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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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长子，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我和他很熟悉，多次见面，他还请我在他家吃过饭。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和谈时，我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同孙科接触很多。

    国共两党谈判中，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代表有张群、邵力子等，军事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先生。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以周恩来为首，还有陆定一、王若飞、李维汉等同志。民盟方面的代表共九个人，有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劢，还有我等。大家推我为秘书长，实际上我是民盟的首席代表。当时，各方派出的代表人数有多有少，但是不论各方代表多少，只有一个表决权。

    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但是他在谈判中有私心，他不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上进行谈判，而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有什么私心呢？说起来是一个很可笑的私心，这就是他想夺国民党的大权，出卖蒋介石。怎么一个夺法呢？在制定宪法草案时，他想搞成一个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法规定，英王是国家元首，但是是无权的；首相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英国宪法还规定，立法权在众议院，内阁由众议院产生，内阁是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内阁阁员不放弃众议院议员的身份。众议院对内阁不信任，可以推翻内阁；内阁可以解散众议院，诉之于民意，举行大选。孙科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要完全套英国宪法，想把蒋介石摆在英王的地位————无权的地位，他当首相，掌握实权。

    完全照搬英国宪法，不是孙科的发明，是张君劢的发明。张君劢设计的方案，表面上是孙中山先生的五院制，设立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际上内容不同了，把立法院搞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英国女王，行政院长相当英国首相。

    张君劢这个套英国宪法的策划，得到孙科的支持。孙科私下安排，他将来是行政院长，当英国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把蒋介石推尊为大总统，实际上是英王。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这种宪政符合西方式政治，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完全同意，因为中共方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一党制。参加政协的绝大多数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都认为就像欧美这个样子吧，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行不通，也要不得。民盟方面，不仅民盟方面，参加和谈的所有人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认识。为什么说行不通，要不得呢？欧美式的宪政，是多党制，至少两党，互相承认，互相竞争，你上我下，我上你下，不是一党独霸的政治局面。我认为这不合中国的需要，绝对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太落后，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急切需要的是搞物质建设，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加快速度，急起直追欧美。物质方面的这个不足，不补上不行，否则中国始终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这个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执行一个长期连续不变的方针政策。像英美那样，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倒来倒去，政策变来变去，在中国不行。那种做法是没有眼光的，可以说是不懂事的。这些话当时在两党和谈时没有说，因为大家都不会听得进去。后来，我去延安说了。

    国民党代表团中，邵力子先生为人厚道，张群是蒋介石的人。孙科是首席代表，邵力子、张群当时没办法，拗不过孙科。他们就把协议送给蒋介石，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想让蒋介石看了不同意，加以反对。但是，那时蒋介石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政协，没把政协放在眼里，政协通过的协议，他根本不看。蒋介石不看，不阻止，正合孙科的意。孙科就按他的办法进行。

    政协就要闭幕了，蒋介石才看文件，一看不对了，就把邵力子找去。国民党里的亲蒋派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说我们党完了，被孙科出卖了。蒋介石安抚说：“我自有道理！”孙科这个人糊涂，蒋介石哪里会受他的骗。

    孙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蒋介石一出面，下面的人一闹，他没法儿了，就拉着邵力子去见周恩来。他哀求说，通过的协议要改，不改不得了。周恩来对张君劢说：“看来要改！”因为当时是政治协商，一切协议都要各方一致同意才算通过，有一方不同意便行不通。张君劢说：“国共两党为主，我们没有什么，你看着办。”后来，把宪法草案十二条大大地修改了。修改的地方有：

    一、取消立法院不信任投票可以推倒行政院的条文。

    二、把各省得制定省宪的规定，改为各省得制定自治法规。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各省得制定省宪，这是中共方面的意见。因为当时中共方面认为，中共要夺取全国政权不容易，但是可以夺得几个省。省可以制宪，中共就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制定在自己夺取的省的省宪中。

    三、修改了关于国民大会的一些规定。张君劢原来的办法是，通过公民投票的办法，公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四权，不必召开有形的国民大会。他这个办法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有四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四权。修改后规定，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产生国家行政人员。

    还有一些地方也作了改动，记不清了。

    1946年1月31日，政协闭幕了。闭幕那天，蒋介石出席了，五项协议正式签字。闭幕以后，蒋介石还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

    在政协闭幕以前，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说：“看现在的情况，买卖可以成交了。”意思是说，同国民党的协议可以达成了。我们表示，主要是国共两大党，国共两党认为可以成交，就可没有问题了。

    当时，周恩来准备离重庆回延安汇报。从延安返重庆后，参加闭幕式，在协议上签字。这天，我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我让他把信带给毛泽东。周没有看信，把信装进大衣口袋里。我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看样子政治协商完成了，取得了协议。会议成功了，要组织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筹备下，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建设国家。我说，我不参加联合政府，我要站在政府之外，发表我的言论。我认为，根据协议搞的宪法草案在中国行不通。我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同意，都听不进去，所以我表示，要到延安去，同中共领导人面谈，阐述我的见解。

