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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菲律宾之行从旧金山出发，目的地是马尼拉，由美国陆军运输舰“汉考克”号护航。1900年4月17日，天气宜人。正午时分，“汉考克”号驶离繁忙的码头，前往金门大桥，然后跨越太平洋，驶向世界的另一端。我们一行共四十五人。虽然大部分人在旧金山是初次见面，但一出现在甲板上，我们就很快熟悉起来。大家都急于证明自己的友好，证明自己是最好相处的旅伴。
“汉考克”号由“亚利桑那”号改造而成，之前被称为大西洋上的“灰狗”，后来被政府收购后改装用作陆军运输船。当时大量类似的运输舰往返于太平洋，在美国和菲律宾之间运送士兵，不过现在明显减少。生活在东方国家的那几年，我突然开始熟悉这些古老的船。有时，看着来来往往的船，一个个读着它们的名字，听起来非常亲切，感觉十分有趣。“格兰特”号、“谢尔曼”号、“谢里丹”号、“托马斯”号等，都是以美国杰出的将军命名，让人忆起那些美好的往昔。陆军后来把“汉考克”号移交给海军，主要原因是其耗煤量过大。如今，“汉考克”号被用作征兵船，停靠在布鲁克林海军基地[1]。
“汉考克”号主要为运送大量官员和随行人员设计，因此，船上的房间格外宽敞，十分舒适。船上除了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乘客。因为有上级的特别指示，所以船上的物资供应十分充足，食物供给非常丰富。我想，这主要得感谢好心周全的威廉·麦金利先生。
威廉·麦金利先生在自己的任期内，一直很关心部下的生活起居。他来菲律宾委员会和我们住在一起时，这一点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收到总统适时发来的一两封电报，他常常夸奖我们的工作，或给我们提供一些其他消息。因为总统的鼓励和关心，在他周围工作的人总可以一直处于积极的思考状态，尽心尽力地服务于他，竭尽全力让自己手头的工作更令他满意。我最美好的回忆或多或少都与威廉·麦金利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有关。
“汉考克”号
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有来自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卢克·E.赖特将军[2]、佛蒙特的亨利·C.伊德法官[3]、密歇根大学的迪安·C.伍斯特教授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纳德·摩西教授。我觉得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随我丈夫一起去菲律宾的同僚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待在菲律宾的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能遇见他们真的很幸运。当时，我们奔着同一个目标而去，可以说命运时刻相连。初到马尼拉时，我们遭遇的重重困难让必须团结一致的友谊纽带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其中有菲律宾人的抵抗，也有军政府人员的故意拆台————因为委员会即将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并不甘心。
委员会成员来自美国各地的不同社区，口音和家庭传统截然不同，各自的工作性质也完全不同。
卢克·E.赖特将军是民主党人，也是田纳西州数一数二的律师。早在美国内战时，他就已经担任联邦陆军中尉。接受菲律宾外派任务时，他在孟菲斯法律界已经颇有名气。然而他获得的最高荣誉并非源于战争中的勇敢，而是因为他敢于拯救孟菲斯于危难之中。孟菲斯当时完全笼罩在流行性黄热病的巨大恐惧之中，卢克·E.赖特将军不遗余力地救民于水火。虽然不记得具体时间，但那时候流行病迅速蔓延并失控，只要能走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唯有卢克·E.赖特将军留了下来，并竭尽所能控制疾病的疯狂蔓延。
卢克·E.赖特夫人是联邦海军舰队司令塞姆斯将军的女儿，战后一段时间曾随父亲游历墨西哥及其他国家，因而年纪轻轻就见多识广，开明豁达。塞姆斯将军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卢克·E.赖特夫人继承了他的天赋，早在少女时代就学会了西班牙语，因此，刚到马尼拉那会儿，她只是恢复使用西班牙语而已。卢克·E.赖特将军夫妇只带了十四岁的女儿卡特里娜一同前往菲律宾。他们的儿子[4]起初并没有一起前往菲律宾。
卢克·E.赖特将军（1846——1922）
亨利·C.伊德（右）（1844——1921）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中）
总体看，卢克·E.赖特将军无疑很擅长社交，是委员会中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极其幽默。他讲述个人经历时尤其显得机智诙谐，让大家乐得与之相伴。他很爱玩皮纳克尔[5]纸牌，船上几乎所有人都学会了这个游戏。卢克·E.赖特将军从不轻易发怒，说话亲切沉稳，与他妻子形成鲜明对比。卢克·E.赖特夫人易冲动，被卢克·E.赖特将军戏谑为“女人的道理”。
