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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磨。况且，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至于他被俘后的表现，我本人对这一点并不怀疑，”谢尔皮林把自己认为应当对她说的主要一点作了补充。
“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她低声说，说得很随便，好象在谈一件谁也不会怀疑的最平常的事情。“但愿他的身体能够顶得住。他在战前就得了糖尿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谢尔皮林说。他想，大概皮金不让别人知道他有病，他不是那种一有病就哼哼的人。
“还有一点使我担心，”皮金娜叹了口气说，“报上说我们的盟军正在轰炸德国，炸得可厉害啦！但愿他别挨到炸弹！可是轰炸时炸弹是乱扔的。我曾想通过红十字会去了解他的情况。我去见了叶卡杰琳娜·巴甫洛芙娜·彼什科娃。她是一位非常可爱、很有教养的女人。但她告诉我说，红十字会也毫无消息。据说，我们过去没有在一个公约上签字，所以现在无法了解被俘人员的情况。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够了解，而我们不能。”
这话使谢尔皮林大为震惊。是的，他当然知道，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过一个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会可以了解俘虏的情况，甚至还可以给被俘军官寄送包裹。但是，在他的脑海里，这一切和眼下这场战争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什么红十字会？这一次是和法西斯打仗，它还能有什么用？还谈得上什么协定、公约？”
简直不能想象，在我们和法西斯之间，红十字会协定还会起作用，还可以通过红十字会去打听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的丈夫目前在法西斯俘虏营里的情况——他死了，还是活着？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个想法，和在这三年战争中发生的一切，是多么地不协调，以致使人感到十分荒谬。
“可是彼什科娃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女人，”皮金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她本人对我非常关心。她的秘书对我也很照顾。他们红十字会里的人待人都很亲切……当然，我是带了我弟弟的介绍信去见他们的，”她补充说。
“原来如此！”谢尔皮林想，“上帝的安排真是奥妙莫测！她的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陷身在法西斯俘虏营里，可她却拿着弟弟的介绍信去向红十字会乞助。她弟弟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在索洛夫基流放了十年，而现在当上了不知是主教，还是总主教。红十字会接待她特别亲切，就是因为她带着弟弟的介绍信。”
谢尔皮林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形成的对教会的恶感，非常自然地使他在一生中的任何时刻都不怀疑自己的正确观点。但是，奇怪的是，随着这个善良的胖女人的来访，生活突然又向他展示了另外一个侧面。一个他很不理解、然而却是现实存在的世界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世界属于另一些人们，属于对未来怀着与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理想，而且对过去大概也抱着另一种观点的人们。
他沉默不语，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控制住了。而皮金的妻子却把他的沉默看作是谈话的结束，认为自己该走了。
“您大概该去了。”她站起身来。
他也站了起来，看了看手表。
“我们慢慢地顺着林荫道走到大门口，时间刚好。我们可以相信，下一次我们再见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已经能够和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欢聚一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