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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自传中，我父亲哀怨地写道：“我晚了一个星期才到达我的私塾；在社本，我是在夏天，而不像普通新生那样是在秋天开始我的学业的。而现在，在牛津，我是所有人当中最不幸运的一个，因为在我迟来的露面之前，1885年的大一新生都已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和友谊，而我花费了第一年所有剩余的时间去找回失去的东西。”
虽然他自身的经验已经使他意识到了这种缺陷，奇怪的是他还是给我安排走相同的路。我已经提到过自己在蓝星第一学期的苦涩，逃避不了的寂寞。现在，1922年1月他决定立即送我到牛津。我非常渴望出发，而我的父亲却显示了他在要完成任务时的习惯性焦躁；我的教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的。他对每天都在查普曼和霍尔公司的惯例越来越厌倦并盼望退休。他相信（一个顺理成章的错觉），当我完成我的本科学业的时候，我应该离开他而独立，那么他就可以非常清闲或者较少费劲地工作。
最初的计划是，如果我赢取了奖学金，我应该离开到法国九个月去学习一些法语。我没有做成这件事是我到现在一直的障碍。但是我不后悔我过早的注册。它把我送入大学成为了一位孤立探险家。
很多人对于把兴趣和友谊限制于大学之中很满足。如果我是在正常时间入学，我不知道我是否也会这样。在当时，我除了去漂泊几乎没有选择。
赫特福德是一个可敬的，但是相当乏味的小学院。当波尔比先生宣布了我的校级奖学金时，他把它描述成为“一个正在不断上升的大学”，由于这个短语结合了支持的态度和语法的不当，这使我父亲感到强烈的可笑。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孩子们的话，这所学校至今并没有上升到一个比我当年更高的位置。那时，在大学教师中并没有重要的学者，在学生中也没有很牛的导师，没有联盟的主席或者牛津大学戏剧社；这艘船从来没有到过河的上游。当时，在学生中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先后次序。赫特福德排在中等偏上，与奥里尔和埃克塞特相等。在目前和我同时代的人中，一个变成了大使，一个变成了主教，一个变成了首席法官，一个成了电影演员，一个成了著名的作曲家，一个变成了御用大法官。其他的名人我就不知道了。
赫特福德的好处是吃得好，而且上学上课只看是否住校；这边没有像其他学校一样的点名和教堂礼拜，自然也就不必在寒冷的早上起床了。为了获得奖学金，学生必须成为英国教会的成员以显示没有另外的归属感。我从来没有去过教堂。
赫特福德也是很令人惬意的，因为没有被称为“大学灵魂”那样的男生，他们是小大学的灾星，其中的一些流氓偶尔会爆发一些怪癖；的确类似这些事件也偶尔发生过。我记得最后一次“新生见面会”即将举行前夕，一个喝醉了的小霸王闯进我的房间，叫嚣着问我“给学校做过什么贡献”，而我回答我来这喝了不少酒。后来他的朋友在冲突发生前把他拉走了。但是没人被扒过裤子，也没人去破坏他人的房间或者弄坏别人的橡木家具。它是一个容忍的、文明的、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生活的地方。
建筑不伦不类，与它们的历史相符。自从中世纪早期起它先后被建造成为礼堂、学院，再到礼堂，直到最后于1874年在雷威尔斯托克勋爵一世的资助下重建为大学。学校的前门在猫街上，人们常说它看起来像个银行。但在学校外冒险奔波的人认为它是几种古怪建筑的混合体。从前面看这所学校是古老的却很不起眼的方形建筑物，又像是杰克逊时期法国文艺复兴的礼堂。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连接新建筑物和新大学路的叹息桥，路上没有花园。而从我的大学时代起那建于中世纪时期位于学校角落里的八角形的书店也重新修建起来了，并且与学校里其他的新建筑融为一体。
政府部门无疑会谴责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惩戒机构之用，因为这里有火灾隐患并且卫生条件很差。这里的条件介于只能洗个臀部浴和正常洗浴之间。当住在主要方形建筑物的人想要洗澡时，他们必须穿过叹息桥，来到新建筑那满是蒸汽的地窖里。在小礼拜的遮蔽下还多少有点隐私。校工每天早上带来几小罐刮须水，然后每天再把屋里的水罐倒掉两次。
在赫特福德我默默无闻地度过了第一学期。学校里有几个曾在蓝星就读的男孩，但我只和马沁一个人比较熟悉。从蓝星的校长室里来的鲁珀特·弗雷姆林和马克斯·马洛温（现在是考古学教授）住在新学院的附近。还有为了奖学金而埋头苦读的阿超。我也经常到新学院去。也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给我打电话，我们的父母之间也有联系，我也给他们回过电话。那时我们也会印一些拜访对方的卡片，我们之间的相识也是在那里结束的。
赫特福德的有公德心的高年级生会请新生去喝茶，通常是征召他们参加在啤酒花采摘工人中进行仁慈的福音传道工作或者是加入位于伦敦南部的赫特福德学生会或者加入国家联盟协会。我对这些都不怎么感兴趣。
