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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顺利进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队的给养问题就必须首先解决。这样一来,在外交官们谈判期间,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队才能保持安静。因此,詹姆斯一世主动提议由他承担这笔费用。然而,他却因此与下议院发生了争执,最后解散了议会。因为议会不同意拨款,所以他没能筹到所需的资金。

    囊中羞涩的詹姆斯一世不得不向西班牙求助。他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拉近与西班牙的关系,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查理(4)迎娶了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如果可能的话,西班牙政府也盼望德意志的战乱不要升级。尽管西班牙控制着西印度群岛的所有财富,但政府仍旧十分拮据。本该充当一国财富来源的工业在西班牙却为无诚信之徒控制,世上所有的黄金就这样慢慢耗尽了。和平时期,西班牙都很难维持军队的运转,现在又不得不为在尼德兰的战事筹钱。1621年,虽然西班牙与尼德兰签署的十二年休战协议已经终止,但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在布拉班特和佛兰德斯的军队却不敢掠夺钱财,以免将这些效忠西班牙的行省拱手送给敌人。因此,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队一样,安布罗吉奥·斯皮诺拉的军队也依靠国家供养。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急盼神圣罗马帝国内战早日结束,否则战争还会消耗数以百万计的达克特(5)。然而,怎样才能结束战争呢?通往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不是虚张声势的腓特烈五世,而是实际控制帝国重要机构的天主教联盟,更何况天主教联盟还拥有一支战无不胜的精锐之师。在这种形势下,新教徒怎能不担心其世俗利益会受到侵犯呢?如果不能给新教徒安全感,又怎能获得长久的和平呢?

    然而,西班牙的大臣们并未打算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只要满足詹姆斯一世的私利即可。于是,西班牙公主的嫁妆标准远远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标准。西班牙的大臣们还强烈反对将选帝侯的爵位移交给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认为这很可能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战争。因为他们是忠实的天主教信徒,所以不便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他们试探性地建议,能不能说通腓特烈五世和詹姆斯一世将巴拉丁选帝侯爵位传给腓特烈五世的后嗣,但条件是腓特烈五世同意将长子腓特烈·亨利送往维也纳接受教育。他们虽然对这个男孩今后的宗教信仰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无疑希望他日后能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

    这种建议从根本上就不可行。腓特烈五世尽管有很多缺点,譬如头脑简单、思想顽固,但一贯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像马德里的西班牙人坚守自己的信仰一样。因此,他绝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在维也纳接受耶稣会士的教育从而改变信仰。

    威尔士亲王查理 西班牙公主玛丽亚·安娜

    腓特烈五世的长子腓特烈·亨利,1629年薨逝

    各方商定在西属尼德兰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一次会议,首先就休战条款达成共识,其次为接下来的全面和平做准备。虽然西班牙尚未宣布其和平计划,但腓特烈五世认为外交手段不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他非常清楚,获得军队的支持比千言万语更管用。他有这样的想法再正常不过了。

    现在,腓特烈五世唯一考虑的就是兵源问题,但只崇尚武力却不顾其他方面已经成为他致命的缺点。腓特烈五世制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鼓励更多的臣民参军,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些热爱和平的臣民的心理感受。最终,各城邦对他的事业敬而远之。神圣罗马帝国北方地区各路诸侯也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他能抛开自己光辉的过往,承认正是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才给新教事业带来了一系列灾祸,引咎退位,并且积极恳请贤明之士接替他的王位,那么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舆论就很有可能会支持他。实际上,舆论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接下来发生的灾难原本可以避免。

    腓特烈五世没有这样做。如果做了,他就不是腓特烈五世了。与1619年的情况一样,1622年,安哈尔特公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的这位学生只看到了兵力的增长,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在道义上已经完全落了下风。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布鲁塞尔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人数能代表战斗力,腓特烈五世的未来也不可能达到1622年春天的状态了。这次,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的军队不再是孤军作战。南方的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加入了腓特烈五世的阵营。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也准备率军援助腓特烈五世。如果说巴拉丁问题还好解决的话,那么新参战的两大诸侯绝对是通往和平道路上的两大障碍。

    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因巧立名目占有天主教教会财产而臭名昭著。他或者为自己的侵占行为找到借口,或者直接废除那些妨碍他侵占行为的法律条文。

    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是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腓特烈·乌尔里克的弟弟。在家族权势的庇荫下,1616年他当选为哈尔伯斯塔特主教,亦即地方执政官。然而,这个年轻人只有主教之名义,却没有主教之实权。在天主教士看来,他的就职仪式简直就是在亵渎神明。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步入教堂时,人们在管风琴的伴奏下唱起了赞美诗。随后,在一片耀眼的烛光中,他被领向了高高的圣坛。当人们唱到“主啊,请宽恕您的子民吧”时,四位年长的教士将他领上了圣坛。接着,他又从圣坛走下,和教士们一起跪在圣坛前,拖着长音吟诵了三遍:“主啊,请宽恕您的仆人吧。”之后,在一片圣歌中,他又被领上了圣坛。最后,他面向教士们站定,神色肃穆的布道者则站在一旁高声宣布道:“这位就是上帝亲自为我们选出的主教,上帝安排他来统治我们这片土地。”

