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罪犯流放制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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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威尔士团————弗朗西斯·格罗斯和威廉·帕特森————新南威尔士的约翰·亨特总督————垄断交易————罪犯流放制度————分配制度————出狱许可————政治犯————爱尔兰叛乱分子

    悉尼建立后的第二年，英国专门为新殖民地组织了一支军队，称新南威尔士团。为了让新南威尔士团在悉尼留下一支永久驻扎的分遣队，与第一舰队同行的还有海军陆战队。但军官和士兵们都不愿意在新南威尔士团服役。因此，英国政府决定组织一支特殊步团。为了鼓励团成员在新南威尔士定居，政府将土地作为奖励。此后，军方力量开始在殖民地发挥重要作用。军人们本来应该协助英国政府管理殖民地，但屡次试图喧宾夺主，时常制造骚乱。从英国军队驻扎在澳大利亚开始，亚瑟·菲利普之后继任的总督都处理过军方造成的动乱，直到1810年团解散。约翰·亨特总督抱怨军队违法乱纪，却遭到了军人们的藐视。士兵们甚至侮辱了菲利普·吉德利·金总督，罢黜了威廉·布莱总督。

    新南威尔士的第二任总督是曾在第一舰队指挥过“小天狼星”号的船长约翰·亨特。他在亚瑟·菲利普离任一年多后被任命为总督，1795年9月到达悉尼。在没有总督的三年期间，悉尼由陆军少校弗朗西斯·格罗斯临时管理，约翰·亨特到任前的九个月又由威廉·帕特森管理。弗朗西斯·格罗斯和威廉·帕特森都是新南威尔士团的军官。其间，军方的管理并没有促进殖民地的发展，因为军队执法不公，士兵们整日沉迷酒色，消极腐败，导致殖民地的风气日益堕落，多年后才逐渐有所改善。亚瑟·菲利普在位期间认识到，道德意识薄弱的人经常饮酒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会安定，因此他明令禁止贩卖朗姆酒。然而，弗朗西斯·格罗斯在管理期间允许殖民地进口大量朗姆酒，军官和定居者可以合法购买酒，甚至用酒奖励努力干活的罪犯。多年来，统称朗姆酒的各种酒成了悉尼的祸患。军官们从酒的进口、酿造和贩卖方面牟取利润，士兵和罪犯们都大肆饮酒。酒精的泛滥引发了各种疾病、犯罪、极端行为以及叛乱等恶果。

    新南威尔士团镇压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叛乱

    威廉·布莱被捕

    弗朗西斯·格罗斯（1758——1814）

    弗朗西斯·格罗斯对自己的部下十分慷慨，允许军官们获得土地，甚至允许罪犯为军官的私人土地劳动。约翰·亨特接手殖民地时，发现自从亚瑟·菲利普离任后，殖民地再也没有开垦过新的土地，也没有发展任何公共事业，几乎所有劳动力都被用来满足军官们的一己私欲了。英国政府出线给罪犯们提供吃穿，军官们却独享罪犯们的劳动成果，还迫使英国政府花钱购买由他们定价的当地商品。

    军官们垄断了普通的酒类商品和其他商品，从中牟取暴利。军人身上应有的责任和尊严已经被肮脏的欲望和贪婪取代，殖民地日渐堕落腐败，军人们却越来越富有。1812年，一位叫莫里斯·马格洛特的政治犯被送回英国下议院的流放委员会受审。委员会问他：“英国殖民地的大部分军官都参与贸易了吗？”莫里斯·马格洛特回答：“是的，他们委托了一个人。”委员会又问：“什么样的贸易？”他回答：“一开始是垄断贸易，然后是勒索。贸易商品包括所有运到殖民地的生活必需品。”莫里斯·马格洛特又说，1797年，“军官们引进了一种联合债券”，罪犯们不能低价买入或卖出这种债券。这就是澳大利亚信托的第一个样例。这位证人还说，本来售价每加仑七点六英镑的酒以这种方式销售可以卖到每加仑八英镑。约翰·麦克阿瑟夫人[1]写了一封信，解释垄断的操作方式。她在信中说：“殖民地的官员伙同一些有钱或有威望的英国人到各个地方购买次等的船运货物，从中选出最便宜的货物运送到殖民地销售，所得收入按照每人的投入比例分配。”

    弗朗西斯·格罗斯默许了这种贸易制度存在，与此同时，还压制了民事裁决法庭，将裁决权完全交给了军方。约翰·亨特坚持要求恢复殖民地的司法制度时，军官们任由士兵耍赖。因此，约翰·亨特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国务大臣汇报殖民地的情况。军人们“为了满足可耻的无法饶恕的私欲，机关算尽，这是何等险恶、反动！只有报复心极强的人才会用极端方法”。弗朗西斯·格罗斯承认自己对殖民地的管理力不从心，还很不耐烦地说如果不纵容士兵，他们就会和自己对着干，罪犯们也都难以控制，他“已经快被殖民者折磨死了”。

    约翰·麦克阿瑟夫人（1766——1850）

    弗朗西斯·格罗斯和威廉·帕特森担任临时总督时，殖民地的管理制度实际上就是腐败的军事独裁。在约翰·亨特、菲利普·吉德利·金和威廉·布莱任职期间，殖民地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善。因为军权掌握在军官手中，总督没有军事武装的支持，而且军人们大都不服从总督的命令，所以总督很难获得人们的尊重，更不用说权威和命令了。