我开始住的房子很一般。作为一位学者，我获准在学校里居住三年。但是，因为报到去迟了，我发现唯一一套可以入住的房子竟位于一栋老掉牙的建筑中，外面紧邻着新学院巷。这套房子下面是J.C.R.学生食堂，里面沏茶的方式很疯狂，雾气蒙蒙的下午，食堂楼梯上盘盖叮当作响；凤尾鱼吐司和蜂蜜圆面包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充溢在托盘周围，这就是我所记得的食堂楼梯的大致情形。
我跟随了学院的惯例。我们午餐通常吃面包、乳酪和啤酒；可口一点的是新鲜烘烤的小面包，精心挑选保管妥当的英国楔形乳酪、银色大啤酒杯装的从酒桶中汲出的苦啤酒还有茶。大部分人晚上都会在大厅里用餐，食物又好又便宜。不管我们有没有在大厅用餐，我们每星期都必须支付五顿晚餐费。在后来的学期里，当我在其他学院里有了社交圈，尝过各种美食之后，便把钱都花在了乔治餐馆里，尽管那里的烹调比较拙劣。起初我跟随了用餐风俗，穿礼服和深色衣服。场合显得也比较正式。学者坐在一张分开的桌子前，并且资深学者说话优雅。“罚酒算账”是常有的事，而且很隆重。一旦有人犯了忌，诸如说外国话，提女人的名字，或者穿的衣服不对，就要被罚喝下一个大银盆所盛满的啤酒。如果一个人能一口气喝完（我是肯定不行了），那么费用由大家共同分担。通常罚酒是轮流进行的，如果谁不小心端错了盆或者拿错了和盆配套的餐巾布，那就继续受罚。这个风俗不是在所有学院都通行，并且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取消了。
在开始的头两个学期我非常高兴地追逐时尚，做着所有的新生都曾做过的事，购买盒上雕刻有大学纹章以及非常流行的印有牛津塔和尖顶的全景图的香烟；学抽烟斗；第一次喝醉；步行和骑自行车参观周围的村庄；在学生会作一个非常卓越的处女报告；做好功课以满足历史学的考官。但是一直以来似乎对于我都存在着一个牛津的精髓，那是我在远方就知道并喜欢的，并且故意在寻找的。
我的想象力是与文学炽热地结合在一起的。我靠记忆，实际上是把马修·阿诺德的《值得崇拜的梦想家》中的顿呼法引用到了我的论文中来。
奎勒-库奇(1)的《母校》是我最喜爱的一首诗，我沉浸于《朱莱卡·多布森》(2)和《不祥之街》的第二卷中并且读完了到我手中的所有牛津的小说，从《范登特·格林》到《拼凑》。从贝洛克和弗莱克曾作诗赞美过这个地方：
贝列尔学院造就了我，贝列尔学院哺育了我，
无论我有什么，它都又一次给了我
最好的贝列尔学院关爱并引领着我，
上帝选择了你，贝列尔学院人。
以及
骄傲和神圣的国王创造了她，很久以前，她成列的塔和坟墓及雕像，
她晴朗如花的空气和爱徘徊在那里，
伟大的人走过的街道。
剑桥也许造就了很多了不起的诗人，但是，的的确确（？），极少的诗是赞美她自己的。
我对这个地方有很清楚的先见之明，并且遭受了非常小的理想破灭。
汝可知他人从未言语过的关于她的秘密？
三国君主之书记载的她的秘密？
她所有的孩子并没有去寻找或是发现这个秘密，但是在1922年，它差一点就浮出水面了。
牛津距我父亲的（实际上，我曾祖父的）大学比到我孩子的大学更近一些。在录取面试方面并没有出现狂热的竞争；彭布鲁克港口的休·利功和来自考试系统的其他贵族们，他们并没有参加面试。镇子处在河流和牧场之间而与世隔绝。它的建筑骄傲地显示了它的灰色和金子、粉碎的方石，现在被专家谴责为“麻风病”并且以巨额价格被重建。其唯一的郊区包括了围绕伍德斯托克和班伯里路的完好的庭院和罗斯金式的别墅。汽车制造厂位于克劳利，但远离我们的视线和学校的声音。在上学期间游人很少。周围的森林和小山是那些吉卜赛学者常出没的并且在路中间能徒步到达的。我们沿着拉纤小道一直走并且在宾西抽签占卜，我们相信我们的前辈也这样干过。在宁静的街上拼命敛钱的店主等在大学门口并且诱惑年轻人欠下不少债务，但学生们很少赖账。在坎特伯雷门口和宽街停着可以被租用的双轮双座马车和双座四轮敞篷马车。自行车和神职人员非常多，骑自行车的神职人员带着牛来到市场，这些牛是唯一的交通隐患，我怀疑大学里这三十辆车的拥有者是否是大学教师或在校大学生。电话从来未曾被使用过。书信写在印有纹章的卡片上，通过骑自行车的学院信使来传递。
它是一个男性社区。在校的女大学生都蜗居起来，除了在第八个星期，很少见到女生在男生的学校中出没。学监依旧拥有可以开除那些被认为是诱惑人心的独立妇女的权利，在我那个时代至少这种情况下学监的做法是绝不受学校限制的。依据传统，来自帕丁顿的晚点火车被认为是“私通者”，但也不总是出于那个目的。在铁路出现以前，大部分男生都很满足于生活在一个一直以来都受限制的社会并且沉浸在假期轻松的挑逗中和上学期间深刻的友谊中。
在我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伦敦大学审判心理学的高级讲师发表了一个关于青年罪犯的报道。他说：“我们很熟悉关于违法的区域和违法的亚文化群，但是并不理解为什么青少年犯不像同龄的合法者那样有一个女朋友。”接着他继续揭示到46%的男性少年犯并没有异性交往的经验。我确定我的同龄人中只有少于10%的人有吉本斯博士所谓的“女性朋友”。一些人和国外的妓女有过单独的、不快乐的经历。少数几个人对女人有一些真诚的兴趣，但是，据我所知。只有一个被送进了监狱（驾车问题），很少一部分人发展成为同性恋。
我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继任者更老练，但是在其他方面仅仅是个孩子。