菲律宾委员会成员合影，其中坐着的人为卢克·E.赖特将军（左）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右）
亨利·C.伊德法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佛蒙特人。他为人坚毅、果敢、粗犷，绝不是犹犹豫豫、新英格兰式的谨小慎微之人，他拥有典型的绿岭之州[6]性格。他在新罕布尔州和佛蒙特州各经营一所律师事务所，业务繁忙。他还与银行业有不少联系。比起一般律师，他了解一些与商贸、金融业相关的知识。此外，因为长期担任萨摩亚群岛[7]首席法官一职，他积累了足够的外交经验，通晓波利尼西亚种族的多样性特征。这一切对他后来开展菲律宾工作大有裨益。作为首席法官，他负责外交、领事和司法事务。当时英国和德国都是萨摩亚群岛的保护国，因此，他必须与英国和德国负责这些事务的政要打交道。事实上，亨利·C.伊德法官与许多国家的海军军官有社交往来，他们的船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从阿皮亚[8]打来电话。亨利·C.伊德法官是个鳏夫，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分别是安妮·伊德和玛乔丽·伊德。
亨利·C.伊德法官的两个女儿十分美丽动人，讨人喜爱，当时被人们称为“伊德姐妹花”。她们在萨摩亚度过了少女时代。萨摩亚风景如画的自然教育造就了她们行事毫无清教徒传统痕迹的特点。两姐妹都是彻头彻尾的乐天派，不受过时而无用的习俗和惯例的约束。对于在东方长大的西方人来说，能保有这样的性格实属不易。
两姐妹都曾经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9]的挚友。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是个体弱多病的作家，但极其热爱美丽的事物，姐姐安妮·伊德尤其招他喜欢。从他们互通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安妮·伊德出生于圣诞前后，童年缺乏照顾和关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不知怎么得知安妮·伊德完全不懂如何举办生日庆典，于是主动邀请安妮·伊德来家为他举办了一次生日庆典，像庆贺自己的生日一样庆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生日。我想，这也是一种值得保存、难以忘怀的经历与安慰。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
自打我们第一次同行的旅程开始，我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玛乔丽·伊德的发展。相比安妮·伊德，玛乔丽·伊德更加自由和无所顾忌。玛乔丽·伊德对旅途冒险的描写让人佩服至极，其中描写的很多人都是她和父亲旅途中初识的，她对追求者滑稽的描写常常会震撼到我们。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坎德勒医生一家。坎德勒医生是个外科医生，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两姐妹非常聪明活泼，对什么都好奇。年轻的绅士和小姐们常常很吸引她们的注意力，其中也包括“伊德姐妹花”。但伊德姐妹俩偏偏不愿意被她们关注。这让两个小姑娘很生气，于是不礼貌地用手指着她们说，“黯然失色的伊德姐妹”。这样的幽默反而让伊德姐妹高兴。之后十三年，每次碰到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伊德姐妹都会戏称自己为“黯然失色的伊德姐妹”。
伊德姐妹在马尼拉生活了六年。这六年中，马尼拉社交圈无人能超越她们的美丽。于是，伊德姐妹也就进入了更大的社交圈。亨利·C.伊德法官离开菲律宾后，安妮·伊德嫁给了伯克·科克伦先生，玛乔丽·伊德继续陪伴父亲。亨利·C.伊德法官后来被任命为西班牙公使，玛乔丽·伊德随父亲前往马德里，全面负责使馆内部事务，直到她与谢恩·莱斯利先生结婚并定居伦敦。
卢克·E.赖特将军、亨利·C.伊德法官和我丈夫都是律师出身，熟知法律和行政事务，这极大地促进了委员会组建菲律宾国民政府时的部署力。
迪安·C.伍斯特先生是密歇根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佛蒙特人。他和亨利·C.伊德法官一样刚强坚毅，但不像亨利·C.伊德法官那样骨子里一本正经。也许亨利·C.伊德法官的个性正是源于萨摩亚的生活体验。
我们这群人中只有迪安·C.伍斯特先生从前去过菲律宾。在菲律宾的监护权因马尼拉湾战役[10]而落入美国之手前，迪安·C.伍斯特先生曾两次到菲律宾进行科学考察。访问期间，因为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11]，迪安·C.伍斯特先生得以深入了解当地人文风俗以及岛上的动植物。乔治·杜威将军[12]的胜利让以往从未关注过这个角落的美国人睁大了眼睛。迪安·C.伍斯特先生有关菲律宾的书恰在此时出版。他首次被派往菲律宾也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但再度受总统先生委派完全是因为他恪尽职守、尽忠尽责。
