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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本篇谈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超等奇才，故篇名曰“超奇”。
王充把儒分为四等：儒生、通人、文人、鸿儒。他说，能讲解一经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写报告，提建议，作传记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兴论立说，写书成文，博通能用的是鸿儒。因此，他认为鸿儒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世之金玉”。鸿儒的文章有深奥的道理，重大的谋略，治国的方法，而且能表达出自己真挚的感情，极有文采，能深深地感动人，是世上少有的。可是由于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颂古非今思想的影响，由于地方长官“怀俗人之节”，是些“瞽言之徒”，使得他们不受重视，往往被埋没。因而王充极力强调评论人才应该实事求是，不论古今，好的就应该肯定，坏的就应该贬斥，“优者为高，明者为上”，于是他把阳成衡、扬雄、桓谭、周长生等四人列为鸿儒。
【原文】
39·1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1），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2）。杼其义旨（3），损益其文句（4），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5），论说古今，万不耐一（6）。然则著书表文，博能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7），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8），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9），与彼草木不能伐采（10），一实也。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11）。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12），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衍传书之意（13），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14），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15），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注释】
（1）读（dòu豆）：句读，断句。
（2）通人：这里专指读书多，但不会发挥运用的人，与《别通篇》中的文人、鸿儒、通人不同。（3）杼（shù树）：通“抒”，发挥。
（4）损益：增加或减少。这里是灵活引用的意思。
（5）表：显露。这里是写出的意思。
（6）耐：通“能”。
（7）递修本“药”下有“者”字，可从。
（8）生：句不可通，疑“生”是衍文。
（9）引文参见《论语·子路》。
（10）句难通。根据上文“入山见本。。入野见草”，疑“彼”下脱一“见”字。
（11）眇（miào妙）：通“妙”，精深。
（12）术：艺，经。
（13）传书：这里泛指古书。
（14）俶傥（tìtǎng替躺）：卓越。
（15）刘子政父子：指刘向与他的儿子刘歆。桓君子：桓谭（约公元前24～公元56年），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濉溪县西北）人。官至议郎给事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反对谶纬神学，几遭光武帝斩处。提出“以烛火喻形神”的著名论点，对后来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影响。著有《新论》二十九篇，早佚。现存《新论·形神》一篇，为后人辑本。
【译文】
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原文】
39·2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于敝车（1），锦绣之方于缊袍也（2），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3），长狄之项跖（4），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
【注释】
（1）轩：古代供大夫以上乘坐的有围棚的车。文轩：装饰华丽的车子。
（2）缊（yùn运）：新旧混合的丝绵。
（3）墆（dié蝶）：通“垤”，小土山。这里指山脚。
（4）长狄：传说是古代一个长得高大的边远地区民族。
【译文】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原文】
39·3奇而又奇，才相超乘（1），皆有品差。儒生说名于儒门（2），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后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于牍奏之土（3），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4），杨子云作《太玄经》（5），造于助思（6），极窅冥之深（7），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8）。
【注释】
（1）超乘：跃上战车。这里是超越，超过的意思。
（2）说（shuì税）：通“税”，停留。这里是寄托的意思。
（3）说书：这里是引经据典的意思。土：根据文意，疑是“上”字形近而误。递修本作“上”，可证。
（4）阳成子长：姓阳成，名衡。东汉初蜀（今四川）人。曾补《史记》，作《乐经》，皆佚失。
（5）《太玄经》：扬雄著，共十卷。体裁模拟《周易》，内容则是儒、道、阴阳三家的混合体。书中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
（6）助：疑系“眇”形近而误。上文“眇思自出于胸中”，义与此同，可证。（7）窅（yǎo咬）：深。冥（míng明）：暗。深：这里指深奥的道理。（8）参：同“参”。参贰：并列为三，并列为二，意思是相提并论。
【译文】
才能突出还有突出的，他们才能相互超越但总有高低之分。儒生托名在儒门，远远超过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讲解一种经书，教诲后代子孙；有的却能率引众多学生，讲解透彻内容丰富，能称作通晓经书。有的不能写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种主张；有的却能陈述国家政治得失，提出适宜的建议，而且言论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一般灿烂。他们象谷子云、唐子高一样优秀，能在报告和意见书上引经据典，却不能连结起来写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选取排列出来，把往事记载下来写成书，象司马迁、刘子政这些人，累积材料编成篇目，文章数万言，他们远远超过谷子云、唐子高，然而是沿袭以前现成的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出，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都是在精心思考后创造出来的，所以能穷尽深远难见的大道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阳成子长和杨子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高明地遵循着孔子的足迹，宏大精美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原文】
39·4王公子问于桓君山以杨子云（1）。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2）。”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于玉，钻龟能知神于龟（3）。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于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注释】
（1）王公子：不详。一说“子”是衍文，“王公”即“王翁”，指王莽。一说“王公子”即王莽时的大司空王邑。
（2）引文参见《太平御览》卷四三二引《新论》文。
（3）能：根据文意，疑是“者”字之误。“采玉者心羡于玉”与“钻龟者知神于龟”对文，可证。钻龟者：指用龟甲占卜吉凶的人。知：通“智”。