在我很多年前写的一本小说中，我把相对较新的、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但表面上却是历史悠久的英国公学教育制度与港口的制造品进行了比较。我写到，它就像烈酒，混合了纯净的杜罗河葡萄和充满黑色配料的易醉材料。当酒精阻碍了酒的发酵时，它立即丰富并且减缓了青春期的整个过程，使它不能饮用，以至于它必须放在黑暗里，年复一年，直到它被培养到可以放在餐桌上为止。
在牛津待得乏味了的那些我的同龄人大部分是外国出生或者是接受了奇怪的教育。休伯特·达根，后来成为了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是部分美国血统，部分爱尔兰-阿根廷血统。没有女性的陪伴，他在学院闷闷不乐，在两学期一直对潮湿的被单和不成熟的社会进行抱怨之后，他进入了皇家骑兵团。
我不时遇见的皮特昆内尔先生原本在一个日间学校学习，他同样对这个地方感到很绝望，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是一个安乐乡的王国，我觉得我是在我这一代里特别幸运的一个。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是一个圣卢克的，或者像一些人说的，印度的夏天。大学的传统生活突然在1914年停止了；很多人认为，不会再恢复了。战后产生了一代同龄的退伍军人，他们比正常大学生大了两三岁却比他们的经验丰富很多。这些退下来的人在我出来时故意隐居在住处，然后大学被年轻人重新占领了。
在我的时代之后出现了爵士乐，鸡尾酒会，不断地进入伦敦的外来者，新的聪明的俚语和对富裕的崇拜；很快被对无产阶级的崇拜所取代。但仅仅五年时间，我们做得和说得和我们祖先十年一样多。当我读了他们的记录（就像我写《罗纳德·诺克斯的生活》时所记的一些细节一样）我认识了一位和我有亲属关系的继承人。
我们中的一些人突然意识到了这些传奇的人物，几乎是毫无例外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消灭了。经常有人会充满责备地提醒我们，尤其是那些大学的公务员，我们与那些伟人比起来是多么的贫穷和沉闷。在二战以后，似乎现在我的同龄人被认为是嫉妒和责难的混合物，像放荡者和挥霍者。
我最近偶然看到了一篇杂志上的文章，它收集了有关年长的大学教师对“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越来越糟”这个问题的回复。
新学院的裁决是：“学生已经变得更严肃并且更加小心他们的金钱。”默顿的回答：“大学生变得越来越复杂。有大学教育传统的许多好家庭变得贫困，越来越多的没有这样传统的贫困家庭，在帮助和功利主义的观点下，希望改善他们的物质环境。”大学学院的回答：“现在的学生数量（我相信）是三十年前的两倍。然后大多数都是合格学生，纯粹游手好闲的人比例是很小的。殖民地居民，美国和外国学生的出现刺激了大学生的知识兴趣。”沃德姆的回答：“因为更穷，现代大学生是更加善良的，更加聪明；因为竞争更加严厉，他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因为更好的营养，他们身体素质更加好。”
这篇文章的日期（刊登在《斯特兰德杂志》上）是1911年。
二
从一开始，我就把牛津看作是一个适宜居住和令人享受的地方，并不是那种待一待就走人的地方。我沿着那条神话般的小河来到这里，亚历山大就曾在河边给他的军队鼓舞士气；河水是庞塞·德里昂从巴哈马河引过来的。
在蓝星的最后两个学期，我独来独往，学习十分刻苦，或许是受到了厌世的犬儒主义的影响了吧。我在前面引用过的蓝星学院杂志的社论，描述了那个时期的尸体俱乐部。在牛津我重回青年时期。我天真烂漫，不谙世事，所做的荒唐事不计其数，想做所有的事，想认识所有的人，并无迂回进入伦敦时尚界的野心；也无结交权贵朋友，打通未来事业的想法；更不会在知识分子中崭露头角，从而获得布卢姆斯伯里的等级制度的注意。我甚至没有去放眼大学校园以外，像位于盖辛顿的奥特林·莫瑞尔夫人沙龙和博尔斯希尔的基布尔夫人的沙龙。我的兴趣像古城墙一样狭窄。我想尝遍牛津所有的食物，购物只要能拿得动，买多少我都愿意。
从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天起我就不再写日记了，因此这之后的几年发生的事情都无迹可寻了，唯独有一件事还有模糊的印象。那应该是第二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开始变得温和起来。第三个学期的时候我住在一楼一间大房间里，屋里很少没有人。我已经通过预备考试；最终的学位考试似乎还离我很遥远。我把奖学金看作是完成学业的奖励，从不当作一项需要认真完成的工作。我的志向在艺术方面。但是当时有一个很流行的错误观念，那就是有才能的人也会八个学期都虚度过去，最后临近毕业每天靠咖啡支撑苦读，几周之内将所学课程全部掌握。我相信，是F·E·史密斯（伯肯黑德勋爵）的传奇使我们大为苦恼。我们能像他那样充分地玩乐，但却不能像他那样集中精力学习。我的大多数伙伴，包括许多在之后生活中非常成功的人，学历都很低，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学历。
