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讲 异族统一和外交贸易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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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关以前满蒙汉三族的统一（附朝鲜）

    今天我们讲“异族统一和外交贸易”。

    众所周知，清朝拥有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元朝的第二大版图。为了扩张版图，清朝曾统一多个部族。早在满洲肇兴、入主中原以前，清朝就统一了几个部族。攻取奉天、辽阳（较之奉天，辽阳才是那时满洲的主要城市）以前，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在山中起兵，虽势单力薄，却经常与蒙古发生冲突。今天东北地区南满铁路的终点长春等地，就是蒙古族当年居住的地方。此外，南满铁路沿线的昌图等地也是蒙古族的土地。尤其在南满内地，有些地方的居民虽然是满人，但其酋长却是蒙古族人。今南满铁路沿线开原东北方向叶赫部的酋长就是蒙古族人。由于蒙古族已经深入东北内地，所以清朝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难免会与蒙古发生冲突。当时，清朝并未征服各部，只是通过缔结盟约对其约束。后来，清朝进入辽东地区，攻取辽阳、奉天等地。由于当时辽阳、奉天以及开原一带居住的都是汉人，所以清朝便将汉人和满人同时划入了治下。除统一当地人民以外，山东一带也有明朝军队前来投降。清朝将这支现成的军队纳入治下。此后，就有了汉人军队，也就是汉军。当时，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还曾远征与自己相同种族的满人。清朝初期，俄国沿海州一带便已臣服清朝。比起占领土地，那时的战争主要目的是征服百姓。后金派出的远征军不过一两千人。远征军抵达当地以后，不会只俘虏一部分人，而是俘虏全部居民，并将其强迁至后金的都城附近。当时后金的都城设在兴京[21]，即今天的兴京老城。远征军为何要把所有人强行带到都城附近安置下来呢？为的是增加壮丁，扩充军队。也就是说，为了增加壮丁，扩充军队，清朝采取了这种以占领人民为首要目标的政策。而后，清朝开始处理与蒙古的关系。当时清朝与达尔汗亲王[22]一家订立盟约，结为了同盟。现在的东蒙古仍有达尔汉亲王。随着清朝势力的发展壮大，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时，人们不再称统治者为“汗”，而是于1636年改称统治者为“皇帝”。起初，后金尊称统治者可汗为“汗王爷”。这种叫法在满洲一直保留下来。直到今天，仍有人称当时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为“汗王爷”。可到了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中期时，清朝统治者开始有了称帝的野心。当时，“皇帝”只有中原才有，尊贵无比。其他各国都需接受皇帝的册封。于是，清朝统治者便起了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的野心，前去找朝鲜领导人商议。朝鲜领导人表示，满洲统治者与中原皇帝平起平坐太不像话，回绝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导致清朝出兵朝鲜。蒙古各部对此则十分赞同。满洲和蒙古的四十几个贝勒还联名劝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称帝。因此，大清皇帝在居于满洲时期便有了。清朝出征朝鲜后，朝鲜投降，还为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立了一座三田渡碑[23]，上面就刻有“大清宽温仁圣皇帝”。这时，清朝已经统一满蒙汉三个民族。与此相关的记录还有很多，“纲目”中所列的“崇谟阁记录”，是我在1905年第一次去奉天宝库查阅资料时发现的。当时我去找盛京将军[24]赵尔巽，也就是现今北京清史馆的馆长，问他能不能把这些资料借我一用。他说自己也是头一回看到这些记录，十分惊讶。这些奉天宝库里的古籍记载着清朝统治者称帝前后与朝鲜的文书往来，十分有趣。起初，无论是朝鲜来信，还是满洲写给朝鲜的信，都称满洲皇帝为“金国汗”。此外，仍有很多别的证据。总之，奉天宝库当中有许多证据表明，满洲统治者称“大清皇帝”以前曾自称为“金国汗”。清朝在编纂实录时，多少有些忌讳曾经自称“金国汗”之事，便将其尽数删除。所以，我们今天才无法看到相关记录。但朝鲜和明朝的资料当中确有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称“金国汗”的记录。不过，这些毕竟是敌国的记录，真假难辨。有了崇谟阁记录以及其他材料，我们才得以确认，清朝统治者在称“大清皇帝”以前，确实曾自称为“金国汗”。总之，清朝与朝鲜的往来文书等重要记录以底稿或抄本的形式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只是如今，袁世凯把这些典籍从奉天转移到了北京。至于这些典籍放在何处，我就不知道了。说不好哪一天发生什么变故，后人就只能参考我们保存下来的副本了。我们当时复制这些资料用的是蓝晒法[25]。由于我是外行，加上又是头一次做，遇到不少困难。这件事情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市村教授[26]和我一起做的。