    起初，新南威尔士的社会基石是罪犯流放制度。有了这一制度，澳大利亚逐渐建立了殖民地，并持续发展。当时，英国的刑罚制度是欧洲最严格的。19世纪初，英国刑罚中有超过两百条罪行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在伦敦，经常可以看见公开处决罪犯的场景。处决一般发生在污秽的街头或闹市。在很多案件中，法官有权判处罪犯七年至十四年的有期徒刑或将无期徒刑的罪犯流放。在战争年代，很多罪犯被迫充军。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根据官方记录，当时会被判处流放的罪行超过两百条，其中很多都是重罪。一些判决显得太过严苛，现在看来甚至有些野蛮，譬如无执照卖肉、毁坏超过五英镑价值的树苗、在牡蛎养殖场偷牡蛎、在公共财物上乱涂乱画、盗猎、晚上为了打猎持械外出等。当然，并非所有被流放的罪犯都犯了上述罪行。一位爱尔兰骑士因绑架贵格会银行家的女继承人被判流放，驻印度军队中的一名军官在决斗中因失手杀死对方也被流放。

    维多利亚女王继位

    罪犯们乘租赁运输船从英国前往新南威尔士，船主和船长以及军官缔结了协约，承诺将船上的人安全送达。早期的运输船上有军队士兵，但在英法战争期间，因为军队人手不够，无法派士兵跟船，所以军方雇了很多水手看守罪犯。运输船的承包商按人头每人收费三十英镑。由于承包商的利润取决于船上的罪犯数量，因此他们拼命往船舱里塞人，结果导致很多罪犯死在了前往殖民地的途中。1790年，“海王星”号上有五百零二人登船。其中一百五十八人死在了途中，到达悉尼的人也大都身体虚弱。1799年，“希尔斯堡”号上有三百人登船。其中九十五人不幸去世，到达殖民地的人也都羸弱不堪。管理英国监狱的官员并不管登船的罪犯是否衣冠整齐。约翰·亨特在报告中说：“这船罪犯登船时本来都穿着衣服，但到达时几乎都是赤身裸体的。”

    “海王星”号抵达澳大利亚海岸

    1802年后，英国政府采取了新的刑罚制度，一年分两次运送罪犯，并用专门的运输船运送罪犯。在流放委员会的督促下，由海军军官指挥的运输罪犯的船只条件得到了改善。

    亚瑟·菲利普一开始将罪犯分配给殖民地的定居者，安排罪犯们去农场工作。在向澳大利亚流放罪犯期间，这种分配制度一直是流放制度的基本特点。到达流放地后，罪犯们不会继续被监禁，因为整个殖民地本身就是一个大监狱。悉尼和帕拉马塔建了一些木质监狱，但这些监狱是为惩罚到达安置地后再次犯罪的罪犯建的，并不是为了惩罚他们在英国犯的罪。只有犯下重罪的罪犯才会被派往诺福克岛。

    从法律方面来看，在罪犯被流放期间，总督掌握着罪犯的劳动权并拥有其劳动成果。罪犯被分配给定居者或军官后，这一权力随即被转交给分配对象。英国废除黑人奴隶制后，有人对流放制度提出质疑，质问流放制度是刚刚被废除的残忍的奴隶制度的另一种变体？在上议院，约翰·罗素爵士肯定地说，流放制度一种纯粹的“奴隶制”。查尔斯·格雷伯爵在《殖民政策》一书中写道：“被分配的罪犯实际上就是奴隶，许多惨不忍睹的证据表明，各种恶行其实与奴隶制是密不可分的。”律师们坚持认为奴隶制中的人身财产不同于流放制度中的人身劳动财产。然而，如果无法拥有人身权利，就无从拥有“人身劳动财产”，因此，两者的差异并不明显。

    被分配的罪犯只能得到名义上的工资，工资形式也不是金钱，而是茶叶、糖、烟草等不包括在规定配额中的商品。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由管理部门统一指定。有些土地主非常残忍，因此管理部门不得不下令禁止殴打罪犯。如果证据表明，有人因罪犯们犯错擅自惩罚或殴打他们，却没有事先告诉治安官的话，这个人很可能会失去为他劳作的罪犯。慷慨的主人会给勤劳的罪犯提供比政府规定的伙食还要丰盛的食物。一位雇佣了大量罪犯的悉尼商人说，他的仆人很少给他找麻烦，他也主要通过道德影响感化、管理罪犯。据说其中一个罪犯是特拉法加海战中的英雄，因醉酒打了一个官员被判流放。他为悉尼商人服务了四十年。他在给英国的母亲写信时说：“我在这儿比在家时感觉好多了，只是没有你在我身边，这让我很伤心。”

    约翰·罗素（1792——1878）

    查尔斯·格雷（1764——1845）

    当时，人们将同时期英国农村的情况与新南威尔士的情况做比较，发现分派给澳大利亚种植园主的罪犯比英国农村的普通劳动者吃得好，至少在住的方面条件更好，因此，上述说法还是有根据的。

    然而，殖民地的刑法依然十分严苛。罪犯们面前时刻晃着鞭子和绞索，一不小心被会受到鞭打。有一次，爱尔兰罪犯发动了叛乱，组织叛乱的十五个头目全被绞死，其他人按情节轻重判鞭刑二百、五百或一千下。一些罪犯挨完一部分鞭刑，刚从虚脱中缓过来，就立即被拖去接受剩下的刑罚。

    殖民地允许罪犯结婚。一些罪犯甚至会被分派给自己曾经的妻子。一个影响很不好的案例是，一名因伪造罪被判流放的罪犯到达澳大利亚后，他的妻子也从英国跟了过来，还带了一大笔钱。关于这笔钱的来源，有关部门认为是抢劫所得。这位妇人在悉尼开了一家店铺，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丈夫派到自己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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