    就在这年的3月间，我到延安去了。我对毛泽东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方案，组织政府，制定宪法等这一套，顶多一年，再多两年，甚至三年，最终是行不通的，非另走路不可。我对毛泽东说，不要只是我们两个人谈，请你邀请中共方面十个要人一起来谈。第二天，毛泽东请来了十个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参加了。我向大家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政协的结论，按外国宪法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不合中国的需要。我也谈了前面说过的，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要不得的道理。大家都认真地听，没有人插话。毛泽东听得也很认真，不过他不是老坐着，经常是一边走一边听。任弼时听出我说的意思，他说：“你是说蒋介石下台或蒋介石死以后吗？”我点点头。当时，蒋介石兵多装备好，掌握着全国政权，又有美国支持，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那么快就会被赶出大陆。在那时看，蒋介石不死，不倒，最多是南北朝的局面，不可能出现旁的局面。

    再说孙科，孙科在政协时搞了一个小阴谋，想当中国的首相，没有当成。还都以后，即首都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后，孙科当了立法院院长。孙科经常住在上海。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名叫孙书元，江苏人，也住在上海。我们民盟的许多人也常住上海。孙科派孙书元去见张君劢，孙书元对张君劢说：“孙先生让我对你们讲，他同你们实在是一个立场。”所谓一个立场，就是说都不满意蒋介石的政治独裁，可以里应外合，他（孙科）在里面，我们在外面，一块抵制蒋介石。这时，民主党派方面有不少人相信孙科里应外合的话。

    不久，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给我们透露这个消息的是王葆真，王是河北保定人，后来活了九十八岁，是老国民党党员。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孙科，他已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把副总统许给了孙科，孙科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一了解，果然是这样，蒋介石推选孙科当副总统。后来，只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孙科没有当成副总统，当了一个短时期的行政院院长。

    [1]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检讨我的立场、观点和过去一切行事”，并注明为“试作自我检讨之二”，盖对首次自我检讨文字《我的努力与反省》而言。这两篇文字均写于1952年。令人遗憾的是此“试作自我检讨之二”于“文革”抄家时被收缴，后虽幸得寻回，但文字后一部分却丢失而不可复得。因此，作者于1976年复阅后有批注：“此抄件佚失不全，姑存之而已。”又，此文之后附有该检讨文之写作提纲草稿，可互相参阅。————编者（后此之注释，除著者自注注明为“漱注”外，其余均为编者所加，不再一一标明。）

    [2]即《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

    [3]《年谱》已收入《梁漱溟全集》卷一。《我的自学小史》和《自述》已收入《全集》卷二。

    [4]著者已于1974年将此节补写出，只是较原计划为简略。

    [5]“学佛又学医”一节已于1974年补写完，并已收入《我的自学小史》一长文中。

    [6]时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镕西）先生邀其任秘书，而张为其舅父，故说为“帮忙关系”。

    [7]1917年7月初，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军阀）以“讨逆”之名率兵入京，后又自任国务院总理。孙中山指出段为假共和真复辟，正式发出“护法”号召（维护《临时约法》与国会）。8月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推为军政府大元帅。而段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下令通缉之。10月初，段宣布“出师剿灭”南方护法军，派遣直系军队（北军）入湖南，于是南北战争开始。

    [8]作者本人有文字记载说，此小册子曾有一部分放在北大教员休息室内，任人取阅。辜先生即在此处见之，并发感叹。

    [9]在作者《寄晓青甥》（1952年）一信，也曾写有这样的话：“我这里虽不能无人情，却不许有俗肠。像小资产阶级的向上爬心理，可说自幼没有。”

    [10]作者曾有更为精要的表述：“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见《寄晓青甥》）

    [11]此写作提纲稿原写于作者一小记事本中，现特附录于此，供参阅。

    [12]王朝俊（1875——1930年）先生，字鸿一。山东郓城县人。清末秀才。山东高等学堂毕业后公费留日，于此时参加同盟会。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同时参与反满革命宣传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山东省副议长。主张“村治”救国。梁漱溟先生怀有“乡治”思想，王即介绍梁主编《村治月刊》，并推荐出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

    [13]“第一舞台”与“真光电影院”为昔日北平之著名高级剧院与影院。

    [14]这四个小党是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和共和实进会。——漱注

    [15]1912年2月以袁世凯使清帝溥仪退位为条件，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由袁出任此职。

    [16]据著者晚年谈话，此秘密机关所在地为今日北京东单二条。

    [17]以我所知，广东伍庸伯先生（观淇）、苏北江问渔先生（恒源）在当时皆年近四旬，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先生在当时是一位农商部主事，他一面任职，一面听课，竟然取得正式毕业资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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