    清代的蒙古贵族

    盛京将军赵尔巽

    再下边的“同文汇考”是朝鲜辑录的外交文书集。朝鲜的外交对象向来只有中国和日本。虽然我们骂朝鲜对中国是“事大主义”，但朝鲜人自己也把与中国的文书往来称为“事大”，与日本的文书往来则称为“交邻”。这些文书都汇总在《同文汇考》当中。《同文汇考》中的“别编”部分收录了清朝还居于满洲时与朝鲜的往来文书，可以和崇谟阁记录对照来看，极具参考价值。清朝曾派兵征讨朝鲜。朝鲜投降以后，还立下三田渡碑以表感念满清恩德。《同文汇考》中收录的就是此后两国的往来文书。清朝尚在满洲自称“金国汗”时期的文书没有收录在《同文汇考》中。这部分内容还得查阅《朝鲜国来书簿》。总之，这些现存的宝贵资料都能表明，清朝统一满蒙汉以后，还把手伸到了朝鲜。

    接下来的“通文馆书籍木版”很有意思。通文馆虽然不如外务省级别高，却是朝鲜掌管外务翻译的地方。朝鲜的等级制度十分复杂。译官属于中等阶层，不能成为上层贵族。其家族世代相传掌管翻译事务，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翻译教材。这些教材的木版应该都保存在通文馆中。本来我也担心，如遇不测，这些木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可是，京都大学的新村教授[27]前去朝鲜时，一个从内地[28]去了朝鲜的人告诉他，自己手上有这些东西，还分出一些转赠给他。其中有几块现今就保存在京都大学。这些木版如今散落四处，教材自然也很难入手。当时，朝鲜译官所使用的语言有汉语、满语、蒙语和日语，这些语言都有相应的翻译教材。通文馆里也都开设蒙语、满语、汉语、日语学科。像日语的话，还有教授德川时代非常礼貌的武士用语的教材。负责翻译事务的通文馆之所以编写这些教材，一定是因为朝鲜意识到了掌握满语、蒙语、汉语的必要性。满洲势力深入朝鲜就是一个证据。我们已在展室展出这些幸存的书籍木版，可供大家参考。以上就是清朝入关以前，统一蒙汉，并把朝鲜纳入属国的大体情形。

    朝鲜的官僚阶级

    绥抚西藏

    接下来我们说说西藏。西藏在很早以前就与满洲建立了关系。众所周知，西藏地处中国西部，是亚洲中部海拔最高之地，却能与满洲建立关系，实在不可思议。这一切还得归功于佛教。我们知道，西藏政权由法王统治。佛教在当地十分盛行。当时的蒙古族人信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蒙古也成了喇嘛教的势力范围。西藏人虽然偏居中国西陲，却对世界上势力强大的君王格外敏感。譬如，现今俄国强盛，西藏便与俄国往来。看到英国在印度势力强大，西藏便与英国开始往来。总之，西藏对天下大势非常敏感。那时，东蒙古著名的察哈尔林丹汗势力一度十分强盛，后来却败给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东蒙古因此几乎全部成为清朝领土。一定是蒙古的西藏喇嘛亲眼目睹了此事，消息才很快传到西藏。于是，西藏不远万里遣使清朝，并呈上喇嘛的颂文。颂文中称，东方有曼殊师利皇帝现世。所谓“曼殊师利”，其实就是文殊菩萨。他们把清朝皇帝生拉硬拽地说成文殊菩萨，称东方曼殊师利皇帝现世，将要一统天下。当然，把曼殊师利等佛名用于人名的做法是有例可循的。蒙古酋长们身上就曾有过这种情况。西藏巧用此法，为的就是与新兴的强大政权建立关系。当时，蒙古也有著名喇嘛前来向清朝皇帝献礼，带来了元世祖忽必烈攻打日本时铸成的佛像。此佛名为“摩诃迦罗”，翻译成日语就是财神。但它不同于日本的福神，是更为凶狠的一种神。据说，此佛像所经之地，国家必将实现统一。蒙古献来摩诃迦罗佛像。西藏又有喇嘛远道而来，巧言煽惑，说清朝将一统天下，甚至鼓动清朝在奉天都城的四方各建一塔，声称宝塔建成之日，就是满洲一统天下之时。现在奉天的四个方位仍有东塔、西塔、南塔、北塔四座宝塔。日俄战争时，四座宝塔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依然被保存了下来。由于西藏喇嘛的这番溢美之词，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不仅开始信奉喇嘛，建造宝塔（宝塔建成时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已经去世了），而且还在寺庙里四处立碑。当时的碑文都以四体文字[29]书写。满文自不必说，除此之外还有蒙文、藏文和汉文。这时的清朝虽然尚未实际统治西藏，却已经有想要一统这四种语言、四个种族的念头了。由于这时的清朝实际已经信奉了喇嘛教，所以明末有名的年轻将领袁崇焕在与清兵时战时和的过程当中，居中的使者就是一个喇嘛。日本战国时代也有过和尚做使者的事情。总之，袁崇焕曾经通过喇嘛与外族交流沟通。如上所述，清朝初期，清朝皇帝就已十分信奉喇嘛教。尤其到雍正帝时，雍正帝既笃好禅学，也信奉喇嘛。做了皇帝之后，雍正帝还将原来的亲王府捐给喇嘛教建造寺庙。再后来，乾隆帝逐渐接受儒家思想，不再特别尊崇喇嘛，只是出于安抚蒙古的考虑才继续信奉喇嘛教。乾隆帝关于喇嘛的认识，在《喇嘛说》碑文中已经写得十分清楚。这份碑文反映了清朝对喇嘛教认识上的转变，已在展室展出。为能说明这些情况，此处特列出了这两份材料。