迪安·C.伍斯特先生个头很大，看起来精明强干，也很有雄辩能力，虽然有时候显得粗鲁，但处事果敢。他夫人的外貌特征正好相反，典型的柔弱小女子，面容姣好，举止文雅，显得羞怯胆小。但事实上她有钢铁般百折不挠的意志。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很担心她受不了菲律宾的气候，但她坚持下来了，陪着丈夫历经艰难险阻，走过千山万水，踏过丛林险滩，深入荒蛮的原始部落，从未有过任何怨言。她身体非常健康，仿佛生动地批驳了夸张的说法————菲律宾的气候对儿童身体有不良影响。他们带着两个小宝宝。当时，两个孩子都还小，都有一头纯白色的头发。其中一个当时相当娇弱，反而是在菲律宾变得强壮和健康起来。他们在菲律宾接受了正规学校教育，当然全都在美国政府创办的学校。
委员会最后一个成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与历史系教授伯纳德·摩西。他是康涅狄格州人，学术背景深厚，具有渊博的商贸知识，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且还在学习政治学。伯纳德·摩西教授尤其熟悉西班牙和美洲的国家，曾经在南美许多共和国游历，并著有关于哥伦比亚宪法的读物。我丈夫一直认为威廉·麦金利总统在选择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上非常明智。这些人在政府实务和基础研究等诸方面各有千秋。
乔治·杜威将军（1837——1917）
马尼拉湾战役中的西班牙舰队
马尼拉湾战役
伯纳德·摩西教授的妻子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也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有超凡的才智，能生动地描画所见所闻，非常有趣地叙述她观察到的和别人完全不同的事物。
伯纳德·摩西夫人写了本书叫《一个公务员妻子的非公务快报》。这本书生动准确地描述了菲律宾人在美国部队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下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通常被看作马尼拉历史上的“帝国时期”，但同时正是开始筹建美国民权政府的时期。她的诙谐暗藏讽刺，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幽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当然，我们这帮人中还有其他有趣的人，包括西班牙公使阿瑟·弗格森先生和妻子，出纳弗兰克·布兰根先生和妻子，以及几个带了家眷的私人秘书。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航程很轻松，航程转向热带方向后，气候逐渐温暖起来，船上最受欢迎的地方当然就是遮荫的甲板。“汉考特”号上的散步甲板很长，一直从船头延伸到船尾。按照专业术语，这种结构可以称为“全甲板”游轮。但对我而言，它就是一条很长的甲板，是一个可供活动的绝佳场所。委员会定期在某个船舱举行事务性会议，因此，船舱也就是会议舱了。工作之余他们每天都会绕着甲板长时间散步。我丈夫最勤快，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和他一起散步的人都精疲力尽地逃走了，剩他一个人继续“长途跋涉”。我丈夫每天绕着甲板走上好几英里，每天走好几圈。计算圈数需要集中注意力，他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着实使懒散的旁观者紧张。我转了一圈后，更喜欢把时间花在皮纳克尔纸牌上。
总体看，那段海上时光很惬意。到檀香山时，我们已经像一个和谐而有趣的群体。
檀香山算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的让人着迷的热带地区。一个四月的清晨，太平洋中部岛屿突然映入我的眼帘。白浪滔天的大海里，隐隐约约却又巍然矗立的远山，薄雾掩映下，让你找不到词描绘它的美。
美国式的活力、野心和进取后来给菲律宾群岛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还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一直对此交口称赞。提起瓦胡岛，难免想起夏威夷，我们的船经过钻石山[13]，直抵檀香山港口。威基基海岸两侧不断激起一层层滔天巨浪，蔚为壮观。檀香山是个现代化小城，放眼望去，群峰环抱，坐落在平缓狭小的绿色峡谷中。
从檀香山遥望钻石山
庞奇包尔死火山[14]与远山相互呼应，美丽壮观的岛屿屹立于海上，无言地诉说着岿然不动的静态美。从科学测量结果看，这些岛屿离我们的物理距离并没那么遥远，但时间上却早于人类很多年。游客进港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庞奇包尔死火山。火山上的一层光晕像金缕玉衣一样辉煌华丽，让游客赞叹不已。
