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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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相信它会帮忙，乃至期待它出兵或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当时曾请苏联驻中国大使回国一行，似闻此人回国被斯大林扣留）。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大家以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苏联的帮助不够，对此，主持会议者作出了解释。

    如上所述，参议会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家总不满意这一机构，而要求成立正式的民意机构。当时提出成立正式民意机构的方案，据说有七件之多。会议代主席汪精卫向出席者说，国民党内对这一问题颇感踌躇。他说了三点困难：一是确定人数有困难。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构（参议会的参加者就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人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在不切合眼前战时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且没有较安全又足够大的地方开会（在第一次会议后，会议即在铁道部地下室举行。当时大本营也在地下室办公）。二是代表产生有困难。他说正式民意机构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件大事。户口不清，选民人数难计算，地广人多，交通不便，现今又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选举。而况从来的选举，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都从来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现在仓促中更怕办不好。或者因战争的影响，根本办不成。最后他说，确定这一民意机构的职权有困难。因为自从“七七”卢沟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介石。如果建立正式民意机构，必应有最后决定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其为一民意机构，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以上是在南京的话。后来南京失守前，参议会也随政府迁往武汉。

    最后，说说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活动。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访问了一次延安，随后又去徐州住了约一个月。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听会议代主席介绍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在会议中所尽力的，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8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大公报》中发表的《怎样应付当前大战》一文中所说的。那些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傅斯年起来阻止，不要我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

    8月19日　，我又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南京缺席很久。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个具体方案，是经参议会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当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各自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请得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从负责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当时的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来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个工作团去做；即使是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让他们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须将它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挢舌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我们二人即相约去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也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个人就一同来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介石似表示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在旁的张岳军（群）先生协助进行。

    此后我们四人曾数度集议，又一度偕访当时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当时政府又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我们一面就动员说话，对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意见。一面就乡村工作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当时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待我起草出来的时候，则我军已撤出上海，国民党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委托张岳军先生转呈，在那种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