    可见，清朝起初虽然实际信奉喇嘛教，后来却把它当成一种政治手段。总之，清朝与西藏通过喇嘛教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乾隆帝时，清朝信奉喇嘛教除作为政治手段以外，也有一种夸耀统一不同民族功绩的心理。元明时期，蒙古人已经开始信奉喇嘛教，并将大藏经即一切经[30]翻译成了蒙古文。这些蒙古文藏经大多放在奉天。前面说过，元朝的摩诃迦罗佛像曾被献给清朝皇帝。这些宝贵的经文就是在那个时候一同被带去的。我觉得这些经文应该是太阳汗在位期间被翻译出来，带去奉天的。这些也是我前些年考察的东西。日本宫内省拿走的部分现存于东京大学。我自己只留下一小部分。其余的藏文藏经都已在展室展出。

    蒙古喇嘛

    康熙帝时，中国有了一切经的蒙文和藏文两种版本。这些版片刻造十分精良，如今可能仍然存在。我只复制了经文的目录部分，也陈列在展室。

    乾隆帝时，清朝产生了把藏经翻译成满文的想法。当时，与其说是出于信仰需要，不如说是为了复兴满语，才会把如此大部头的藏经译成满文。乾隆帝还特意请来章嘉胡图克图喇嘛商讨此事。章嘉胡图克图喇嘛住在北京城东北方向的嵩祝寺。他不仅学问极高，德高望重，而且手握大权，为助乾隆帝翻译满文藏经，鞠躬尽瘁。如此，满文藏经才得以面世。据我所知，这满文藏经只藏于奉天四塔中的北塔法轮寺。寺里还有诵读满文藏经的喇嘛。日俄战争期间，日军从北方进攻奉天时，俄军在此扎营过夜，北塔寺的藏经被搞得残破不堪。我发现了这些残破不堪的藏经后，把大部分带回了军政署。军政署后来又将这些藏经带回日本。如今，这些藏经存放在东京大学。由于当时京都大学还没有文科，这些藏经便都放在了东京大学，不然肯定就放在京都大学了。虽然有所缺失，但日本或多或少地收藏了清朝的满蒙藏文藏经。总之，清朝与西藏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外，乾隆帝认为，藏文与梵文关系密切，西藏文字又来自印度，对研究音韵学意义非凡。于是，他开始组织编纂《同文韵统》。章嘉胡图克图等人也参与其中。《同文韵统》主张各国音韵同源同本，很有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清朝与西藏的关系不仅存在于政治方面，还存在于语言方面。实际上，中国真正征服西藏，把西藏疆域划入清朝版图，并派遣驻藏大臣是在康熙年间。当时，西藏发生内乱，并遭到蒙古————现今新疆地区的汗王侵略；活佛一度外逃；清朝派兵助其平定内乱以后，才与西藏有了领土上的关系。所以，清朝与西藏是先有宗教关系，后有领土关系，再后来才有了语言上的关系。这就是清朝与西藏之间的关系。

