依然认为，没有人能比乔治·B.麦克莱伦更适合领导军队。”
1862年9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除了蒙哥马利·布莱尔，其他人都一致反对乔治·B.麦克莱伦，几乎要公然抨击林肯，指责他恢复了乔治·B.麦克莱伦的指挥权。1862年9月5日，林肯对约翰·海伊说：“虽然乔治·B.麦克莱伦最近的表现很糟糕，但我们必须重新任用他。在控制防御工事和组建军队方面，军中没有人能做到他的一半……无可非议的是，他对约翰·波普的态度确实不对。他希望约翰·波普失败，这是不可原谅的。但现在，他非常重要，我们不能牺牲他。”后来，林肯说：“乔治·B.麦克莱伦虽然不会打仗，但擅长组织他人备战。”[48]
有情报称，罗伯特·E.李正率军渡过波托马克河，打算进入马里兰州。因此，联邦政府必须派军追击罗伯特·E.李及指定一名指挥官。林肯对乔治·B.麦克莱伦说：“将军，由你出任战场指挥官。”约翰·波普接到了解除职务的命令[49]。
战争结束后，指出军事行动中的错误是很容易的。当时的一些记载表明，林肯非常信任亨利·W.哈勒克和约翰·波普，但将希望寄托在了一个靠不住的人身上。吉迪恩·韦尔斯认为，亨利·W.哈勒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不“具备决断力”，“几乎没有军事才能”。在西部时，安德鲁·H.富特是亨利·W.哈勒克的下属，认为亨利·W.哈勒克“没有军事才能，但可能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政府官员”。蒙哥马利·布莱尔很了解约翰·波普。在1862年9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他说：“约翰·波普喜欢吹嘘和说谎，虽然勇敢，但没有谋略。”在1862年9月12日的会议上，蒙哥马利·布莱尔称，“不应该将指挥权交给”约翰·波普，还说：“乔治·B.麦克莱伦虽然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但却是所有将领中最优秀的一个……我们不乏能干的军官。因此，我们应该将他们找出来，委以重任。战争部长有义务挖掘人才。”蒙哥马利·布莱尔想到的一个合适人选是威廉·T.谢尔曼[50]。
第9节 罗伯特·E.李进军马里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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