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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火车的车厢里，那是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当时所谓的“西班牙—普鲁士事变〔1〕”刚刚开始。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又高又瘦，头发花白，脸色通红，鼻似鹰钩，圆睁的双眼总是充满了愤怒，只有在看到车厢一角那位受过勋的先生时才显露出一丝温和的神色；他的额头既低又窄，一副固执的样子，在这样的额头上，同一种想法在同一个位置反复雕琢，终于留下一道唯一的、很深的皱纹，颇有帝国主义者憨憨先生〔2〕的风格；不过最为特别的，是他在说“法兰西”和“法兰西国旗”时，总是非常厉害地卷起舌头来发小舌音“r”……我心想：“他就是沙文！”
的确是沙文，他穿戴漂亮，语调激昂，动作夸张，总是用手中的报纸鞭挞着普鲁士；进入柏林时，他高高地举着手杖，如痴如醉，对周围的一切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愤怒得近乎疯狂。在他看来，局势不能再拖延下去，双方也没有和解的可能性。战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打一场战争！
“可是，要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怎么办，沙文？”
“先生，法国人永远枕戈待旦！……”沙文直起身回答道。
从他竖起的小胡子下面，蹦出一连串急促的“r”，连火车的车窗都为之震动……真是个既恼人又愚蠢的家伙！对于那些跟他名字有关的、老掉牙的嘲讽和故事，我是再了解不过了！而他的可笑，也因此而为人所熟知。
自从第一次见到他之后，我发誓今后要躲着他；然而，奇怪的是，他似乎命里注定要时时刻刻出现在我的眼前。先是在国会，那一天，格拉蒙先生〔3〕庄严地来到那里，向我们的元老们宣布战争爆发的消息。在一片颤颤巍巍的喝彩声中，一声洪亮的“法兰西万岁”从旁听台上传来，我看到在上面的帷幔里，沙文正挥舞着他那长长的胳膊。不久以后，我又在歌剧院里看到他，他站在吉拉尔坦〔4〕的包厢里，要求演员们唱《德国的莱茵河》〔5〕，演员们还不会这首歌，他就对他们叫道：“这么说，学唱《德国的莱茵河》要比攻占德国的莱茵河花更长的时间了！……”
很快，他就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周围。无论是马路拐角还是林荫大道，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荒谬的沙文，站在长凳上或桌子上，在战鼓中、在旗帜中、在《马赛曲》的歌声中，向出征的士兵分发雪茄烟，向军队的救护车喝彩；他那狂热而通红的脑袋在人群中鹤立鸡群，吵闹、夸张、咄咄逼人，以至于令人觉得整个巴黎有六十万个沙文。简直只有把自己关在家里，紧闭门窗，才能逃脱这难以忍受的景象。
然而，维桑堡战役、福尔巴克战役〔6〕，以及一系列其他的灾难，似乎将我们忧郁的八月变成了一场连续而漫长的噩梦——一个狂热而沉重的夏天的噩梦；在此之后，您还能有什么办法正襟危坐呢？每当报纸有了新闻，或政府出了公告，焦虑便沸沸扬扬地弥漫开来，使一张张惊恐不安的脸整夜地在煤气路灯下徘徊，而您又怎么能置身于这焦虑之外呢？那些天的晚上，我又看见了沙文。他来到大街上，在一群又一群默默无语的人中间高谈阔论；不管如何，他总是充满希望，好消息不断，对胜利坚信不移，他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俾斯麦的白衣重骑兵早已被我们杀得片甲不留……”
奇怪的是，我觉得沙文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可笑了。尽管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但这没关系，他的声音让我开心。透过这个讨厌的家伙的盲目、狂热、自大和无知，您可以感觉到一种热烈而顽强的力量，就像身体里有一团火，温暖着您的心。
在这漫长的围城期间，在这以狗食和马肉充饥的可怕冬季，我们真的需要这样一团火。所有巴黎人都可以证明：要是没有沙文，这座城市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住。围城一开始，特罗胥就曾说过：
“他们可以随时进城。”
可沙文却说：“他们休想进来。”
沙文有信心，特罗胥没有。沙文相信一切：他相信经过公证的方案，相信巴赞，相信突围；每天夜里，他都能听见从埃当普〔7〕方向传来的尚齐将军〔8〕部队的炮声，以及费戴尔布将军〔9〕的狙击手从恩格彦〔10〕射出的枪声；更有甚者，这位英雄笨伯的灵魂终于感染了我们，使我们也和他一样，听见了这些枪炮声。
正直的沙文！
在昏黄低沉、雪花纷飞的天空中，他总是第一个发现鸽子细小而洁白的翅膀。每当甘必大向我们发来达拉斯贡式的激昂命令，站在区政府门前以洪亮的声音朗读的总是沙文。在十二月那些艰苦的夜晚，当排着长队的人们在肉店门口瑟瑟发抖、愁眉苦脸的时候，沙文勇敢地加入了排队的行列；正是因为有了他，所有那些饥寒交迫的人才有力量笑、有力量唱歌、有力量在雪地里跳圆圈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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