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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者戴自俺、刘大作两位同志为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将出版纪念册事访问于我，要我写一些追怀回忆的文章；我少于陶先生一岁，今既八十又九，脑力衰颓，笔墨迟钝，然而我又何敢辞谢不敏呢。想到我亲切接识的并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个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莫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二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致力的事业虽在中国一国之内，然而他们的胸怀气概却卓然朝向着世界全人类，廓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实同一钦重的，却是又岂得笼统无分别于其间。
毛主席领导群众创建起新中国，惜乎晚年错乱多失。周总理信乎为遗爱在民的好总理，却天生是毛主席身旁第二把手。陶先生终身奔波乡野之间，在教育界独辟蹊径，风动全国，论其业绩固自不同。
当1946年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时，我曾发表一篇悼念文章43，有云：陶先生是一位直前地奔赴真理的一个人，好恶真切分明，有时不形于色，却力行不怠，沉毅踏实，许多人受他感动，就跟着他走……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
陶先生不可及处：他本是游学外洋回国后做大学教授的人，竟然脱去西装革履，投身乡村要和农民打成一堆，创办起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志在以乡村小学为中心，推进广大社会的改造。
对于昔年晓庄校内外“教学做合一”的一切措施，我在1928年初次访问时，参观考察一日之不足，次日再往，曾写有一篇较详的记述44，刊入我的教育论文集，今不复述。1931年我既在山东邹平县创行乡村建设运动，迭次请于陶先生，先后从晓庄借调杨效春、潘一尘、张宗麟诸君来邹助我工作。其后张治中将军到邹平参观，又邀聘杨效春君为他的家乡建设起黄麓乡村师范学校。
1937年抗日军兴，国民政府初有国民参政会之设置，陶先生与我同膺选为参政员，然在第二届则政府视为左倾者多不入选，陶先生居其一。1939年，我从华北、华东巡历各游击区域之后回川，联合两大党以外人士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之组织，陶先生亦参加。但陶先生仍忙于其教育事业，在合川县澄江镇草街子办起育才学校，收容战乱中流离失所少年儿童百余人。1940年春，我亦送次子培恕入学。
其时培恕年十二岁，却于学校和陶先生为人留有深刻印象。据他后来诉说有如下几点：
一、全校师生员工百余人和乐相处，宛如一大家庭，使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无复孤闷之感。二、学校经济有困难，大家却清苦而愉快地生活着。三、陶先生似乎很忙，难得来校。他一来时，人们便有喜色。他像是一位长者，却又是平等亲切之一员。四、学校与当地群众恍若相联相通，正亦改造着它所处社会环境。
行文至此可以结束。陶先生为人可爱可敬，然却非深于学问修养者。一个人总不免长短互见。吾为此言或非赘欤！
1981年6月27日于北京
附录一：悼念陶行知先生
陶先生之死，人人都以热泪痛悼他，人人都抱无限悼念的话要说。这里，我说一些我的话。
陶先生是一个一往直前，奔赴真理的人。他心目中，有他对于社会的理想要求。就在这里，他好便真好，恶便真恶，好恶真切分明，虽然有时不形于色。大家谁都佩服陶先生是一个力行的人。但须晓得，他所以表著出来如此者，正为他内心好恶简捷有力。当今天这个“好话说尽”的世界，一切只见说不见做，越显得陶先生朴勇卓绝，任何人都落在他后边。你只见众人随着他走，受他感动鼓舞而向前；不是吗？他不唯勇往，而且踏实沉毅。因此，勇于奔赴理想的人尽还有，而终不及他。我在此等处，最折服陶先生。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
陶先生又是一个富有创造力，遇事能独出心裁的人。反之，“人云亦云”“蹈袭故常”，在他是绝没有的。陶先生既从事教育，所以在他事业里面无处不具有一段新意趣、新作风，乃至完全新的一套。你看，早的如“晓庄师范”，后来的如“山海工学团”，末后如合川草街子的“育才学校”，不都是如此吗？他心思用在实际问题上，总要寻个诀窍来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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