    征服准噶尔部和回部

    第三部分是“征服准噶尔部和回部”。虽然清朝在建国初期已经征服蒙古，但征服的主要是漠南地区。其势力几乎没有进入西部的青海地区。近来由于日中条约[31]，人们才开始听说东蒙古或内蒙古。清朝最初统一的就只有这些地方，尚无外蒙古地区。当时，外蒙古到新疆一带，准噶尔部势力日盛，跋扈一时。准噶尔部是厄拉特蒙古的一支部落，清朝康熙年间势力达到鼎盛，在首领噶尔丹的带领下，统一蒙古、新疆一带。最终，噶尔丹与康熙帝正面交锋。战争持续多年，以噶尔丹的失败告终。噶尔丹服毒而亡，康熙获胜。虽然清朝官方史籍把噶尔丹说得很不堪，可毕竟他们互相为敌，所以不能只听清政府的一面之辞。近来我得到一本《秦边纪略》。我得到的这本《秦边纪略》虽是抄本，却有许多其他书中未述之事，且对噶尔丹赞不绝口。这本书写到，噶尔丹是蒙古人心目中的英雄，后来虽因未得天时地利而败给康熙帝，但势力一度十分强盛。康熙帝也为能与噶尔丹这等英雄人物一较高下，亲征朔漠地区，写下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昨天我们也提到过《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如此，康熙帝的势力首先扩张到了蒙古地区。准噶尔部的残余势力后来还在新疆屡屡作乱，到雍正乾隆年间也时常作乱。尽管清朝深受其扰，但御驾亲征只有康熙帝时那么一次。当时，从内蒙古到新疆以东的部分地区都已划入清朝版图。乾隆时期，回部也被划入清朝疆域。回部是信奉回教————伊斯兰教的地方，大多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秦边纪略》中还称，乾隆时期，清朝征服回部，将现今新疆地区的两万余里[32]疆土划入治下。虽然书中的表述可能有些夸张，但今天中国版图上的新疆地区的确是乾隆时期打下来的。如此，除之前的四个种族以外，清朝又统一了回部。后来也时有动乱发生，譬如道光帝时，张格尔在新疆发动叛乱；近年又有阿古柏在新疆作乱————左宗棠还亲自前往平乱。虽然时有动乱发生，但乾隆年间，满人得以统一回部。乾隆帝对此颇为得意，还组织编纂《伊犁剿讨志略》以及关于西域的《皇舆西域图志》。总之，收服回部是乾隆帝的得意功绩。清朝征讨回部的过程极为残忍。清朝官兵尽数杀死当地男子，只给妇女和小孩留下活口。乾隆帝还从中挑选了一位绝色美女，纳为妾室，并为她在北京宫殿修建回部风格的寓所。还有一说是，这个嫔妃为了报仇，曾经行刺乾隆，最终被皇太后赐死。

    随着清朝版图不断扩张，乾隆帝在语言上日渐自负。先前，康熙帝已经有保护国语的想法，开始主持编修《清文鉴》。后来，乾隆帝采用满、蒙二文，主持编修《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不久之后又采用满、蒙、汉三文，编修《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接着又陆续编成《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不过《五体清文鉴》没有刊刻本。前些年时，我与富冈谦藏老师以及羽田[33]先生一起，在奉天宝库看到《五体清文鉴》，就将其抄录了一份。《五体清文鉴》是一本满、汉、回、蒙、藏五种文字对译的辞书，是乾隆帝彰显自己丰功伟绩的成果。同时，乾隆帝还主持编修《钦定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为归附自己的王公撰文作传。此外，为了统治蒙古，清朝设置了理藩院，根据以前的蒙古律令，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制定理藩院法规。近年来，各种辞书相继面世，其中不乏精良之作。民间甚至出现了回汉对译辞书。昨天展室展出的字上闪着金光的挂轴，是乾隆帝为赏赐进京觐见的西藏喇嘛而特制的。喇嘛圆寂后，挂轴未能送出，辗转至此。这幅挂轴也以满、蒙、汉、藏四体文字写成。

    清军与准噶尔部交战

    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

    道光帝平定张格尔之乱

    提倡满文的效果

    一、与欧译的关系

    清朝力倡语学，确实卓有成效。这里就稍微说说提倡满文实际产生的一些效果。

    由于汉语十分难懂，所以当时的西洋传教士来到清朝，一开始就学习中文是很困难的。而满语的语法与日语类似，虽然不及西洋语法严谨，可比起汉语就简单多了。西洋人为了阅读中国书籍，就先从读满文书籍入手。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历史典籍，西洋人都读满文书籍。那时，《通鉴纲目》的满文译本已经齐全。纲目中的“汉满书籍文书目录”是当时一个叫克拉普罗特的人来中国购买书籍时，为方便研究所作。目录中有很多书是我们今天轻易看不到的。总之，西洋人由于容易看懂满文书籍，为能了解中国情况，便都开始研习满文。所以，康熙帝和乾隆帝大力推广满文，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来说，此举有几分益处仍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满文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日本的满文研究

