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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看点
威廉·莫尔斯沃思男爵提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报告————议会下令废除流放制度————新政策的影响————新的监狱体系————本顿维尔监狱的罪犯————菲利普港的罪犯————反流放情绪高涨————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政策————“伦道夫”号————抵制罪犯登陆————乔治·格雷和殖民地
1837年至1838年，英国下议院委员会仔细审查了流放制度，提交了两份长篇报告。过去几年中，英国国内对流放制度一直争议不断。都柏林的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极力反对流放制度，认为该制度并没有降低英国的犯罪率，也没有引导罪犯改过自新，而且罪犯大量涌入殖民地后，使殖民地沦为了堕落污秽之地。流放制度每年至少会花费四十万至五十万英镑，但英国非但并没有从中获益，反倒导致了一些严重后果。
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的言论引起了一片哗然。威廉·莫尔斯沃思男爵提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在他的倡议下，英国议会进行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辩论。调查委员会递交了惊人的证据和报告，毫不留情地将殖民地的血腥真相揭露了出来。这些真相为小说家们提供了创作传奇故事的素材，譬如查尔斯·里德的《亡羊补牢》。马库斯·克拉克撰写的关于流放制度的经典故事《无期徒刑》是一份充满罪恶的真实记录，任何人读了都会不寒而栗。
一位为委员会提供了证据的前治安官曾大言不惭地说，他以监督鞭打罪犯感到自豪，因为“他监督下的二十五鞭和别人手中的一千鞭效果一样”。对殖民地的罪犯来说，根本没有所谓的改过自新。相关证据显示，许多被分派给殖民者的罪犯经常会像猛兽一样匍匐在定居点周围，伺机抢劫。一位议员问道：“从英国流放到澳大利亚殖民地的众多罪犯，是不是世界上最有技巧的小偷？”证人回答：“他们是绝对的偷盗大师。”乔治·亚瑟作证说，年轻人在闲暇时经常玩斗鸡游戏，“年轻女孩们”在旁边观看。亚瑟港的无聊生活和繁重工作令人压抑，一些罪犯会故意犯罪求死，因为“他们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但更糟糕的是，在流放罪犯的殖民地生活，会让原本品质优秀的移民变得道德败坏。乔治·亚瑟接着说：“我认为道德良好的人一定会受到殖民地的影响，继而变得道德沦丧。”其他人也证明了他的观点。
查尔斯·里德（1814——1884）
马库斯·克拉克（1846——1881）
调查委员会建议，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快停止向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斯地流放罪犯，并针对英国的监狱体制提出了几条建议。1840年5月，英国政府下令，取消流放罪犯到澳大利亚的制度，但仍然允许流放罪犯到范迪门斯地和诺福克岛。就这样，澳大利亚罪犯流放制度经过五十二年的实践后，终于划上了句号。
从开始实行流放制度到1836年，新南威尔士一共接收了七万五千名罪犯，范迪门斯地接收了两万七千七百五十七名罪犯，澳大利亚的罪犯总数超过十万人。当时，流放罪犯的两处殖民地的实际罪犯数是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九人。与其他文明国家相比，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流放罪犯受到的刑法显得格外严苛。现在看来，那时的刑罚确实太过残忍。实际上，很多人是因为贫穷犯罪，政治犯并不多。被流放的罪犯中有很多是受过教育的人，被称为“绅士罪犯”或“特殊罪犯”，但他们的性情都有些古怪。大部分罪犯属于恶棍或暴徒，其中亡命之徒占绝大多数。很多罪犯生性暴戾，根本无法教化，更不可能改过自新。存在这类罪犯的国家希望尽快摆脱他们，但没有任何地方愿意接纳这样的人。
