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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随着我的年事的增长,可能残留在母子之间的那种距离消除了,我父亲对我的行为感到满意;他为我在文才上的成就而自豪,尽管这成就在他生前是并不完美的。

    我们的寂寞生活,不久因为我的青年时代朋友德韦尔登先生的来访而时常变活跃了。我曾为他的离开洛桑由衷感到惆怅。大约在我第一次离开洛桑之后三年,他从他的出生之地莱芒湖迁居到德国奥得河畔。只是由于少许家庭事务:他那不懂生计的父亲,把一份可观的遗产挥霍光了,逼得他像许多德国人一样,靠自己勤奋工作过日子。他受聘给一个少年公爵教书,是普鲁士王族的沙维特总督的孙子。我们的友情从来没有冷却过,我们的通信则有时有间断;不过我在旅游意大利时,不仅希望、而且是极想有德韦尔登先生与我做伴的。他由于一种不幸的、然而是高尚的感情冲动而离开了日耳曼宫廷。他期待我迅速回返英国,这期待增强了希望与好奇所造成的吸引力。我回英国后连续四个夏天,他都来到伯里顿住上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我们俩无拘无束的谈话,谈到一切可以从感情上或理智上引起兴趣的题目,简直使我不怕去沙漠或者进监狱了。

    冬天在伦敦的几个月,因为有许多我在民兵队伍里和国外各地所认识的新朋友,所以我的知识和活动就稍稍扩大了范围。我和其他一些旅行家组织了一个每周聚餐会,起了个名字叫做“罗马俱乐部”。

    我的英国生活的恢复,也许应说是改进,由于我自己感情上的改变而变得有些痛苦。这时我是二十一岁,正处在青年人应处的地位上,脱出了受教育的重轭,享受着比较自由和富裕的美好生活。我对父亲的服从是自然而然的。在对将来的愉快展望中,我的野心没有超过享用我的图书、我的闲暇以及祖传产业,同时不受家务烦累和职业责任的干扰。可是在民兵队伍里,我掌握了权力;在旅游过程中,我不受什么节制;随着我的接近家务,随着我逐渐过了三十岁,我开始觉得有在自己屋子里成为主人的欲望了。最温和的权威者,有时也会毫无理由地表示不满;最愉快的服从者,有时也会无缘无故地嘀咕几句。这正是我们不完美天性的法则,就是我们必须不是指挥便是听命,就是我们的个人自由得靠我们的从属者以其奉承顺从来支持。我有许多熟人已经结婚,或者已经进了议会,或者正以快速的步伐在各种荣誉与财富的道路上迈进,而我却是孑然一身,无所变动,又无足轻重。因为自从一七七〇年为期一月的民兵集合之后,我甚至辞去了没有实益的空头军衔,从民兵组织退下来了。我的性格不易发生妒忌,看到别人取得成功,总是激起我最热烈的称赞。一个为取得做学问的无穷快乐而感到时间不够用的人,从来不知道空虚生活的痛苦。然而我痛惜自己在适当的年龄不曾谋求法律方面或商业方面有利可图的职业,不曾谋求当文官或者去印度冒险经营的机会,甚至不曾谋求教会中领高薪而不做事的职位;同时,鉴于时间的丧失越来越不可补偿,我的懊悔也就越来越强烈了。经验告诉了我,拿我个人的身份地位嫁接到一个巨大专业机构的重要性上,有多大的用处;凭着希望与兴趣、感激与竞争、相互帮助与照顾所凝成的那些牢固关系,有多大的好处。我可以从一项高级职业的薪给上,积起一宗丰厚的财产,或者得到一份可观的收入,而不复限制于由父亲给我的那一点钱,那是只有遇到我衷心希望避免的重大事情时方才增加若干的。我家内部紊乱情况的发展和我对这些情况的了解,加重了我的忧虑,于是我开始担心,说不定到我老年时,留下给我的,既没有辛苦经营的果实,也没有遗产上的收益了。

    在我回国后的第一个夏天,我在伯里顿同我的朋友德韦尔登欢快相聚,我们每天纵谈上下古今的文学;还坦率地讨论我的研究工作,我的第一本书,以及我的未来计划。我对《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考虑还很渺茫,但原先选择不定的两个历史题目,却引起了他的兴趣。衡量佛罗伦萨和瑞士两处所发生的变革运动,我们共同倾向于在他是出生之地、在我则有寄养关系的国家,结果就选定了后者。按照定议后不久构思并编制出来的计划,我抓住了前后两百年的一段时间,从阿尔卑斯山三个农夫的结伙到十六世纪瑞士国家的富足和发达。我应当写到瑞士人的得救和胜利,他们除了在一处战场上之外,从来没有叫他们的专制君主流血过;我应当写到这个联邦国家的法律和风俗,写到奥地利战争、勃艮第战争以及意大利战争中辉煌的战利品;还应当写到一个民族的睿智,他们经过几次突击性的军事冒险之后,就一直满足于用自由作为武器来保卫和平的幸福了。这个光辉的题目,符合了我的谋虑,也满足了我的热情;而德韦尔登的协助,看来还可以帮我消除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法文和拉丁文的文献,是我可以看懂的,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不很大;可是有一座价值更大的库房,我仗着我那朋友的精通德文,才找到开启库门的钥匙。我获得了极为必要的书籍;他为了我的需用,翻译了席林的一部由当代人记述勃艮第战争的内容丰富的对开本著作。我们阅读并且标出了楚迪巨著编年史(4)最有趣的部分。又仗着他这位助手的辛苦工作,从劳弗的历史书和卢的词典中摘录了大量的资料。可是由于这样间接找材料耽搁了时间,在这些准备步骤上花去了两年功夫;直到第三年夏季(1767年)的末了,我才凭着这么微薄的一些材料,进入较为惬意的撰写作业。