这些书我都是在大学第一学期开学前的假期里读完的。从第三学期之后，我对一些逐渐变得权威和威胁的劝告认真对待。我不希望被开除，并且我的成绩刚好能够避免敌对评论家的攻击。我对历史课的授课形式没有兴趣。有时一个历史人物能激起我的想象，但是课程的设计似乎是为了显示在世纪之交的英国议会制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其他国家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让国家有一席之地。这一错觉因我未经思考而选择的“特殊课程”更加严重。比如，我读过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的书籍，那些书无疑十分吸引我。但是当导师问我希望读些什么书的时候，我只能记起那些“特殊课程”中的一个名字；代议政府。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世界上各种民主制度的独特之处，以及我成为唯一一个因为指责这些而受到责备的人更让我感到沮丧了。
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冷漠地对待学业的人。至少来到牛津的大学生有一半都把这里当作自己成长的地方。有投身划船或板球运动的，有参与表演和演讲的，有的只是娱乐。关于我朋友的政治和宗教观点、风流韵事、经济状况、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在着装和吃喝方面的口味我全都了解，但是没有询问他们之前是在哪所学校读书的，因为我觉得问这些太有失礼节了。英国文学是为妇女和外国人开设的；一个名为当代巨著的新成立的学院，现在被称作P.P.E.（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统称），是为“法学家和政客”开设的。古典摩登派和当代巨著派有着超群绝伦的声望；在他们旁边是现代史、法律和神学。数学家很受尊敬，但他们脱离了社会环境；应该把他们放在剑桥。据说那里的实验室比吉卜尔的要好，但是我未曾见过涉足那里的人。我在这里上学的时候，没有赫特福德的同学或者校友涉足任何自然科学领域。
我未曾做出过放弃学业的决定。时不时地“良心发现”或与学院领导的一次谈话过后我会打开书或去听一场讲座，但是我没有坚持下去的心思。
也许是我大学期间不够幸运，我的导师比起J·F·洛克斯伯格要逊色得多，没有能激起我的想象力。
我没有见到我在大学里的第一名负责人。我来的时候他正在生病。在我第一学期刚开始的时候，负责我的是一个经常忧郁的人，名叫贝特森。他经常说：“七点半了，校长死了。”他的继任者是一个面色发青，骨瘦嶙峋的苏格兰准男爵，我和这个准男爵只有一些正式但又逐渐恶化的关系。在赫特福德，大多数的导师都很谦虚，这也许是他们的能力所限。只有一个很出众，并不因他学问有多深，而是因为他的性格有特点。
C·R·M·F·克劳威尔是系主任，也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导师。他后来当上了校长，但却因精神病去世了。在我评上奖学金之后，他热情洋溢地给我写了一封祝贺信，并且第二天晚上还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间去。我没见过几个导师，所以把他们都想象成离我们很遥远的高层掌权者。克劳威尔的外貌并不吸引人。他个子很高，脾气粗暴，生气时脸就像易怒婴儿的脸一样。他的厚嘴唇里面总是叼着一个烟斗。他从嘴里拿下烟斗，在空中挥动着，为了强调他隐隐绰绰的讲话，他这样一直说着，直到从嘴里吐出的烟全都飘走了。当他与我谈话时我发现自己的注意力总是被分散，根本没有听他说的话，而是在那里猜想他吐出的烟能飘多远。
他在战争中十分英勇，现在我认识到，他其实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毫无疑问，一位现代的医生即便不能治好，也肯定能知道他罹患的是哪几种神经官能症。他好像未曾清洗过自己身上粘着的战壕里的淤泥一样。他对历史的概观就仅仅局限于低地国家(3)里他战斗过的几英里的土地，以及他用潜望镜观察敌人守区的最后的前线。他对莱茵河很着迷，并且这是第一个我们之间有鲜明区别的地方，我对它的流经路线一无所知。
比起其他士兵说话十分粗鲁来说，他比较温和，不喜欢争斗。在1914年之前，他是万灵学院的教授，是一个非常有礼节的年轻人，因为他出身于非常有名望的家庭；但是经历了两年战火的磨砺，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作为系主任，他非常喜欢对一群不服从命令的人发号施令。他像休假了的副官一样狂欢，出去吃饭喝得烂醉，并且有时候当圣马利教堂的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他还在外面，闭着眼，摸着雷德克利夫电影院的围栏绕来绕去，以为这里就是学校了。他经常在处理学校事务时暴饮暴食，突然大发雷霆。他极其厌恶女人，以至于拒绝女生在他课堂中出现。学院的楼管则需要将她们赶出去。如果有一个溜进来的，他会面红耳赤地将她严厉喝叱出去。他有一个同事是柏拉图主义者，他们一起当过步兵。这个同事经常被他称作“小文丐”。有时他和这个朋友去草坪打网球；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一起默默地散步，走上很长时间。
克劳威尔在政治上非常有野心，他为大学争取保守党提名席位，虽然口才笨拙但一直坚持不懈，当时那样做是比较保险的。在这方面他成功了，但是在选举中他却因轻松的中立态度而落选。
