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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人放弃自己的农场，离开自己的农场到底意味着什么。
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聊过去，不聊未来，也从来不提任何一个朋友或熟人，两颗心一起把那些灾难排斥在外。我们就是在农场上散散步，每当经过一个东西，就说出它们的名字。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说过去，好像是为了在精神上存下我所有的损失，又好像是她要为我向命运申诉，然后专门来收集材料来了。英格里德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虽然她很清楚这世上不会有这样的书，但她还是有这种想法，它是女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谋生的一部分。
我们走在地势较低的牛棚边，坐在栅栏上，在牛们进棚的时候一头一头地数着。我一句话不说，指着这些牛给她看，意思是“这些公牛们”，她同样也是沉默着回应我：“是啊，这些公牛们。”然后把它们记在她的那本书里。我们又走到马厩里，给马儿们喂糖吃，它们吃完之后，我把自己黏兮兮的、沾满马儿唾液的手伸到英格里德面前，大声喊道：“这些马儿们啊。”英格里德艰难地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些马儿们啊。”然后就把它们也记了下来。在河边的花园里，她根本无法忍受我马上就要丢下这些从欧洲带来的植物这个事实，绞着双手看着这些薄荷、鼠尾草和薰衣草，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计划，好帮着我把它们带走。后来，她还向我提起过这些植物。
那天的整个下午，我们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我的牛群上，它们当时就在我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吃草。我把每头牛的年龄、性格和产奶量都告诉了她，听着这些数字，她叹气，她尖叫，就好像她身体受伤了一样。她一头一头详细地检查它们，不是想要买下它们，因为我已经把它们都送给了我的仆人，而是在计算我的损失。她把脸紧紧地贴在柔软的牛犊身上，这些小牛犊散发着香甜的气味。她很快地瞥了我一眼，眼神深邃，里面满是愤怒，她这是在谴责我抛弃了它们呢。当然，这不是她的本意，她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谴责我，只是她农场上的几头小牛犊曾经是她花了很大力气才得到的。
当一个男人走在他某个失去了亲友的朋友身边，脑子里一直在想“谢天谢地，幸亏死的那个人不是我”时，我相信他一定会感觉很内疚，会尝试在心里压制这种想法。但如果是一个女人和自己的同性朋友遇到这样的事情时，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了。这个女人一定会向遭遇不幸的朋友表达自己的同情，而且心里也肯定在想：“谢天谢地，幸亏死的那个人不是我。”但两个女人都不会因为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反而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亲密，就连寻常的客套话里，也会多一些个人的亲身体会。男人不太容易会嫉妒其他男人，也不会在打败其他男人后淡然处之。但在伴娘面前，新娘很自然就是赢家；来探望刚生完孩子的产妇的女人，也会嫉妒新生儿的母亲。但双方都不会因为这种关系而感到不适。失去孩子的母亲在把孩子的衣服展示给朋友看时，她也知道朋友此时心里一定在重复这句话，“谢天谢地，幸亏失去孩子的那个人不是我。”但双方都觉得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的，是很自然的。我和英格里德就是这种状态。我们一起走在农场上时，我很清楚她的心里正在想着自己的农场，正在庆幸自己是幸运的，能够继续拥有自己的农场，继续用尽全力经营它。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两人都没觉得什么不适。我们虽然穿着破旧的卡其布外套和裤子，但我们两个实际上是一对女神，一个穿着白衣服，一个穿着黑衣服，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是非洲农夫生活中的魔仆。
几天之后，英格里德和我告别，坐着火车回到了恩乔罗。
我不再骑马出去。散步的时候，因为没了猎狗的陪伴，周围也变得一片寂静。但我的汽车还在，幸好它还在，因为这几个月里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非法棚户们以后的生活一直是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农场的买主要把所有的咖啡树砍掉，把这片土地划片出售，用作建筑用地，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这些人了。我们的出售交易刚刚达成，买主就限令这些土著人在半年后搬出农场。但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一切，心里还很困惑，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这片土地是他们的，毕竟很多人就出生在这里，还有一部分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辈来到了这里。
