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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极、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而参与河口一战的牛首山义勇，多为他们的子侄乃至父兄。
天宣末年，徐怀随当时还是景王的建继帝奔赴洛阳府巩义县，夺守陵军抵挡虏兵西进，陈缙、周述二人当时还是守陵军的普通都将，余珙与其弟余整等人更是队率、小校层次的底层武吏。
就像这次强袭河口敌营，是斩获大捷，但总数才万余的牛首山义军伤亡就接近两千，倘若没有新的补充，进行一定的休整，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进行新一轮的激烈作战。
一是京畿及附近地区的防御，除了建邺城由建邺府军守御外，后续主要由牛首山义军加强秦淮河与草汊河之间区域的防御，重新组建沿江防线。
徐怀还提出对宿卫禁军的编制进行调整，由之前的十厢，压缩六厢，每厢六军战卒，分别有余珙、余整、凌坚、韩文德及陈缙、周述六将统领，余珙作为宿卫禁军第一将，掌握节制权；刘师望不擅统兵作战，留于大帐襄佐军务。
由于守陵军都指挥使陈由贵、顾大钧以及当时的巩义县尉朱勋等人懈怠无能、不事操练，徐怀将余珙、陈缙、周述等人选拔|出|来，担任实际的诸营指挥使统领巩义守军，封挡住虏兵西进的势头。
参知政事二人，分别有高纯年与王番担任。
余珙、陈缙、周述胸臆内热血未灭，内心当然渴望能统领宿卫禁军重归徐怀麾下陷阵杀敌——他们之前还担忧刘师望会有不同的想法，但看到刘师望随同徐怀一同下船来，心头最后一丝担忧就一扫而空。
韩圭、董成没有参与商议的资格，到垂拱殿主要也是负责详细解释奏章有些没有完全言明的细枝末节。
虏兵渡江以来，城廓二三十万民众为逃避战乱，蜂拥挤入建邺城里，将迁都后就已经拥挤不堪的建邺城更是塞得满满当当。
然而这一次，形势又为何会恶化到这一地步，将卒鼓噪、哗变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此时已经用沉船、铁线绳、木桩将马家汊下游的河道封堵住，虽说目前能在秦淮河征集到的舟船有限，上游方向的浮桥还正在搭设中，但两岸已经可以直接用舟船摆渡。
这也是京襄军敢分散作战的一个关键。
韩圭与董成赶到政事堂，才知道周鹤又重新兼领御营使；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副相，暂时空缺，但杨茂彦之前在政事堂所负责那摊事，则主要由王番负责，兼领刑部尚书。
虽说徐怀目前得授节制天下勤王兵马、守御京畿及淮西等地的权柄，但除了支撑战事需要消耗钱粮兵械，目前还只能主要依赖中枢调拨外，徐怀在当下还是希望能进一步放松绍隆帝及汪伯潜等人的戒备，就需要适当表达对朝廷的“尊重”与“重视”。
在舒城与庐江之间，以及在庐江之北，双方进行两到三次大的会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二是合肥以东，此时尚有解忠、梁文江及杨祁业等将率右骁胜军残部逾一万兵马及左骁胜军八千精锐，外加地方守军近万人，还在坚持抵挡。
因此绍隆帝将他们召到垂拱殿授以将职，魏楚钧言语之间竟然还不忘挑拨，余珙、陈缙、周述三人心里只是觉得好笑。
徐怀主张刘衍以枢密副使的身份，前往滁州或巢县坐镇，统一指挥东线的右骁胜军残部、杨祁业部及滁、扬、秦等地召集起来的勤王兵马，尽一切可能将虏兵的兵锋限制在滁州以西，同时于滁扬等地，切断长江与洪泽浦的衔接水道。
难道不就是绍隆帝与汪伯潜、杨茂彦等一干士臣，孱弱无能、怯敌畏战，在重演天宣末年由天宣帝及朝中诸臣所导致的悲剧吗？
不过，韩圭与董成也没有守在都进奏院等回复，而是前往政事堂与王番见面，将徐怀对接下来的淮西之战构想相告。
……
刘师望是奉旨回京起复任命，进城之前可以不拘行踪，毕竟从刘王寨到建邺城有两百多里，这时候赶到建邺都要算是快的，但他人进了建邺城，还得先去复旨。
韩圭与董成则先前往都进奏院呈上徐怀的奏章，由都进奏院将奏章转呈枢密院及御案之上。
大的作战方略，以及宿卫禁军后续的编制及统兵将领调整、推荐刘衍出镇巢县等事，都还是需要事先得到绍隆帝及枢密院的准许……
甚至在郑怀忠率西军援师抵达偃师、巩义之后，气愤西军援师怯敌畏战，徐怀率领诸将强袭清泉沟，重创降将曹师利所部——就是那一仗，真正令余珙、陈缙、周述等将臣服于心，至今回想犹荡气回肠。
之前除了周鹤、杨茂彦、高纯年、魏楚钧各有分掌外，就连钱择瑞还分掌礼部，只有王番最为清闲，平时甚至都没有进垂拱殿参与日常殿议的机会，但王番在政事堂还是有专门署理政事的公廨。
徐怀预计这个时间，双方会在舒城以北、合肥西北方向进行总的会战。
韩圭与董成在王番这边没有坐多久，宫侍就赶过来将他们三人宣召进垂拱殿，对徐怀所奏方略进行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