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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船上所填的英文名字不用“韬奋”两字的译音，上船后，船当局印发很讲究的搭客名单，看的人也只见着我的英文名字。但因同行中有一两位朋友是知道我干什么的，所以偶由辗转听到而特来和我晤叙的本刊读者，截至我提笔作这篇通讯时，竟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有十余人之多。我们互道来历后，便很痛快的畅谈，立刻成了亲密的好友，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件事情。他们对于本刊关心的诚挚，实在可感，问我身边带了有没有最近的《生活》，我临行时只带了当时最近出版的一份第八卷第二十八期，他们欣然索去传观，看到最后还给我时，纸角都卷了起来。
谈得尤其诚恳的有位江善敬君，他是国立暨南大学外交系的毕业生，现在母校服务，为人温和热诚，善气迎人。他说久想见我，不料在船上无意中遇着。他原是华侨，家在南洋的勿里洞，出来九年了，这次才回家去省亲，少年英俊，体格极好，他在校时原是一位运动健将，尤擅长足球。学校里的运动员大都只知道运动，置学识思想于脑后，而江君体格既好，又能注意到学识思想方面，一扫畸形发展的积习，殊可爱重。他并具有歌唱天才，在甲板上临风引吭高歌，激昂悠扬，令人意远。可惜我们同船到新加坡便须分别了。
江君说自本刊出版以来，他没有一期漏掉，每次还有本乡亲友托他在沪转寄数份，并说许多青年对于本刊的热望，我说本刊本身没有什么固有的力量，如诸同志认为不无价值，便是由于始终不背叛大众的意志罢了。倘认为不无一点力量，这仍是大众的力量。他极力劝我有机会时到南洋去看看侨胞的状况，不过说南洋的当局对中国从事文化事业的人异常畏忌，如去最好充作商人。记者在国内时，有朋友对我说，如去汉口一带，声明是商人，便检查得不厉害，如说是教员或学生，便检查得异常的烦苛，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吧！知此诀窍的教育界中人，赴汉口一带时，为避免麻烦计，最好都在嘴巴上一变而为商界。
（以上十八日下午写）
船上有位黄伯权君，也是本刊的一位热心读者，无意中知道了记者也在船上，特来和我作一番长谈，他说在二十六期的本刊上看了《本刊今后编辑上的改革》一文后，知道我有新计划，但却未想到我突然有赴欧之行。黄君原亦华侨，年似五十左右，鬚发已斑白，身体魁梧健康，精神饱满；常旅行于南洋及国内各要埠，旅行经验很富，认旅行为增加知识经验的最好的一法。他说往各处广游后的见解，和不大出门时的见解根本改变；甚至一下船后，因见闻的新异，思想即有改变。所以他对记者此次远行，极表赞同。黄君初见记者时，表示惊异，据说惊异我比他想象中的年青，很殷勤地劝我在外多住几时，多多吸收新印象，多多研究新事物。他此次是由香港登轮赴新加坡的，我问他香港的工商业现状，他说和上海患一样的毛病，即内地乡村破产，资金集中香港，同时因城市的工商业不景气，金融停滞，同陷困境。此外黄君谈及南洋一带侨胞情况颇详，谓最大的危险为受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侨胞失业大问题，现虽无确实的详细统计，但据他所知道，从前国人由厦门、汕头、香港等埠赴西洋移殖的每只船总乘得满满的，最近则出去的船上至多仅有一二百人，而由南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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