然而，不管在政治方面还是工业发展方面，英国都从流放制度中获益不少。18世纪下半叶，流放制度解决了威廉·皮特政府面临的囚犯处理问题，但在最初选择建立殖民地的地点时，大臣们并不愿意选择澳大利亚。英国已经规划了澳大利亚的用途，虽然没有什么高尚的目标，但也使其占领了极具价值的澳大利亚大陆。因此，英国一定会竭尽全力守住澳大利亚大陆。拿破仑战争时，英国赢得的海上霸权使其有了守住澳大利亚的雄厚实力。殖民开发初期，罪犯劳动力成了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曾经穷凶极恶的暴徒成了可怜的劳动力，但并不是所有罪犯都是暴徒，其中也有一些受到法律制裁的君子，他们的本性并不坏。为了获得自由，他们为殖民者勤恳劳作。土地分配时期，殖民者写的信件和回忆录表明，他们的罪犯劳动力都很忠诚可信。一些罪犯写的书信也透露出真诚的忏悔以及感恩。一个罪犯曾写道：“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因为一些主人待我们非常好。在这里，我们的工作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立即绞死，因为主人们会带我们去治安官那里接受鞭刑。”当然，有自由劳动力的地方一般会成为一片开放领土，不需要罪犯劳动力。但随着澳大利亚的大片领土被发现，系统化殖民成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并不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描绘的殖民前景激起了人们的拓殖兴趣，而是实际存在的殖民前景促成了韦克菲尔德理论的诞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罪犯流放制度也承载了重要的殖民使命。鉴于当时存在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可以说是流放制度促进了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占领和开发。如果没有流放制度，澳大利亚很可能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1840年后，罪犯流放制度被废除后，英国国内没有跟上监狱体制改革的步伐，没能立刻取消判处流放的法律。在后来的几年中，每年仍然约有四千名重罪犯被流放到范迪门斯地。由于重罪犯的涌入，范迪门斯地变得人心惶惶。当时，约翰·富兰克林担任范迪门斯地的总督，他肩负的管理任务十分繁重。约翰·富兰克林因发现了北极被世人熟知。在担任范迪门斯地总督期间，为他写传的作家们并没有从他管理监狱的经历中发现任何成就。的确，对敢于冒险的勇敢者来说，这是一段并不愉快的经历。约翰·富兰克林性情温和，具有学者的儒雅气质，因此，管理监狱工作并不适合他。
废除流放制度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不但使自由移民不再迁入殖民地，而且使大量罪犯劳动力成了无业游民，甚至使自由工人和劳动者离开了殖民地。范迪门斯殖民地的人口日益减少，街上的房子没有人居住，很多商店也停了业，工业生产陷入瘫痪。数量上占优势的罪犯们渐渐变得嚣张跋扈，甚至拥有自己的报纸和编辑。一些报纸称，“将自由殖民者赶出殖民地”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还说自由殖民者都是“道德清教徒”。迪尔克在他的《伟大的大不列颠帝国》一书中写道：“有经验的自由殖民者会告诉你，奴隶制给牙买加造成的影响并没有罪犯劳动力对范迪门斯地造成的影响彻底。”1840年后，整个范迪门斯殖民地笼罩在一片阴暗中，到处都是被判流放的罪犯，自由人口的正面影响完全消失殆尽。
约翰·富兰克林（1786——1847）
废除流放制度的第二个影响是，澳大利亚的土地持有者突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大量廉价劳动力。许多人本来想雇佣自由劳动者，但按照以前的罪犯劳动力的工资标准，根本没有人愿意为他们工作。缺少劳动力给殖民地造成了诸多不便和损失。墨累河北部和南部的土地持有者引发了一起骚乱。一些人认为罪犯流放制度弊大于利，但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一观点，称“不介意道德沦丧”。
英国政府本来想换一种说法重新实施流放制度，以便解决上述问题。1840年，英国监狱理事会开展了感化惩戒试验。被判流放的罪犯们一开始被关押在米尔班克监狱，后来被抽调到了本顿维尔监狱。本顿维尔监狱是专门用来让罪犯经历“严酷考验”的地方。罪犯们被关在独立牢房中，不允许互相交谈，违反纪律的人会被关禁闭。他们可以学习一些有用的技能，监狱试图通过道德感化改变他们。
本顿维尔监狱
与之前野蛮、堕落、肮脏的监狱生活相比，这种方法称得上是一种进步。这一变化归功于高尚的改革者，譬如约翰·霍华德和伊丽莎白·弗赖伊，以及杰里米·边沁与理查德·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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