    不过,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随后的所作所为却让那些对他仰慕万分的人大失所望。他就像英格兰早期历史传说中的混世魔王一样,既没有主教的样子,也不擅长管理自己的领地。他将臣民交给手下的官员去管理,自己却满世界寻找打仗的机会。他像若阿尚·缪拉(6)一样有勇无谋,却是一名天生优秀的骑兵指挥官。他喜欢打仗,就像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喜欢体育运动一样。

    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1599-1626)

    布伦瑞克-吕内堡公爵腓特烈·乌尔里克(1591-1634)

    如果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决定去打仗,那么站在哪一边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他与生俱来有一种英雄主义情怀,喜欢把自己标榜为崇高事业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米尔豪森协定》框架下的一个地区的主教而已,在帝国议会中并未占据一席之地,而且他还必须对皇帝忠心,服从皇帝的意志,才能勉强确保曾经靠掠夺得来的教会财产不被帝国军队武力收回。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无比屈辱。后来,他来到了海牙,遇到了美丽的表姐(7)————在海牙避难的波希米亚王后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在她的劝诱下,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决定加入反对天主教的事业。过不了多久,这极有可能会变成他自己的事业,因为谁也不知道巴拉丁失守后《米尔豪森协定》能否继续生效。

    1621年夏,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招募了一支军队,并率军入驻天主教区的帕德博恩。当时,该教区的主教正强令所有路德教信徒改信天主教。在这种形势下,路德教信徒当然希望有一位在宗教信仰方面不那么偏激的领导者出现。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正符合这种要求。他才不管人们是信奉天主教还是新教,只要能从他们那里搜刮到钱财供养军队就行。城堡小镇、村舍农场均遭到了他的洗劫。人们无论贫富,无一幸免。他推倒了帕德博恩大教堂的神龛,将其熔化后铸成了银币,并在上面刻了一句铭文————“上帝的朋友,教士的敌人”。这种行为或许情有可原,但他对农民的迫害却不可饶恕。许多村庄无法满足他的贪欲。于是,他那些恼羞成怒的军官便将其付之一炬。最后,实在搜刮不到什么钱财了,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才挥军南下,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会合去了。

    神圣罗马帝国新教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几个人的手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明确告诉贺拉斯·维尔爵士,无论休战与否,都不会放下武器,除非皇帝同意将奥地利所属的阿尔萨斯的一块土地割让给他,以赔偿他在战争中的损失。

    如果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联合抗敌,那么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虽然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率领的西班牙军队做外援,但在兵力上仍处于绝对的劣势。不过,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也有自己的优势。他的军队训练有素,给养充足,战士们完全拥护他的领导,坚决服从他的指挥。此外,他对自己的事业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认为宗教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势力,社会终将会回归有序的状态。

    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1573-1638)

    第4节 争夺下巴拉丁

    数支天主教军队已经出动,1622年4月中旬在巴拉丁集结。在贺拉斯·维尔爵士的坚守下,海德堡、曼海姆、弗兰肯塔尔三地的军事要塞暂时安全。腓特烈五世加入了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在阿尔萨斯的军队。在最初的几场战斗中,新教军队均取得了胜利。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与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会师后,共同猛烈进攻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驻扎在维斯洛赫的军队。经验丰富的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退守温普芬后,马上向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求援。贡萨洛·德·科尔多瓦旋即驰援。这时,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在作战计划上产生了分歧,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加之军粮匮乏,士兵们食不果腹。最终,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愤然离去,留下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独自面对未卜的命运。

    鏖战维斯洛赫

    温普芬战役

    接着,温普芬战役上演了。1622年5月6日,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发现敌人只剩一支孤军,于是抓住战机,彻底击败了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之后,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率军去阻击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将士饱受饥饿之苦,根本无还手之力,只好撤回阿尔萨斯。

    战役进行期间,外交官们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一次会议。经过几轮斡旋,英格兰代表理查德·韦斯顿爵士受托前往说服腓特烈五世休战。此时,温普芬战役尚未打响,腓特烈五世对胜利仍抱有希望。他给岳父詹姆斯一世写信说,休战之时也就是他失败之日,他的国库已空,只有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他的军队才能存活。可是短短几天后,他就被击败了。1622年5月13日,他做出承诺,同意休战。1622年5月28日,他又改变主意,因为他获悉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有望率军杀回来,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也正率军渡过美因河朝这里赶来。于是,他告知理查德·韦斯顿爵士他不能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和谈了。

