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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他的这番议论听到的人很多，未曾直接听到而间接听到的人也很多，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料想不到百里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8月11日 晚，我乘夜车离沪。车过无锡时，忽然通知旅客一律下车，说车已被军运征用，将运送候在车站上的部队东去上海。后来又候得另一西去列车，继续旅行。因为此时我认为上海战火已起，遂临时改变计划，未在南京下车，而径返山东了。待我12日到达济宁专署时，又得知有电报催促我去南京开会，于是我当日又折返南下。待我14日晨赶到南京时，知道上海“八一三”战事已爆发了。
1937年8月的又一次相会
8月17日 夜，我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又见到蒋百里先生。我告诉他，蒋（介石）约我明早谈话。他说：“好极了！就请你对委员长替我说，我自动请求派去山东视察防务，望他能同意，并通知山东方面。我不再去见他面谈此事，亦不另具书信了。”次日晨见蒋时，我除了谈对大局意见及山东情况，随即将百里先生的请求转达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了解山东情况。”待我将此决定回复百里先生时，他很高兴。当下约定次日（19日）即起程离京去山东。随后他又忽然提出说，此时胡宗南驻军徐州，胡听他谈过我，曾要求他介绍与我相识。他问我，此次路过徐州时是否可以下车与胡见一见。我回答说，今当共赴国难，谈谈是好的。20日中午车经徐州，胡收到百里先生电报，亲来车站迎接，我们就在徐州停留了二十四小时，次日又乘同一车次北上。那时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驻兵徐州。胡要见我是想了解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我把在济宁、菏泽、邹平等地开展的民众自卫训练工作和地方行政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胡表示愿去济宁参观训练壮丁的工作，蒋先生也表示要去看看，就约定随后电报联系。
22日晨抵济南，有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奉韩复榘之命来站等候迎接。李陪同百里先生去石泰岩饭店下榻，我去省府见韩。韩一见面就问：他（指蒋百里）干什么来？我答说：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对这样的答复从韩的神情来看似乎不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我于是将百里先生一向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此次来山东纯出于他自己主动的要求的话告诉了韩。当我说明百里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控制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时，韩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随后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现在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最后韩嘱托我代为向百里先生致意，请来省府午饭，却没有请我作陪的话。我转身到石泰岩饭店率直地把韩的神情态度以及所说的话全告知了百里先生，他倒说韩之所见并没有错。对此我不免有些诧异不解。于是百里先生给我讲明了其中道理。大意如下：
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事关紧要的问题：
一、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地撤。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若一旦败退，更见其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有步骤地西撤或是撤至西部后闹不团结，缺乏能够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那纵然有了有利的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
二、待机反攻，要看如何等待。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待机反攻，不能无所作为消极等待反攻。反攻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待西撤之后再作，而要从西撤之日起就着手准备东返。更确切地说，应在未曾西撤时，即做好向东反攻的准备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在西部有西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在东部又有东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并非撤到西部就放弃东部不管。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以上两问题，前一个侧重于上面军政（包括外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个侧重在下面广大的东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虽分为两个，实际上是一体相连的事。过去所说“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这些任务既指正规军而说，亦兼指非正规军（游击队等）而说；既就西撤前而言，亦包括西撤后而言。
若不是经他这一番深入一层的讲清阐明，原来对他的见解我显然理解得太粗浅，太不够了。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试看，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将民族矛盾改在首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在西部后方共戴一个政府以对外，蒋先生所说西撤后必须有“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以利用“有利的国际机会”将如何实现？若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我国东部敌后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与国民党部队在西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相配合，中国人民怎能收复国土，取得最后胜利？
这天中午蒋先生应韩之约时二人谈话详细内容似不曾告诉我，或者告诉了我一些，现在我已记忆不起。印象中他们谈得虽不太坏，当然也更不算好。韩复榘既出自私心一心准备西撤以保存自己实力，这何能满足百里先生对山东那样一片深切热情的期望？次日（23日）蒋先生似是由韩的参谋长刘书香陪同，由济南往青岛一带视察。我也因时局紧张，回邹平抓紧布置。我们分手时相约于25日他由青岛、我由邹平同时到济南相会，然后相偕赴济宁。先期电知胡宗南，请他亦同日到达济宁相会。
在火车上听百里先生谈其视察经过，他既语焉不详，在我今天更回忆不起，似是沿胶济线曾在高密（曹福林部驻此）等处下车看过，其他如烟台、黄县亦谈及，但记不确切。末后抵青岛，即由市长沈鸿烈（海军出身）陪同视察青岛防务，似曾讨论到将来撤出青岛时破坏各码头等问题。
在济宁我们与胡宗南相会合，由当时济宁专区梁仲华专员陪同参观，主要是了解为准备应付敌人入侵开始推行“三年计划”的情况（详见《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文）。参观完了，当夜百里先生即随胡的专车南下。此时大战既起，各自奔忙，一经分手，彼此便未见面了。偶尔通信，因行踪不定亦极少。记得他奉命为争取外援，出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后，我曾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欧洲风景，虽寥寥数语，而承他远地相忆，颇动我心。今写此文，殊草草不足以尽纪念蒋先生之意。
附录
蒋百里先生聪明绝顶，清末中举，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请：“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间不长。有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作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当众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蒋对此日女发生感情，向之求婚，日女说家有父母，且彼此为异国人，不敢自主，须由父母决定。蒋伤愈后真的赴日本女家求婚，遂与日女结婚，生二女，一名蒋雍，一名蒋和，其中一位嫁给钱学森，蒋百里的日本夫人即住在此女儿家中，直到去世。
蒋百里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我不清楚。听人说蒋介石也很器重蒋百里，想重用他，但蒋百里与蒋介石合不来。至于蒋百里和冯玉祥的关系，据我所知，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我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可见冯玉祥对蒋百里是崇敬的。
（摘自《蒋百里轶事数则》，梁漱溟谈，万永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