他们知道，想要生活在这里，就必须每年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并因此会在每个月有三十先令的收入。他们的账目都保存在农场的办公室里。他们也知道，要向政府缴纳棚屋税，每间棚屋为十二先令。对于那些拥有两到三间棚屋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基库尤男人有多少个妻子，就会有多少间棚屋，因为他们必须为每一位妻子建造一间棚屋。时不时地，这些非法棚民会因为做错事情而被人威胁要赶他们走，他们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在农场上的位置并不是那么稳固。他们讨厌所谓的棚屋税，当我为政府去征收这笔税时，他们会故意给我找很多麻烦，还会唠叨很多话让我听。但他们把这些事情都看成是生活中的普通变化，从来都没有失去过希望，总是坚信他们会摆脱这些东西。他们从来不会想到，生活中会有一条适用于他们所有人的原则，会在特定的时候，以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跳出来。因此，他们把农场新主人的决定看成了一个怪物，他们要勇敢地忽视它。
在某些方面，白人在土著人心里的位置，颇似上帝在白人心中的位置，当然在某些方面也并非如此。我曾经和一位印度木材商签订过一份合同，里面有这样的表述：上帝的作为[2]。我对这个表述不太熟悉，为我们起草合同的律师给我解释说：“不对，夫人，你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完全不可预见、不合常规、不合逻辑的东西，就是上帝的作为。”
最后，非法棚民们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是必须要离开农场的。于是，我的房间里就聚集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会被迫离开农场，完全是因为我要离开这里，是我的坏运气波及了他们。其实，在此之前，我们早就把这件事谈过了，所以他们并没有责怪我，只是问我，他们应该去哪里。
我觉得不管以什么方式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根据这里的法律，土著人自己不能购买土地，我也不知道有哪块农场能大到足够容纳下农场上的所有非法棚民。我告诉他们，我已经问过政府这件事了，他们必须到基库尤保留区找地方居住。他们很严肃地问我，保留区内有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容纳他们所有的牲口？然后又问我，是不是确定能在那儿找到一大片土地，让农场的所有佃农仍然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不想分开。
他们仍然要生活在一起的决心如此坚定，这让我非常吃惊，因为在农场上，他们相处得并不融洽，对彼此都没有什么好评价。现在却一起来到我的屋子里，以卡塞古、卡尼纽和梅格为代表的家畜饲养者手拉手，神气活现地来了；地位低下、连头羊都没有的田地雇工沃沃尔和乔撒也来了。他们同仇敌忾，想要努力保持团结，就像要努力留住自己的牲畜一样。我觉得他们想要的并不是一片可以生活的土地，而是一种存在感。
对于这些土著人而言，如果你夺走他们的土地，那你剥夺的就不仅仅是土地和故土，而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根和他们的身份。你夺走他们经常看到的东西，或者夺走了在未来要出现的东西，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挖走了他们的双眼。在这一点上，土著人要比身处文明世界的人感受更加强烈。再说，就连动物都会历尽千辛万苦，长距离跋涉，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找回自己失落的身份。
马赛人当年被迫从铁路以北的故乡迁移到如今的马赛保留区后，也把故土山峰、平原和河流的名字带了过来，并以它们为新家的山峰、平原和河流命名。来这儿旅行的人不会理解这一点。马赛人把割掉的根像药物一样随身携带着，在外流浪时，还会通过某种方法保留自己的过去。现在，他们因为一种自保的本能而互相依靠对方。如果要离开长期居住的土地，他们必须把周围认识的人一起带走，这样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如此以来，在迁移过去很多年后，他们还能谈起之前居住过的农场的地形和历史。某个人忘记了，其他人就会提醒他。在这件事上，他们其实是感觉到了一种群体灭绝的羞辱。
他们对我说：“姆萨布，为了我们，去找塞利卡利[3]吧。去请他们同意我们带上所有的牲口到新地方，而且要允许我们一起过去。”
从此，我漫长的朝圣之旅，或者说是乞讨之路，就开始了。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这件事几乎占用了我所有的时间。
在这些基库尤人的差遣下，我从内罗毕和基安布地区委员那儿，跑到了土著人事务部和土地局，最后又跑到总督约瑟夫·波恩爵士那儿去请求他。那时，这位总督刚刚从英国被派过来，所以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到了最后，我都忘记了自己是在干什么了，整个人像是在大浪中浮浮沉沉。有时候，我会在内罗毕待一整天，或者一整天在农场和内罗毕之间奔波无数次。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我回到家里，周围总是会站着一些非法棚民，他们从来不来问我事情的进展，而是站在那儿看着我，用一种土著人的魔法、毅力和我交流。
政府官员们颇有耐心，而且也乐于帮助我。但这件事情的棘手之处并不是他们靠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在基库尤保留区，确实很难找到一片足够大的、无人占据的土地，来容纳我农场上所有的非法棚民和他们的牲畜。
