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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还没有会见国会成员就去世了。这是美国的第四十七届国会,是1880年与他一起当选的国会。但生前他预见到了自己会在1875年后第一次参与政党事务。在1874年的选举中,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众议院转而为民主党人所控制,印第安纳州的迈克尔·克劳福德·克尔则取代了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成为众议院议长。1876年,迈克尔·克劳福德·克尔去世,宾夕法尼亚州的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继任众议院议长之位,历经了两届国会。其中,在他经历的第二届国会,也就是美国第四十六届国会,他的党派民主党也控制了参议院。在一些重要的事务上,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在经费问题上,他们同样难以达成一致。1880年选举过后,所有的共和党人都与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夫人有同样的感触。她写道:“你们意识到了吗?众议院在共和党的控制下,而参议院在票数持平时,也会将决定性的一票交给共和党的副总统。可见,赢得胜利并站在强者一方的人占尽优势!”

    迈克尔·克劳福德·克尔

    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

    新一届的国会成立之后,塞缪尔·杰克逊·兰德尔不再是议长,转而成了少数派的领袖。俄亥俄州的约瑟夫·沃伦·凯弗接替了议长之位,拥有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在参议院,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夫人的预言全部应验,切斯特·艾伦·阿瑟意料之外地成为总统,却使参议院失去了副总统。随后,参议院由两个独立人士控制。“从美国最高法院走到政界”的大卫·戴维斯法官虽然当选为民主党监选员,却与共和党投票一致。弗吉尼亚州的威廉·马洪是爱尔兰人也是前邦联成员,自称“重新调整者”,与政府投票一致。这两人使通过国会执行党派政策成为可能。

    约瑟夫·沃伦·凯弗

    1881年国会会议结束不久,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对内阁进行重组,允许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的支持者辞职,并让自己坚定派的支持者继任。新任国务卿弗雷德里克·西奥多·弗里林海森接手了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的政策,但执行不力。他继承了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修建美洲运河的宏伟蓝图,并尽力扩大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还安排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在英国为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利益奔波————对地方自治的强烈愿望让他们陷入了与英国警方的纠葛之中。他没有采用南美政策,取消了泛美会议发出的邀请,也没有插手智利战争。尽管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对此表示抗议,认为此举使美国蒙羞,但并没有起到作用。

    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听取了坚定派的建议,共和党其他派别开始担忧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领导的政府是一届分肥者的政府。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总统发出的第一份咨文减轻了他们的担忧,因为这份咨文是针对差强人意的文官制度以及管理官员开除与任命的考绩制度的。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承诺将以超过改革者要求的力度实施改革措施。1883年1月,他签署了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法案。

    在四届政府中,利用公职达到党派目的的行为都被两党中的独立人士视作丑闻。19世纪70年代,一连串背叛人民信任的官员名单曝光,改革者们意识到政府的无能与分肥制已经威胁到整个美国的命运。1880年,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一个代表在对一条关于文官制度的政治纲领条款投票表决时,愤怒地大声说道:“总统阁下,得克萨斯州受够了这种文官制度……我们并不是为民主党提供官职的……如果可以,赢得这场较量之后,我们要将这些职位给那些有资格接受它们的人。现在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改革者们已逐渐习惯“实用”政治的倡导者以沉默或直言不讳的方式做出的抵抗。

    切斯特·艾伦·阿瑟宣誓就职

    切斯特·艾伦·阿瑟与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的内阁成员

    美国文官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829年之前、1829年到1865年以及1865年到1883年。在第一个时期,文官通常被当作永久官员来对待,很少有文官因为党派原因被开除,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曾发出的悲叹:“除极少数人去世外,没有人会辞职。”官职的授予往往基于一个人过去所做的贡献,没有人会觉得开除一个官员需要经过新任总统的许可。

    1880年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代表们抵达芝加哥

    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实施了一项新举措。在他当选后,美国爆发政治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的支持者们认为美国共和党已经开始走向腐败。将在任者从其职位上赶走是一个关乎信仰与承诺的问题。垂涎这些职位的爱国者们蜂拥而至。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顾问们,包括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顾问在内,已经了解为未来的公共事业保留职务之道。民主党提倡职务轮流制,并且已经开始实施,但很容易妥协于“战利品属于胜利者”的坚持。

    安德鲁·杰克逊

    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之后的每一任总统都利用职位达到党派目的,极少有人会在理论层面提出反对意见。当时的美国政府还比较简单,这样的习惯还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分肥制没有进入陆军和海军部门,因为这两个部门的大部分职位都有较高的技术要求。在其他部门,绝大部分官员都是没有什么从政经验的文人。他们的职务很容易就被同他们一样缺乏经验的人所替代,所以经常会有一些熟悉业务的职员留下来指导新职员入职。通常,各部门在总统会见国会成员之前就已经投入他们原有的工作中了。

