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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的问题，可算是一个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各国大都市里有个必然的点缀品，那便是随处可见的涂脂抹粉挤眉弄眼的妓女。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德国的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名著《妇女和社会主义》里有几句话说得最痛快，他说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妓女制度之成为一种制度，和警察、军队、教堂、和资本家的事业，是相类的。他这几句话至少使我们不要忽略：妓女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有连带的关系。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未改变以前，尽管禁娼哪，放禁哪，闹个震天价响，都是所谓隔靴搔痒，搔不着痒处。在西欧的“文明的”国家里，对付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倚靠宗教和警察。
牧师们把贞操道德的空话，天堂地狱的鬼话，来骗人，实效如何，无须追问。警察的办法，例如柏林，他们把游街的妓女赶到咖啡馆里去；又例如在伦敦，他们只许妓女游街，不许久立在一处，否则便要拉到警署去罚款。警察走过了，游街的还是游街，站班的还是站班！其实倍倍尔早就说过，在布尔乔亚的社会里，教堂和警察之成为制度，根本和妓女之成为制度是相类的；要把根本相类的东西来消灭它的“难兄难弟”，这根本是梦呓！
因此我们到了苏联之后，尤其是首都莫斯科，对于他们如何解决妓女问题的办法，当然也是很感到兴趣的一件事。初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拥护资本主义的那位“黑博士”第一个表示诧异，他问：“怎么在莫斯科这样繁盛的都市简直寻不着妓女？”（我猜想这位“博士”第一夜就急不及待地出去“寻”过，后来他到南俄时居然“寻”得一个，什么参观都不来，大家走后，他还独留着住了好几天，最后还把他所“寻”的带回莫斯科。）
俄国革命后，由帝俄所遗留下来的宝贝，妓女和花柳病也算是两件重要的东西！当时圣彼得堡（即现在的列宁格拉）人口约一百万，有登记的妓女三万；当时莫斯科人口约一百五十万，有登记的妓女两万。就莫斯科说，一九二六年，每一万人中，患花柳病的有一六八人。在乡村里因一家人吃一碗菜，又因看羊的人轮流在各家吃，有许多非由性的关系传染的，有的农村因这样传来传去，结果全村都患着梅毒！
在十月革命后，当时的公共健康人民委员部部长昔麦希科（Ssyemashko）就宣言：“妇女没有工作，没有人照顾她：这个事实是妓女制度之根本的社会的原因。”换句话说，妓女制度的存在是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该部花柳病组所附设的消除妓女制度委员会即本此宗旨，积极努力，最近的结果，像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莫斯科，妓女仅剩有三百人左右；花柳病，每一万人中患的有四十人。妓女和花柳病的积极减少，可以概见了。
讲到办法方面，就广义说，像妇女在经济上的解放，在社会地位上的解放，新式的婚姻制度，广播的宣传的和教育的工作，和这个问题的解决都有关系；就狭义或更直接的方面说，专为收容妓女而设的治疗院，所谓prophylactorium，收到很好的功效。
记者于七月廿九日到莫斯科仅剩下的一个妓女治疗院去参观。这种机关虽号称治疗院，其实除为妓女医治花柳病外，同时还授以相当的教育和工作的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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