大多数官员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很了解当地的土著居民，但他们也只是含糊地建议我说服这些基库尤人卖掉一些牲畜。虽然他们很清楚，这些土著不可能这么做，一旦他们把所有的牲畜都带到一片容纳不下他们的地方，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会给保留区的邻居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到时候还需要其他的地区委员专门解决这件事情。
我提到棚民们的第二条要求时，他们很明确地表示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
我立刻想到了“啊！不要跟我说什么需要不需要；最卑贱的乞丐，也有不值钱的身外之物”之类的话。在我的一生中，我常常会想象人们在面对李尔王时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并依据这种想象来给人分类。在最开始时，李尔王确实对每个人的要求太多了，但他毕竟是个国王，你不能跟他去讲道理，同样地，你也不能与一个老资格的基库尤人讲道理。与这位老国王和他的女儿们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白人的，白人们只是接管了这个国家，他们的国家是基库尤的保护国。但我所考虑的是，就在不久前，在我们仍然有记忆的不久前，这个国家的土著人还毫无争议地拥有着这片土地。他们那时从来没有听说过白人和白人的法律。虽然目前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安全感，但土地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固定的，不动的。贩卖奴隶的人贩子们把他们拉到市场贩卖，但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被卖掉的土著人在东方流浪着做奴隶时，会时时刻刻想着回到这片高原，因为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有着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老人，与同样拥有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大象非常相似。他们站在非洲大地上，一副庄严沉稳的模样，周围的世界在他们昏暗的脑海中慢慢地聚集、堆积。他们是大地的化身。对于周围发生的变化，他们会迷惑不解，或许还会问你他们在哪儿。此时，你一定会用肯特伯爵的话回答他们：“在您自己的国土上，陛下。”
到了最后，我觉得这一辈子可能就要在内罗毕和农场之间开车来回奔波，与政府官员不停纠缠了，却在突然间收到了通知，说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政府终于同意为我的非法棚民们拨出一片土地，就位于达戈雷蒂森林保护区内。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居住区，而且那儿也离我的农场不远。在农场消失之后，他们还能保留自己的样子和名字，作为一个群落生活下去。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农场却陷入了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从这些基库尤人的脸上，你无法判断出他们是自始至终就对这件事的成功抱着信心，还是早就绝望了。但这件事刚刚确定后，他们就立刻跑到了我的家里，又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要求和请求，我全部拒绝了。他们持之以恒地围着我的家，用一种异常的眼光看着我。土著人对运气这件事抱着一种信念，他们觉得，某件事情成功之后，所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甚至还相信我会继续停留在农场上。
解决了非法棚民们的去留问题后，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满足，心也就慢慢平静下来。
过了两三天，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作都已经完成了，离开的时间到了。咖啡已经收割完毕；磨坊静静地在农场上矗立；房子空荡荡的；非法棚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土地；雨季结束了，长长的草铺满了整个平原，铺满了山间。
其实在最初，我就计划着要放弃所有琐碎的事情，好保住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但到了最后，这个计划失败了。为了赎回自己的人生，我一次次地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到了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我自己本人倒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命运抛弃。
那些天正好是满月。月光照进空荡荡的房间，在地上留下窗上的图案。我想，看着这间屋子的月亮或许正在好奇，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我还要住多久。“啊，不对，”月亮却说，“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我本来还想多住一些日子，好看着非法棚民们搬进新家。但丈量土地是需要时间的，他们搬过去的时间还确定不下来。
[1]桥牌术语。在桥牌游戏的发牌后和发牌前都要叫牌。目的是为了和同伴互通牌情，或干扰对方。
[2]字面意思是“上帝的作为”，翻译成中文时，一般引申为“不可抗力”。根据上下文，作者在这里指的是与上帝有关的字面含义。
[3]原文为斯瓦希里语，意思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