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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①由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而在沙皇俄国中央各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职位由贵族的首领担任。——译者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
“在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胸部、肩部、脸部都受了伤。”
他皱了皱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7”
“听到妇女受伤害,心里总觉得受不了。不过也该习惯啦!在我的集团军里,妇女不多不少,有……”他没有把话说完,朝她脸上看了看,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眉毛上边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伤疤。她记着这个伤疤,认为它损坏了她的容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他们又谈过多次:有时很简单,在他到她那里去检查身体或做体操的时候;有时比较长,在吃过晚饭后,几次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的时候。
昨天,她第一次请他到自己房间里来,她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正迟早总要问他的那个问题:
“关于巴兰诺夫的事,您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不把真相告诉您?”他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没有作正面回答。“谁把真相告诉了您?跟我谈过以后,您又找谁谈啦?”
“什马柯夫,您的政委。”
“什么时候和他谈的?”
“四二年。”
“我早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不再说下去,似乎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并不认为已经解决,重又问他:他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她?
“您怎么,那时一定要从我这里了解真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