总之，他不是我所期待像周伊特所描述的那样的导师。
在前两个学期里我很少见他。我对莱茵河流域地理知识的匮乏这个问题被解决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反感却更深了。经过无知的一年新生学习之后，到第三学期，和学校至少三分之一的人一样，有一次我明显喝醉了，他试图给我建议，称他知道我的不利之处，同时还警告我说我并未选择最佳适应大学生活的方式。他无疑是在试图显示他的仁慈。我感觉到我这样堕落的不良后果，可是并没有慷慨地对他，而是变得愚昧，变得傲慢，称我对自己过分的荒淫行为表示后悔，但是那些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我还补充说道，我相当不关心学校的意见。
我想就是从那时起，我们间相互的反感变得无法挽回。
我刚开始为自己最后的学位读书时，几次与他见面之后，他开始对我变得极度愤怒，有一段时间甚至拒绝见我，不给我任何指导。这段幸福的时光随着我被移交给另外一位老师时才结束。这位新老师非常文雅，依然保留着那些我认为是通用的礼节。但我并没有从他那里学到太多东西。
在我第三学年初期，心灵受到良心上的触动和一时的不安，知道自己在书本知识的学习上做得不好，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想让他把我转到巴黎，去那里充分享受乔治·杜莫里埃小说《毡帽》中那样的生活。但是他告诉我我必须先要拿到我的学位。这个合理的判断让我感觉到，只要我还在上学，我就会被迫待在牛津。我就勉为其难地把这里的生活当作完全享乐生活的通行证了。
我们对作息的要求很早。学校大门九点就关闭了，在那之后就不准外出也不接纳访客了。对于十一点以后回来的会有小小的罚款，并且晚归者的名单会被上交到系主任那里。过了午夜之后，进入学校就只能靠爬墙了。当时在赫特福德有两条通道，一条穿过万灵学院的花园，另一条穿过走廊，还需要从系主任的房顶爬过去，这两条路对于喝醉酒的人来说都是十分艰难的，我自己这样走的次数也不超过十二次。
在赫特福德可以遇到许多意气相投的伙伴；特别是特伦斯·格里尼奇，我很快就对这个二年级学生产生了兴趣。他有很多可以给学校当局留下好印象的地方。他是一个孤儿，现在他在库房做司库，父亲以前是这里的一位导师。像克劳威尔一样他毕业于拉格比市市立学校。他是个牛津经典课程的热衷者，在伊夫雷路上小有名气。但是他有些古怪的地方，这使得他无法融入学生公共休息室的饭厅俱乐部的传统精英们当中。他经常晚上在宿舍高谈阔论希腊合唱剧。虽然他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但他是一个坚持整洁的人，兜里装满废纸。从宿舍的正门去往厨房有一个边门。特伦斯的房间就在附近，因此他封自己为这个门的看门人。学生们要开门走下去拿他们的餐盘。特伦斯跳出来一把把门关住。学生们手中托着餐盘走上来，又不得不走回去，放下餐盘，再回来打开门，回去取餐盘。可他们刚转身，特伦斯就又蹦出来，关门挡住出去的路。他们正式提出了抗议。特伦斯很坦白地说自己不知道那些事。最后，在特伦斯回住所以后，他们不得不在吃饭时间在那里安排一名哨兵。
特伦斯还有很严重的盗窃癖。从牛津大学戏剧协会那里，从学生会那里，以及从别的房间里拿他喜欢的东西————发刷，钥匙，指甲剪，墨水瓶。他通常会将这些东西悄悄藏起来，经常是放在图书馆里的书后面。有一次他从楼管那里把学校所有的钥匙都拿走了，藏了几天。
当影片《妇女的敌人》在牛津上映时，特伦斯特别为之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看，把自己看作莱昂内尔·巴里莫尔一样，但其实他们俩一点都不像。他有一件黑色短夹克，衣领和袖口都是用俄国羔皮做的。伯查勋爵在马德兰意外地来看望他的大儿子埃姆雷，特伦斯十分惊喜，赶紧穿衣打扮，埃姆雷虽然并不期待这次会面，但借此他将特伦斯收至麾下两个学期。
特伦斯有一套固定的贬低人的绰号————“为报纸写文章的秃头”指的是我哥哥亚历克；“午夜獾”指的是夜间门房，这样叫的目的是为了把他和学校其他服务人员区分开来；“苦修者菲尔布里克”；“人面兽心的人”指的是伍斯特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和蔼的人，这个人被选为了学生会主席；“热午饭”指的是阿超，因为皮特斯主张午饭吃热食物；“崔斯特瑞姆先生，在早餐时谈话非常文雅”。这些和更多不计其数的绰号都是他随口想起来的，后来一直被他使用。这些绰号在现在看来并不是才智焕发的体现，而当时却是我同代许多人全部知识的一部分。
特伦斯第一个编造了克鲁特威尔先生和狗有性关系的谣言，而且从沃顿街上一个垃圾商店里面买了一个填充玩具狗，我们把它放在宿舍，算是对他从万灵学院那儿吃过晚饭回来时对他的引诱。同样我们还时常晚上在克鲁特威尔先生的窗下学狗叫。
与伯查勋爵不同的是，我母亲对特伦斯特别喜爱，因为在她看来特伦斯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所以他大部分假期都是在我家度过的。我父亲通常对我所有的朋友都很热情，但特别不欢迎他。他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很疲倦，不想被牵入康德和黑格尔之争，这两个作者他知之甚少，而且早就忘记了。有时候父亲不知道的时候特伦斯也和我们待在一起。他会一直待在房间里，直到我父亲离开，然后下来吃早餐；在下午六点到十点之间他会再度掩藏起来，直到我父亲准时去睡觉。有时他吸烟的味道让他暴露了，“你又把那个男孩带来了，”父亲会这样说，喘着气开始咳嗽，一想到特伦斯比亲眼看到他更让他生气。