    这是我的第一本历史著作,一份我的历史著作的样本,当年冬天在伦敦的一个外国人文学团体里提出阅读。我是个无名作者,我倾听着评判者们的随意指摘和逆耳的断语,自己不表示意见。(5)一时之间我的感受是痛苦的。但我经过冷静思考之后,接受了他们的责备。我将我那不完善的稿子投入火中,(6)而且永远不欲再作这样浪费若干钱财,空花许多劳力,又虚掷更多时间的打算了。我不能为了损失一篇轻率浅薄的文章而抱憾,因为这样的文章,极像是一个没有得到学者和政治家们按正规的熏陶,又无法接触瑞士共和国图书档案的外国人所写的。我的积习,加上有德韦尔登在我身边,鼓励了我用法文为欧洲大陆写文章;不过我自己也知道,我的高过散文但却低于诗歌的笔调,已经退化成为一种繁琐、浮夸的演说体了。也许我可以将失败的原因归于糊涂地选用一种外国文吧。也许我可以怀疑这种文字本身就不适于承当一篇重要叙事文的气势和威严吧。然而,只要如此富有文学成就的法国曾经产生过一名伟大的创造性历史家,那么,他的才能必可使这种语言形成并且确立历史性文章的适当笔调和特殊形式的。

    * * *

    (1)马比荣:十七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文书探源》等书。蒙福松: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古代文物图说》。

    (2)格雷费斯:十七世纪德国古典学家,著有《古罗马文选》等书。多纳塔斯:古罗马文法学家。克鲁维琉斯:十七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庞波尼阿斯·梅拉:古罗马地理学家。安东尼那斯:可能指罗马皇帝安东尼那斯·卡拉卡拉。《交通路线汇编》包括陆路和海路两个部分,除标明道路外,并记有距离罗马的里程。卢提略·纽马提阿那斯:五世纪罗马诗人。昂维尔:十八世纪法国地理学家和地图制作家。艾迪生即指上文提及过的著名散文作家约瑟夫·艾迪生,他有一部悲剧《伽图》,这里指的就是此剧的对白。斯班海姆:十七——十八世纪瑞士古钱学家、古代纪念章研究专家。

    (3)都灵原为萨伏依公国的首府。1720年,萨伏依公国以西西里岛换得奥地利的撒丁岛,改称撒丁王国,萨伏依大公便改称撒丁国王。

    (4)楚迪:十六世纪瑞士编年史家。

    (5)休谟先生对此书似有不同意见。兹引休谟致作者信如下。

    “几天前,德韦尔登先生送了你的文稿给我,我读了,感到很大的愉快和满意。我只有一点反对意见,是由于此文所用语言而产生的。为什么你要用法文来写,就像贺拉斯为罗马人用希腊文写文章所说的那样,带着柴捆入森林呢?据我猜想,你是抱有与那些罗马人相同的动机,因而采用了使用范围远比母语为广的一种语言。可是,难道你没有注意到那两种古代语言在后世所遭遇的命运吗?拉丁文在当时虽然没有像希腊文那样受人看重,而且只在较小的范围内使用,但其使用的时间,却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希腊文,而在目前,则是较普遍地为文人们所懂得的。因此,让法国人在目前的广泛使用法语中去取胜吧。我们在美洲脚踏实地、不断增多的落户定居,不需害怕蛮族语言的泛滥,由此就可以预期,英国语言将获得极大的稳定和长期的存在。

    “你用法文写作,还将导致你形成一种诗意与文采较重、藻饰较多的风格,有过于我国语言在历史写作上似可容许的程度。因为这是法国作家,特别是较近代作家采用的方法,他们对作品所加的藻饰,重于我们在习惯上所允许的。从整体说来,依我的看法,你的这本历史书写得有魄力,有见地;我非常诚恳地奉劝你继续写下去。我在阅读时所产生的异议均属细微末节,我实不该以此奉渎,而且我相信我在以后不会再记起它。”————原注

    (6)“他忘记将原稿烧掉了。他在我的寓所留下了此书的引言部分,即第一篇,计有用极小的小字书写的对开纸四十三页,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注释。”————谢菲尔德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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