    1622年6月1日,腓特烈五世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率军离开曼海姆,去与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会合。他们途中要经过达姆施塔特,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虽然信奉路德教,但却是忠实的保皇派。他不仅热爱和平,而且希望在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的支持下获取与黑森-卡塞尔伯爵莫里斯有争议的土地。因此,他注定会成为腓特烈五世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腓特烈五世当时虽然并不知道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曾得到西班牙资助的事实,但仍在那里实施了一系列暴行,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路易五世(1577-1626)

    他们的军队一进入达姆施塔特,就一如既往地掠夺财物、荼毒生灵。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劝说腓特烈五世向斐迪南二世投降,认为这才是恢复和平的正道。腓特烈五世断然拒绝,声称他大老远到此不是来求和的。在通往美因河的要道上,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有一座要塞。只要攻克这座要塞,腓特烈五世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就可以与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顺利会合了。然而,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不肯行方便。为了不和他们纠缠,他决定外出躲一阵子。可不幸的是,逃出去没多久他就被抓了回来。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向坚守要塞的指挥官下达投降的命令。腓特烈五世只得去寻找其他过河的通道了,但没等找到。这时,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率领援军赶到了。腓特烈五世被迫押着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易五世退守曼海姆,自己的队伍则损失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腓特烈五世准备再次接受布鲁塞尔会议提出的休战建议。但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现在不接受和谈。他们知道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不久会率军抵达美因河,就想趁其孤军无援之际将其一举歼灭。关注英格兰在巴拉丁利益的奇切斯特勋爵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目睹了巴拉丁地区发生的一切,非常清楚腓特烈五世失败的原因。他写道:“在我来看,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和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的军队纪律散漫,没有秩序,所以各自的领地面临危险也就不足为奇了。据说,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也好不到哪里去。试想,由一帮社会渣滓组成的军队,其统帅既无能力给士兵发饷,又无权对他们奖惩,只能任由他们通过烧杀掠夺去自谋生路,这样的军队会好到哪里去呢?”

    1622年6月20日,也就是奇切斯特勋爵写出上文的前一天,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赫希斯特截击了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尽管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突破了敌军的包围,率军越过了美因河,但他的军队损失惨重。与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会师时,他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人马。

    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赫希斯特截击了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军队

    糟糕的战况让曼海姆陷入一片恐慌。巴登-杜拉赫侯爵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希立刻抛弃了他的新教盟友。欧内斯特·冯·曼斯费尔德伯爵和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无奈之中带着腓特烈五世退守阿尔萨斯。正是在阿尔萨斯,腓特烈五世和他们正式撇清了关系,不愿再为他们将来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腓特烈五世在色当蛰伏了一段时间,静观时局的变化。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在世界上觅得一隅,平安度过余生。”看来,决定德意志和欧洲未来的人需要比腓特烈五世有更清醒的头脑和更坚定的意志才行。过了不久,腓特烈五世又回到了海牙。和许多英明的前辈一样,腓特烈五世的事业也以失败告终。在追求丰功伟业的道路上,不断奔走呼号的腓特烈五世深深体会到了那种“求助无人帮,求胜永无望”的绝望。

    * * *

    (1) 史称“白山之战”。————译者注

    (2) 《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签发的、赋予某组织某些权利的法律文件。————译者注

    (3) 贺拉斯·维尔(Horace Vere,1565-1635),英格兰军官,曾参加过八十年战争和三十年战争。1620年,贺拉斯·维尔奉英王詹姆士一世之命前往巴拉丁为腓特烈五世解围。————译者注

    (4) 即后来的查理一世。————译者注

    (5) 达克特金币是“一战”以前的欧洲贸易专用货币。————译者注

    (6) 若阿尚·缪拉(Joachim Murat,1767-1815),拿破仑一世册封的元帅之一。作为大战的独立指挥员,他虽然不懂战略,战术平庸,但却是一位杰出的骑兵指挥官和勇猛的战士。拿破仑一世评价他道:“战场上面对敌人时,他最勇敢,这一点无人可比。但在其他方面,他的行为愚蠢至极。”————译者注

    (7) 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Denmark,1534-1588)的长女丹麦的伊丽莎白(Elizabeth of Denmark ,1573-1625)嫁给布伦瑞克-吕内堡公爵亨利·尤利乌斯(Henry Julius,1564-1613),二人生五子五女,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是他们的第二子。丹麦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次女丹麦的安妮(Anne of Denmark,1574-1619)嫁给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1566-1625),二人生三子四女,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zabeth Stuart,1596-1662)公主是他们的长女,嫁给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因此,伊丽莎白·斯图亚特是布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的表姐。————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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