特伦斯所住的控制厨房小门的屋子是学校唯一的一间双人间。在我第一年里，他与一个不熟的人共同分享，那人名叫詹姆斯·帕克斯，当时十分关注所谓的大学生公共生活，现在是一位英国国教牧师，在犹太研究方面十分博学，有着自己的影响。帕克斯是最后一批退役老兵，他平常都是待在宿舍里面。为了继续待在学校，以便于他参加各种委员会，帕克斯才和特伦斯住在了一起。他的长相粗糙，特伦斯说他就是铜像模型，曾矗立在帕丁顿车站的战争纪念馆前面。和他这个伙伴一起吃午饭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学生会主席和《伊希斯》的编辑。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都是威尔士人，并且都不难对付，但是我被自己能出现在这些公众人物之中而印象深刻，并且我利用这一机会得到了向《伊希斯》投稿以及在学生会里讲话的机会。
当特伦斯对莱昂内尔·巴里莫尔的痴迷消退以后，他又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总是对任何他感兴趣的事投入他的全部热情。后来他得到了一台电影摄影机，并且拍了许多滑稽电影，我们都被迫在影片中出演角色。
帕克斯在我第二年的时候离校了，我和特伦斯成立了个小集团并成为中坚力量，我们把它叫做“赫特福德黑社会”。其他成员还有托尼·布谢尔，他后来成为了电影演员，以及我在蓝星的朋友P·F·马沁。除非一起吃午餐或去参加一个午餐会，我们通常都是在我房间里集会。这很快发展成我经常招待其他学院的人；有时能有十二个人之多；特伦斯给这些集会起绰号叫“下水”。我们大量喝啤酒，制造出很多噪音。我们没几个会唱歌的，但我们曾经一起背诵诗歌。
之后我生活中正式的午餐会越来越多。第二、第三学年里我自己就举办了四五次午餐会，参加别人的则不计其数。很少有大学会批准私人晚宴聚会。在赫特福德，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并经过会计员的特许是可以举办的，但是要搞四五次午餐会，安排放风的和厨师是个问题。食物很丰富，烹制得很好。在冬天主要的饮料是加热的红葡萄酒和普通葡萄酒。我们一直喝到了黄昏，而那些“满身是泥的呆子”和“穿法兰绒衣服的傻子”从窗子下面、河边、小路以及操场上经过。他们中的一个人缺钱，我拍卖了所有我的书，那些大多是莫尔特比装订很精美的书，并且仍然物有所值。
但是在我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下水”还在继续，直到我毕业了为止。
是特伦斯把我介绍到“伪君子俱乐部”的。这个小组在圣奥尔代茨街上的自行车商店上面有几间房子，但由于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所以就没法把它称作是一个“组织”。它在我同龄人的回忆录中已经被描述好多次了。我加入那里的时候，它正处在转折时期。我在前边提到的埃姆雷，也就是现在的伯查勋爵，那个可靠、宽容、高度受人尊敬的人，是新一任的秘书。他那时自愿下乡与自耕农一起过乡村生活。学监要求所有的俱乐部都要有一名导师负责，这个俱乐部的资深成员是R·M·道金斯老师，他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研究现代希腊的教授，但他从未踏入过这里。大多初始成员都非常喜欢喝酒，大都是忧郁的拉格比人和温彻斯特人，他们有着比较隐晦的艺术和文艺兴趣，但是在我加入的时候，它正在被一群放肆的伊顿人所侵犯，伊顿人使得这个小组迅速瓦解了。后来它变得臭名远扬，不仅仅因为醉态，更因为在着装和举止方面太张扬，在一些场合公开地做一些同性恋的事情。埃姆雷命令：“男士之间可以跳跃，但是不允许跳舞”，但是这些规定在他被隔离之后就再没有遵守过。
所有学院的系主任都痛恨“伪君子”俱乐部的成员，特别是贝列尔学院的“衣冠禽兽”厄克特，他把“伪君子俱乐部”看作是自己庄重学术沙龙的死敌，也是腐败的来源，之后再也找不到能够关闭这个组织的资深教授或者学监了。在它短暂的全盛时期里，时刻都是不受禁令约束的狂欢场面。这两个敌对组织的差异可以用打油诗来描述，老成员更愿意用个古体式的措辞，叫道：“小二，请上一盏啤酒”，而新成员假装着伦敦腔，命令道：“伙计，给我来一小杯伦敦干金酒下肚。”我两个组织都没有参加，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的会议上我什么人都不认识，可是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自己被提名并当选为秘书。投票的人都摇摆不定。而我也一点都没有尽秘书的职责。我的任命本身就是一个荒诞无稽的典型的例子，一段时间以后我有些生气，要么辞职了要么被免职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在我之前担任秘书的洛夫迪突然离开大学去学习巫术了。他在切法卢的阿利斯泰尔·克罗利社区神秘地死了，而他的寡妇，经常称自己是“老虎女人”，在流行媒体中出现有一段时间了，“披露”了一些在切法卢的内情。