    在利用官职方面,林肯总统与他的继任者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准许政府成员大换血,但实际上当时这一工作已经完成。为了排除政府部门中的南方人,他不得不大范围地任命新官员。在他手中,任免权成了联邦政府一个额外的有力武器,激励着国会的领袖们,同时打击了堕落者。1864年的选举中,联邦党执掌政府所有部门,有望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完成对公职的彻底控制。直到林肯总统去世,一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才得以进入白宫。

    从理论上来说,有关文官制度改革的讨论始于1865年左右,当时,参议院认识到出于党派考虑而开除公职带来的恶果。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想要利用战利品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反对国会中共和党激进派的主张。改革者们曾一度保持着这种不公正的惯例。共和党开始做出临时的职位变动。1866年,文官制度委员会成立。在执政早期,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宣布继续将官职作为战利品分配出去。

    1871年,国会拨款二万五千美元用于文官制度改革试验。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新制度改革的领袖乔治·威廉·科尔蒂斯。文官制度委员会与美国当时的政治主流相左。后来的事件表明,在关键情况下,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并不支持它。所以,经过短时间的试验之后,国会放弃了这个委员会。要求改革的声音有增无减,1872年,得到了独立人士,也就是共和党自由派的支持。此后,这些人威胁到了共和党的团结。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埃德温·劳伦斯·戈德金和乔治·威廉·科尔蒂斯是共和党自由派公认的领袖。1872年和1876年,他们力劝两大政党对文官制度改革做出基本承诺并写进政治纲领。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的内政部长卡尔·克里斯汀·舒尔茨实现了他们的部分理想。1881年,共和党自由派已经是一个公认的组织了,拥有明确且高效的无党派原则,一个鲜有政客否认但也不支持的原则。

    1881年,公众开始关注文官制度改革问题。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和罗斯科·康克林之间的矛盾不仅引发了对总统和参议院任免权问题的讨论,也引发了对利用公职谋求政治机器[1]支持的讨论。如果邮政部门的官员们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在星标路线的调查中被揭发的欺诈行为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詹姆斯·艾伯拉姆·加菲尔德总统遭到求官失意者的暗杀,进一步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而这段时期发生的事件共同助推了《文官制度法案》的通过,比支持者们预想的还要早。

    乔治·威廉·科尔蒂斯

    1881年,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建议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经历了1882年秋季的选举之后,在1882年到1883年间,共和党召开会议开启了文官制度改革的立法进程。多尔曼·布里奇曼·伊顿是其中的一位改革领袖,也是美国文官制度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他起草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法案,国会对此并无异议。痛恨改革的人也清楚,一味地反对并不是明智的做法。1883年,一个只包含三个委员的委员会成立了,主要负责文官职务分级,并制订相关规定,进行一系列的审查工作。从政治中脱离出来的文官职务经过分级之后,从1884年的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个职位增加到1896年的八万七千零四十四个,1911年,增加到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个。这个数字在每届总统任期的最后增长得最为迅速,因为即将离任的总统们把他们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也加了进来。很多反对者也对文官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在促成和执行《文官制度法案》方面做得比改革者们预期的还要好。他依法对星标路线案进行审判,甚至在涉及他坚定派支持者时也能保持公正。

    1882年,在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的支持下,国会对关税进行改革。这一年,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没能得到明确的关税管理权。实际上,大多数共和党人对目前的关税制度基本满意,但多数民主党人却主张修订关税和关税纳入财政收入。上一次总体修订关税制度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那时起,一些无法预料的情况逐渐出现,这一趋势意味着美国需要再次调整关税了,一部分公民的利益也将因此受到影响。1865年到1875年期间,通过财政重建,美国保护性关税的实际税率得到了提高,超过了支持者的预期。

    总统任上的切斯特·艾伦·阿瑟

    1865年,美国财政收入达到了三亿二千二百万美元,主要来自关税和国内税收,远远超过了财政部在和平时期的需要。这两种税收之间存在关联:国内税收增长必然导致关税增长,以免美国制造业承担太大的压力。美国一贯主张保护本国贸易,也从未停止寻找特殊利益的脚步,但战时税收的主要目的还是增加财政收入。

    国会希望减轻赋税以缓和紧张形势,却发现每次减轻关税都会刺激与之利益相关的制造商们,每次减轻国内税收则会得到公众的欢迎。本着最小阻力原则,1870年,大多数国内税都被取消,仅剩关税仍居高不下,比贸易保护者的要求还高。大部分的关税税率一直保持与国内收入税持平。但后者被取消无意间形成了一种贸易保护。这是意料之外的,但仍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关税政策的一些具体条款依据特别法进行了修订。1872年,美国关税稳步下降了百分之十。在1873年的恐慌中,美国财政收入减少,国会为此担忧。1875年,减少的百分之十又涨了回来。1882年,美国的税率基本保持在1865年的水平。意外得到保护的行业为此庆幸。经营者们不曾想过税收的总体下降竟带来这样的好处。

    19世纪70年代,美国断断续续进行着关税制度改革,但因为很少有人能依据原则保护关税,所以改革并没能影响到整个社会。关税问题不是一个政治议题。为了对抗共和党和那些与政治圈鲜有交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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