甲板上映出满目苍翠的华彩。群山矗立之中，刺眼的阳光与跌落的树影交相辉映，形成鲜明对比，一派热带地区独有的旖旎景象。上岸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绿叶转而成为背景，花园里开满了鲜艳的木槿花，耀眼夺目，分外妖娆。我们离开檀香山的时候，檀香山就像一片花的海洋，大家全身挂满了“花饰”。“花饰”是当地人送别朋友或游客时常用的长彩带，用花瓣编制而成。
檀香山的繁花绿叶和高大的棕榈树总是让人流连忘返。让游客难以忘怀的还有独具特色的当地音乐。当地人以音乐表达永不停息的节日气氛，会在游客抵达码头的时候唱着歌表达好客之情。我们乘船离开时，歌声久久回荡在航船上空不肯散去。渐渐地，我们再也听不见一声声的道别。送别的歌曲最后唱道：“直到我们相见，直到我们再次相见。”游客无法忘怀夏威夷人的热情好客，歌声常驻游人心间。
刚一抵达檀香山港口，我们就得知黑死病已经在此肆虐很久，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黑死病。之前已经有七十一起病例，死亡六十一人。有六位欧洲感染者，其中四人死亡。因此，我们刚泊好船，就由当地的卫生医疗人员卡麦医生接待。卡麦医生是海军医院的服务人员。陪同人员还有美国公使西维尔先生和总领事海华德先生。他们希望我们能上岸，但我们很犹豫，因为檀香山还在隔离期。如果上岸，他们也无法保证等我们到达横滨时，日本卫生人员会让我们通行。上岸意味着我们可能会陷入长期的隔离检疫，其中的不便和尴尬不必多说，但我们更耽误不起的是时间。因为过去的二十四天并没有新的疫情报告，所以上岸并没有特别的危险，主要问题是我们得推迟抵达日本的时间。出乎意料，众人对此意见完全一致。想到以后不可能再来此地，檀香山居然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于是大家决定在这里多待几天。但在登岸前，我们必须计划计划。我们给日本副领事写了封信，向他解释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最后他居然同意帮我们申请免除隔离。但日方也提出了条件，我们的航船只能停靠在洋流处，远离船坞。逗留期间，任何船员都不得离开船只上岸。我们一一应允，并开始着手计划这段时间的生活。留在檀香山的那几天我们一直住在船上，但有许多港务艇供我们使用。
旅居檀香山的美国人热情款待了我们。当时国会正在试图通过法案将夏威夷群岛归入美国管辖范围，对此大家难免忐忑不安。委员会的头等大事是去拜访夏威夷临时总统桑福德·巴拉德·多尔先生[15]，并随他一道面见财政部长戴蒙先生和内政部长杨先生。我们会见了几乎所有管理菲律宾群岛公共事务的人员，当然也受到热情款待。我们发现大家一心期待菲律宾能够归属美国。他们认识到我们这次菲律宾之行的重要使命，迫切希望能和委员会一起讨论这次远距离冒险对夏威夷群岛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没什么可以影响他们的热情好客。他们热情周到，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晚餐、午宴、茶会和招待会，偶尔还有观光旅游。
在檀香山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很想写本书，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写成游记，而是记录下记忆向我涌来时我的真实感受。
夏威夷群岛有一段颇为浪漫的历史。因此，那儿的博物馆、公共建筑，甚至公墓都变得格外有趣，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奇观值得一看。
桑福德·巴拉德·多尔（左二）（1844——1926）
人们会告诉你，到了檀香山，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努阿努帕里[16]。起初，我们一点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先去那里，但努阿努帕里就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去了。我们的车子在蜿蜒的公路上缓缓行驶，沿途有清澈见底、川流不息的山涧小溪，穿过一排排美丽的乡村住宅，一直走到帕里。“帕里”意为“跳伞的地方”。公路在悬崖峭壁处急转直下，蜿蜒地通向峡谷的另一面。以为是悬崖峭壁处，却突然发现前方有路可走，着实让人吃惊。帕里是太平洋各种飓风的通风口，还没形成强大威力的飓风几乎都要从此而过，其特点不言自明————从来不平静。走过通风关口的悬崖峭壁，山势逐渐趋缓，我们紧贴着崖壁，风还是掀翻了我们的帽子，大家只好裹紧大衣外套。尴尬难行之时，眼前的景色却壮丽非凡。只见阳光穿透了海水，把珊瑚礁照耀得五彩缤纷，紫色的、玫瑰色的、湛蓝色的，一片刀削斧劈的崖壁怪石凌云地直指天空。绿色平原一直铺展到海岸，被海水冲刷过的沙滩像丝带一样环绕着大海，放眼望去，一切美景尽收眼底。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乍看起来，帕里并没那么壮观，但一旦你知道这里曾经上演过的一段野蛮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奇异之处。帕里曾经是各大暴徒联合反抗卡美哈梅哈二世[17]统治的地方，卡美哈梅哈二世曾经在这里被逼上绝路。当然，游牧部落的人也无路可逃，身后全是卡美哈梅哈二世荷枪实弹的部队，双方都在劫难逃。这类真实事件远比神话更有魅力，也给帕里的壮美增加了几分惊险和刺激。