“伪君子俱乐部”所在的大楼是真正的都铎式木制建筑；至今它仍然站立在三十一号，作为一座历史的纪念碑被保存了起来，这样的原因并不因为它与俱乐部的联系，而是因为它是一处古迹。走过一处狭窄的登高台阶（就像在伦敦登普拉特大楼的台阶一样），一股浓郁的洋葱和烤肉的味道扑面而来。执勤的警官站在厨房，一手拿着头盔，另一手是一大杯啤酒。厨房的上面是两个大房间。我亲眼见了飞镖的靶子和掷铜板赌博用的板让位给了一位经常从伦敦来的访客奥利弗·梅塞尔先生和罗伯特·拜伦的壁画。屋里有一架钢琴，民间音乐让位给了爵士乐和流行音乐，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叙事民谣。
读者一定记得在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第四章的点名。（偶然的是，我在作者去世之后很久才读了这本书。1946年一个美国戏院代理对我说：“您一定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当时那个作家的一句话我都没有读过。）“现在这已经是一张很旧的时刻表了，沿着折印快要散了，”菲茨杰拉德这样写道，“上面印着‘本表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是我仍然可以读这些灰色名字，并且他们比任何那些接受盖茨比热情好客的人的套话更能够让人有更好的印象。”
我可能仍然能列出在1923年7月常去“伪君子”那些人的目录来，他们的名字对我来说不是灰色的，但是他们中很少有出名的。我可以做一份逝世者名单：
皮特·鲁弗是我们中第一个去世的。他身体肥胖，喜爱音乐，脾气不好，经常在他位于特尔的屋子里想着自杀，最后他死在一个庸医手下。基思·道格拉斯，他也是个音乐家，狭窄的脸，穿着1890年特为前往皇家咖啡馆而穿的衣服；大卫·普伦基特·格林，个子高大而且英俊，穿着要远超时尚的高度之外；鲁道夫·梅塞尔：面色惨白，任性，慷慨；理查德·裴瑞斯，被“衣冠禽兽”厄克特主任从波希米亚中解救出来，并一直过着学者的生活，可惜时日不长；休·利根是埃姆雷的弟弟，他总是错过他寻找的幸福，没有野心，在爱情中并不快乐，最亲切的一个人；还有许多许多……他们的名字和那些活着但又分开了的人的名字，也许激起五十多个老人的记忆，不会再多了。
“伪君子俱乐部”，就像是盖茨比的游泳池一样，见证了当年最好以及最坏的那些人，他们或者是会员，或者是访客。那里是我一半牛津生活非常熟悉的地方，是我们友谊的源泉，至今友谊仍然温暖。
三
我前面提到了我很早就开始喜欢学生会和牛津的新闻事业。不久之后我又将这两个兴趣合二为一，为《伊希斯》和《查韦尔报》报道辩论（这些同样也在《晨报》中全文报道）。我唯一一篇独家新闻是在一个星期四晚上，当时还在三一学院的约翰·苏特罗先生站起来要面向报纸发表讲话。很明显他喝多了，在他说话的时候酒精的作用非常大，后来变得语无伦次了，主席递过来的一张纸条：“你是不是最好还是坐下？”他坐了下来，在格莱斯顿的铜像下面发呆足足有几分钟，直到有人对他表示赞扬。他使劲鼓掌，站了起来，艰难地从辩论大厅里面出来到了花园里。我把这件事报道了出来，而《晨报》却没有。据报道说他父母经常看《查韦尔报》。因此这期报纸又单独为他父母印了一份，把这件事情删除掉了。
我在演讲方面并不成功，从没从最底层升上来担任什么公职。“牛津学生会的方式”被下议院指责是太过轻佻。这对我来说太过严肃了，无法实现。并且我太无知了。我在家从不听任何关于政治的谈话，也不读政治报纸。我对名人、统计数据和社会问题一无所知。有一次我替约翰·马里奥特出去游说，但却被一个我恳求到一票的自由党工人所揭发。虽然大学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很严重地分成几派，大多数的辩论都是围绕公共事务的。我很少关注新闻，所以在一个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没考虑太多，就用一种玩笑的口气跟一个贝列尔学院人打招呼：“我猜你的姐妹们在假期期间都被蹂躏了吧？”这个人哀伤而坦率的答复十分简单：“是。”因为他来自士麦那。
我也并没有什么演说方面的天赋。但大多数时候我都会穿上燕尾服，面向报纸发表讲话，经常会被随时打断；我并不因为缺少成功而灰心，而且几乎每场辩论都会参加，作为丰富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我自称托利党党员，但却不能针对当前的任何题目解释托利党的政策。工党非常活跃，理查德·裴瑞斯以及许多有头脑的人都是工党的成员。的确，它包括了许多最聪明的人，我认识一个平庸的社会主义者，在他出人头地之前我对他说他会发现竞争太过激烈，建议他最好还是摆出保守党的姿态。他采取了我的建议，后来成功了。
保守党人在牛津的总部位于乔治街的拐角处。这里更多的是社交，而不是政治，并且想拥有会员资格所需的不仅仅是对保守党的忠诚。它的目标往大里说是成功，往小里说是达到伦敦俱乐部的氛围。自由党也有自己的党部，位于谷物市场的拐角，名叫“新改革”，因为有劳合·乔治的慷慨赞助因此十分气派。但事实证明这里的一切都是社交。“伪君子俱乐部”被关闭时，有很多成员都转投加入了自由党，而我不偏不倚地同时加入了两个党，还加入了查塔姆，一个号称是精英托利党研究俱乐部的小型团体，它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在各学院的宿舍里碰头，大喝加热的葡萄酒。（我们经常一起举办年度晚餐的坎宁会，就是一个完全相似的团体。）会议之前会有一个银行信使送上一些银烛台、鼻烟壶、雪茄箱子以及可爱的杯子等东西。后来我听说这些在二战期间消失了。我还加入了白玫瑰俱乐部，偶尔会在晚餐时出现，专注于斯图亚特的事情。这些自1745年以来就被副校长所禁止，据说当时有两名成员在马达兰桥上被袭击了。我们每年都在金十字架那里举行纪念，纪念了他们的周年、复辟、那些伪装巴伐利亚的人，以及斯图亚特历史上的其他事件，我们向这些人表示最诚挚的敬意。这些纪念活动经常受到学监的突然袭击。会唱歌的人唱了保皇党人的歌曲。我对威斯敏斯特的事物和斯图亚特的复辟同样不感兴趣。
