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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中，详细举例说明了，可以参考。中共方面为了实现和平，作了许多让步，蒋介石是得寸进尺，没个完。国共两党和谈有两次处于决裂的边缘。一次是安东问题，中共方面占领着安东，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安东。中共方面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军队攻占安东，将影响两党和谈。蒋介石根本不听警告，强占了安东。第二次是张家口问题，国民党军队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中共方面再次通过马歇尔、司徒雷登警告国民党，不许进攻张家口，若攻占张家口，国共两党和谈将决裂。蒋介石还是攻占了张家口。
此时，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思南路。两党对话通过书面进行。中共方面的信件，由周恩来签名。这些信件不直接交给国民党方面，而交给马歇尔，由马歇尔转给国民党。国民党方面给中共方面的信函，也不是直接交给中共方面，而是由马歇尔转达。所以，马歇尔很吃苦头，收到中共方面的文件，转达的话，要自己转给蒋介石，或亲自对蒋介石说；蒋介石的答复也要他告诉中共方面。马歇尔向中共方面转达蒋介石的话，很多是同共产党常驻在南京的董必武、王炳南谈的，然后由他们二人带话给周恩来。因为当时马歇尔住在南京，周恩来住在上海，马歇尔与董必武、王炳南面谈的话，是当着我面说的。
因为张家口问题，国共两党和谈濒于决裂。我们这些第三者，还有上海工商界，都去找周恩来，劝他继续同国民党谈判，走和谈的道路，不要打内战。周恩来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继续同国民党谈判下去，并一再声明中共方面绝不愿意打内战。这时，蒋介石也派王世杰、邵力子、雷震、吴铁城等到上海欢迎周恩来回南京，也欢迎我们这些第三者，张君劢、黄炎培和我，还有别的人。于是大家一同回南京。孙科在飞机场迎接我们。他说：“委员长在等大家，请诸位不要回家，先去委员长官邸。”我们坐车到蒋介石的住处，他果然在等待。蒋介石满面笑容同大家握手，表示欢迎。握完手，蒋介石就走了，说他要去台湾。真给大家泼了一瓢冷水。把周恩来接回南京进行谈判，自己却走了，可见蒋介石一点诚意都没有，完全是耍弄人。因为在谈判中，中共方面周恩来一切问题可以作主，国民党方面孙科作不了主，只有蒋介石点头才行，蒋介石一走，谈判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谈也等于白谈。蒋介石这种耍弄人的做法实在可恨。
内战打起来以后，有人问我：“两党决裂症结何在？”我说：“无可指。”为什么说无可指呢？因为双方没有一个固定的争执点，转移不定，蒋介石老逼着中共让步，没完没了。蒋介石的发言人为此也弄得十分狼狈。蒋介石说了话，他的发言人跟着对外发言，蒋介石变了，他也跟着变，一个事儿变来变去地说，他的发言人也被搞得很被动。例如，蒋介石上峨眉山前说，共产党军队让出长春，下面的谈判就好办了。中共方面把部队撤出了，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蒋介石的话完全不算话。蒋介石毫无信义，刚说的话可以不算数，使你没有办法。有人问我，国共两党最后决裂，不谈了，打起来了，争执的是什么问题？这就是苏北淮阴县的地方政权问题。这个县是中共方面占领着，建立了共产党、国民党、地方民主人士三个方面参加的联合政权。蒋介石国民党提出，共军必须从这个县撤出，由国军进驻。周恩来表示，我们可以撤出，但是这个联合政权要保持，不能改变。周恩来说了最后的话：“我是淮阴这个地方出生的人，我要在这一点上让步，我无面目见地方父老。”蒋介石也不让，中共方面忍无可忍，谈判终于决裂。李宗仁代总统以后，重庆《大公报》的王文彬让我写文章，谈内战的责任在谁。我写了《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一文，指出挑起内战的责任在蒋介石。此文见于重庆《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
宪政问题的几起几落，也充分说明蒋介石耍弄人，毫无信义。
宪政问题不从远处说起，只从抗战以来说，就经过许多的曲折。抗战前，本来决定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各种准备工作也基本就绪。国民大会组织法和国民代表选举法都已公布；代表也已经进行选举；宪法草案也备妥。这时，“七七”事变发生，宪政问题也就放下了。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等。并成立“宪政期成会”，以求其克期成功。会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设立“选举总事务所”筹备一切，宪政运动一时达于高潮。
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忽然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呢？本来抗战两年，从来没有人提出宪政问题。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也没有其他党派的人士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在会上提出的要求有：“加强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案”、“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请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等。大家提出这些问题要求讨论时，蒋介石忽然抛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当时，最实际的问题是国民党不给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在野人士和人民大众以言论行动自由，抗日救国都遭到镇压。大家要求国民党给人民以言论行动自由。当时，并没有要求宪政，因为实行宪政要有宪法，搞宪法要起草，要通过，不是说办就可以办的事。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宪政问题实际上是转移人们的视线，避免讨论各党各派在会上提出的迫切要求解决的各种实际问题，只开一个召开国民大会的支票，人民要求的权利什么也不给。这完全是蒋介石玩弄的一种手段。
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上，根本没有讨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问题，只是“宪政期成会”向大会提交了“五五宪草修正案”，会议即告结束。9月间，蒋介石以筹备不及为由，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举行。宪政运动陷入低潮。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开会，由主席团提出“促进民法案”，提案第一项便是宪政俟抗战终了再谈，抗战期内不谈，并撤消“选举总事务所”。这就充分说明，国民党蒋介石根本没有召开国民大会的诚意，他们召开国民大会的提案，纯粹是一种应付手段。
1943年9月间，蒋介石国民党又制造召开国民大会的舆论。国民党中央决议在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亲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代表为会员；要求各地研究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宪政运动一下子又热闹起来，规模声势比以前更大。
为什么蒋介石这次亲自出马任会长，大肆宣传召开国民大会呢？原来是国内自1942年以来，民盟领导人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等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表示抗议，在抗战形势下，全国人民也要求民主政治，以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在国际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成英美与中国并肩作战的局面。中国内部的不协调，国民党蒋介石政治的不民主，影响军事，英美对此也表示不满。对民主之呼求、不民主之责难，由国内波及国外，在国内国外夹攻下，蒋介石才又提出宪政问题，并大造声势，欺骗国内外群众，安定英美。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似乎抗战结束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期限，不能满足，必须尽量提早召开。
在蒋介石、国民党心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拥有几十万军队。蒋介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有两条路：军事的路和政治的路。军事解决的办法，虽未断念，但是走不通，形势也始终不允许；因此，他想走政治的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急忙召开国民大会，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按英美宪法，政党不得拥有武力。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中也按英美宪法。作出这种规定，中国共产党参加制宪和将来的宪政，就要按宪法交出军队。如果中共拒绝交出军队，即是阻挠宪政，以这个罪名强加给中共，以此向中共进攻。这样也会合英美的意，取得英美的支持，可借国际舆论攻击中共。所以，1945年5月，蒋介石匆匆忙忙宣布年内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是想借国民大会来向共产党进攻，妄图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得到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并不是真正要实现宪政，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权利。
抗战以来，宪政问题忽高忽低，几起几落，变更之由来，完全是蒋介石采取的策略，作为一种手段玩弄着，充分表明蒋介石是毫无信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