【译文】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听杨子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美，钻龟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阳成子长、杨子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头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出，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精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是人中最杰出的了。
【原文】
39·5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1），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2）。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于心，其实一也。
【注释】
（1）外内表里：外表与内里。这里指文章所表达的与心里所想的。
（2）以上参见《礼记·射义》
【译文】
植物下面有根和茎，上面才有花和叶；果实里面有果核，外面才会有皮和壳。文章言辞是读书人的花叶与皮壳。真情实意在心中，文章写在竹简和帛上，表达与内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称。感情激动才能下笔流畅，所以文章写真情而能流露出来。人会写文章，就像鸟兽有毛一样。毛有五颜六色，都长在身体上。如果写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像五颜六色鸟兽的毛无故长了出来。选拔武士来射箭，武士要心气平和身体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后才能射中。兴论立说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样。论说应当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样。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来验证其技巧，论说是用文章来证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与射箭技巧都是从心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
【原文】
39·6文有深指巨略（1），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绁（2），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3）；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4）。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5），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6），令君之兆著（7）。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铦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注释】
（1）指：通“旨”。
（2）绁（yì义）：通“跇”，陈述。
（3）素：空。素王：是儒家对孔子的尊称。意思是有做王的能力和政治影响而没有王位的人。参见本书《定贤篇》。
（4）素相：素丞相。王充认为桓君山是素丞相。
（5）陈平：参见11·3注（9）。陈平割肉：《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作百姓时，分祭肉很公平，受大家称赞，后人则议论说，这就是他要当丞相的苗头。
（6）叔孙敖：《淮南子·人间训》、《后汉书·王景传》均作“孙叔敖”，可从。期思：期思河，古河名，在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部。孙叔敖决期思：《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孙叔敖在治理蒋邑（在今河南省固始县西北七十里）时，疏通过期思河。楚庄王看他治河，认为有作令尹（楚国的相）的才能。
（7）君：根据文意，疑系“尹”字形近而误。递修本作“尹”，可证。
【译文】
文章中有深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口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来表达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肉，是当丞相的苗头；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道理，不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预兆。脚不强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深。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杰出人物。
【原文】
39·7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1）。且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2），不见大道体要（3），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
【注释】
（1）学（學）：疑“与（與）”字形近而误。上文“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正与“才与文相副”文义相符，可一证。《初学记》卷二一、《太平御览》卷五八五引《论衡》文，均作“与”，可二证。
（2）核：通“荄（gāi该）”，草根。根核：这里指文章的内容。
（3）要：同“腰”。体要：人体的重要部位，这里指纲要、要领。大道体要：这里指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
【译文】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出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出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深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头，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原文】
39·8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1），情见于辞，意验于言。商鞅相秦，致功于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2），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3），起城中之议（4）；《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5）。陆贾消吕氏之谋（6），与《新语》同一意（7）；桓君山易晁错之策（8），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9），唐林之宜言（10），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11），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12），燕将自杀；邹阳上疏（13），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于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
【注释】
（1）扎：同“札”，古代用来书写的木片。这里指资料。
（2）虞卿：战国时人，曾游说赵孝成王，联齐、魏抗秦，被采用，拜上卿。由于食邑在“虞”，所以被称为“虞卿”。著有《虞氏春秋》，已佚。
（3）退作《春秋》之思：句难通。根据文意并参照《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疑应作“退作《虞氏春秋》。《春秋》之思”。退作《虞氏春秋》：《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虞卿为救朋友魏齐，放弃赵国相位，去魏国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不得志而著《虞氏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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