多数人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政治上的同情心。特伦斯有一个表兄，他头发蓬乱，穿着灯芯绒裤，信仰耶稣，他同时还接受共产主义的观点。特伦斯那时候支持一个前马克思主义者的俄国学生的革命信条。但是我们中很少有人把这些当回事；只有那些对公共生活有野心的人和那些希望引起伦敦各党派领导注意的人才把政治信仰看得很重要。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腐败的城市议员下台，而不是谁当选了下一任首相。
学校的男学生只要愿意缴付一小笔捐款都可以加入学生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学生会这个组织比起其他俱乐部和社团人员更多。很少有黑人学生加入，但是亚洲人加入的很多。不管他们是苍白的埃及人还是黝黑的泰米尔人，都通常被叫做“黑人”。这样的称呼并没有任何的敌意；只是这些外来面孔似乎在牛津的校园里看起来就像是游客在寺庙和清真寺里面豪饮一样荒诞；并没有故意针对某个人的蔑视；也没有任何敌意。它就像把吃人肉嫁祸到素食主义者身上一样让我们震惊。我们可能已经冒犯了他们。当然，我唯一认识的东方人，锡兰人班达拉奈克，回到科伦坡之后极力反对英国。（在他失去了大不列颠王国政府的保护之后，这种反英的情感也没能阻止他被同胞暗杀的命运。）在学生会里，这些新兴政客一点也不拘束，那种热烈的劲儿在我们以前辩论的时候是很少有的。
我认为辩论的标准相当高，分歧往往在主辩提出观点的时候体现，而不是在事先准备好的论点中。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雄辩的美国人提出动议，支持禁酒令。办公室的选举并没有按照政党的方式举行。另一方面，对学校的忠诚是强有力的武器。在某些学院，而且是那些最大的学院，参加学生会的人数相对较少。在我上学那时候，圣约翰和伍斯特的候选人要比马达兰的候选人更容易当选主席。
杰出的前任主席半身像，让人感觉这个职位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主义者所能达到的卓越的最高处。我认识一个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主席的职位是如此野心勃勃，为此又多留下了一个学期，由于经济原因，悄悄地在新学院唱诗班学校任教。可他从未被选上，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过政治生涯。
实际上，当时很多的主席并没有达到很高的高度。我的同代人中，除了命途多舛的班达拉奈克之外，唯一一个当上首相的是亚历克爵士。他从未在学生会里讲过话，我记得他也并没有积极参加任何政治团体。在我当时的那些主席当中，有一个很早就自杀了，另外一些则做了记者或是远方大学里的老师。我曾徒劳地在《名人志》里面寻找他们的成就。他们之中只有四个广为人知：吉姆·韦德伯恩（现在的邓迪伯爵）；御用大律师杰拉尔德·伽德纳；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以及道格拉斯·伍德鲁夫。
韦德伯恩把态度的重要性与内心的轻浮结合在了一起。他当时是一个报纸上颇受欢迎的精神分析讲座的主讲人“埃米尔·布施博士”笔下的主角，克里斯托弗·霍利斯在其自传《沿着路去弗罗姆》中对这做了详细的描述。关于韦德伯恩有一个小笑话，有一次他把学生会桌子上水瓶里的水换成了杜松子酒。演讲者经常会在讲话期间拿起水瓶喝上一口，润润嗓子，从而达到他们珠玑妙语的效果。
杰拉尔德·伽德纳（伽德纳勋爵）是新改革俱乐部少数的几名成员之一，他是俱乐部的主席，是劳合·乔治的一个忠实党羽。他也是《伊希斯》的编辑，是牛津大学戏剧协会的主席。他比我们大多数人年龄大很多。他那时同样有着优雅的外表，冷静精确的言辞和发音，能够感染很多委员。他有过一次过失，在《伊希斯》上发表了一篇一位本科生写的文章，抨击当时针对女子学院的限制。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位在职期间被开除的学生会主席。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一直以来都是我最亲密朋友之一。我在这里只想谈谈他在学生会里的表现。他的表现真的非常卓越，并且如果我们有美国那样的习惯，选出每一年“最有可能成功的人”，我一定会把票投给他。但是克里斯托弗从未有过野心。我们原本对他能在公共生活的高层占有一席之地的期望落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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