卡美哈梅哈二世（1797——1824）
彩绘鱼水族馆的美同样让人无法描绘。强烈阳光的照耀下，热带海洋珊瑚浅滩和鱼都像是渡上了五彩缤纷的颜色。离开水族馆，卡特先生带我们去威基基海滩冲浪，晒日光浴，或者更确切地说，去玩水上冲浪。卡特先生是美属殖民地重要的管理人员，后来担任夏威夷群岛总督。
在威基基海滩，冲浪是一项特别刺激的活动。浪头看起来又高又猛，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但当你看到棕色皮肤的当地人泰然自若地站在一块狭长的冲浪板上，像赫尔墨斯一样俊美，穿条泳裤在汹涌的浪涛里翻滚驰骋时，也会忍不住跃跃欲试。禁不住大家鼓动，我终于下决心和其他人一起下水冒险一试。穿上泳衣后，有人把我们带上远离浪头的独木舟。独木舟很长，每条船舷外都有支架。我们骑在浪头上闯入波涛翻滚的大海，船头船尾也都有当地人坐镇，划着宽大的船桨保持航行方向不发生偏离。这种完全不同的冲浪形式比单独冲浪更安全，但当地人充满冒险的表演对我们来说依然惊险异常，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一行人没人是游泳健将。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刚开始，有人往浅滩的水里跳，一个接一个，跳进泡沫翻滚的海水里，然后人群一阵骚动。事实上，有两个同伴险遭不测，我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卢克·E.赖特将军和亨利·C.伊德法官被凶险的浪头打翻了，亨利·C.伊德法官立刻开始大声呼救，竭力引起大家注意，但我们误以为他的求救信号是太过激动的表现。好在海水把他冲上了岸，不然十有八九会淹死。卢克·E.赖特将军虽然更通水性，自救能力更强，但两人爬上岸后，全都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夏威夷号称“太平洋上的天堂”，我们在夏威夷待了四天，其间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了解了不少当地奇怪的风俗，出席了很多盛会。我得说，我们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偶尔而已，所以特别吸引人。由于礼节的原因，我这一生品尝过各种奇怪地方的奇怪食物，甚至可以说其中一些食物真的有点难以接受。但对我来说，山芋就是山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当地是一道正宗的夏威夷菜。当地人常拿它待客，就像我们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共进“圣餐”，以示礼节和款待。常住檀香山的美国人会把这道菜介绍给宾客————多半出于习俗，加上当地其他食物，共同组成“山芋全席”。尤其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吃了很多次。山芋外皮有种很难闻的气味，像极了蟑螂贴。我尽可能去适应这种味道，但发现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旅居檀香山的外国人都喜欢这种食物，在檀香山的美国人吃得津津有味，完全是夏威夷人的吃法，用手蘸着吃。
我们在檀香山的最后一天排得特别满：上午参观游玩，午宴过后冲浪一小时，然后去参加大型下午茶，晚上吃一餐菜色更丰富的“山芋全席”。我们穿着当地服饰席地而坐，头上、脖子上戴满了“花环”。外交部长莫特·史密斯先生特地邀请夏威夷乐队助兴。从夏威夷以前的国王威廉姆到最后一任卡拉卡瓦一世[18]都曾担任过乐队的队长。乐队表演了美妙的夏威夷小夜曲，其间不时穿插着精挑细选的歌剧。姑娘们身穿美艳的宽大长罩裙，头戴五彩花饰，为大家表演民间舞蹈。音乐、灯光、色彩，如此美丽，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再加上鱼和山芋等食物，每个人坐的位置都很窄小。很快我就完全没了感觉，疲惫不堪。送别的歌声响起时，我累到连说句“谢谢”的力气都没了。泊在港口的船只已经做好启程准备，黎明时分起锚开往日本。
卡拉卡瓦一世
卡拉卡瓦一世（中）（1836——1891）与他的军事参谋人员
1900年5月10日晚上，我们的船航行到横滨[19]附近的入海口，再往前就是东京。我们沿着一段低洼的海岸线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南边陡峭的悬崖，那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外海港。
远处依稀可见的只有富士山。富士山高耸的山峰绵延不绝，我们不由地被深深吸引。我以前从屏幕上、扇面上和瓷器上见识过富士山，但完全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子。或许用富士山的别名“山峦皇后”更能准确表达它的婀娜多姿。整个山体高出海平面一万三千英尺，姿态优美，雄伟壮观。山巅上白雪皑皑，太阳西下的时候，被阳光照射得熠熠生辉。然后，巨大的黑暗的幕布滑落下来。
19世纪末的横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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