    满文对日本的国际关系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希望大家能记住这点。新村教授曾在《艺文》杂志上就此写过一篇文章。我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在此列出了“满文研究”。

    日本第一个关注满文的是大学者荻生徂徕[34]。荻生徂徕注意到，当时传到日本的《正字通》卷首写有满文，并用汉语在满文上标注了发音。《康熙字典》流行以前，市面上最流行的就是《正字通》。荻生徂徕看到此书以后，开始研究满文，以黑字标注辅音，以红字标注元音。荻生徂徕一代对满文的研究只进展到这一步。荻生徂徕能读懂的满文，大概和弘法大师[35]能读懂梵文的程度相当。然而，如荻生徂徕般赫赫有名的学者也没能把这项研究坚持下去。后来，日本又传来了以满文音译的《千字文》注释本。日本的书店漫无目的地出版了这本书。估计有人想到这些满文是《千字文》的发音，还曾试着逐一比对过。我手头的这本《千字文》就用红笔一个一个地加了标注。可见，这时的日本人已经开始关注满文。后来，日俄因为北方的库页岛产生争端。最上德内[36]前往库页岛时，看到了库页岛土著手里的满文文书。库页岛土著每年都会得到清政府官员的封赏。所谓封赏，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官爵以及一些当地特产。库页岛土著带些皮毛过去，清朝则回赐以丝绸。回赐丝绸的同时，清朝还会附上文书，注明所赐。最上德内一行前往库页岛时，看到的就是这些用满文书写的文书。库页岛有个土著————曾被清朝赐名杨忠贞————带着满文文书和丝绸回到桦太。这些丝绸传到宗谷[37]附近的阿伊努人[38]手里后，被日本人称为“蝦夷锦”。蝦夷锦来自何处原本无人知晓。最上德内去了桦太，看到那里织品边角的文字以后，才搞清楚蝦夷锦的由来。原来，清朝设有织造衙门。譬如，南方的苏州和杭州都有织造衙门。丝绸从这些地方运往北京时，就会在上面写上文字。最上德内注意到这些织品上同时写有汉字和满文，才想到，所谓蝦夷锦其实就是清朝南方的织品。后来，这些织品还被用于度量衡的研究。《度量衡说统》一书中曾提及此事。当时，要想知道清朝的度量衡十分困难，人们便想到前往库页岛，利用这些织品进行研究。因此，《度量衡说统》中首次出现了满文记载。据小川教授[39]说，杨忠贞的文书现由最上德内的后人保存。前些年，我用蓝晒法把杨忠贞的文书拍了下来，也陈列在展室当中。近藤重藏[40]在写《边要分界图考》时，也引用了杨忠贞的文书。起初，由于无人知道这些文书写了什么，所以这些文书一直无人问津。如今，虽然也很难懂，但据原本来看，这些文书大概写于乾隆末年，也有一些写于之后的嘉庆年间。

    荻生徂徕

    库页岛上的土著居民

    由此可见，日本开拓北方时期，满文已不再停留于荻生徂徕等学者的研究当中，而开始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然而，日本此时尚未开始真正的满文研究。就在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804至1818年期间，俄国船抵达长崎，要求日本与俄国开展贸易。当时俄国写给日本的信上就有满文。也就是说，信是用俄国的本国语言和满文两种写成。由于俄国人当时对清朝之事有所研究，他们可能认为，满文是日本邻国使用的语言，日本人想必也能看懂，于是就用这两种语言写了信。可这信拿到日本后，既没人能看懂俄语，也没人能看懂满文。当时，统领幕府天文台的高桥作左卫门[41]因无法看懂这些信觉得十分可惜。信如今保存在宫内省的图书寮[42]中。新村教授给信拍了照片，放在展室里。当时满文字典《清文鉴》也已传到日本，收藏在德川家的书库当中。于是，高桥作左卫门花费十几年潜心研究满文。过了三年左右，他已经能看懂一些满文了。后来，高桥作左卫门萌生了编纂满语字典的想法，甚至想编纂满语和荷兰语字典。相比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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