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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兴高采烈。她默默地忍着，但那个略显粗糙的黑白的影像仍不时地在她脑海里显现，随着时间分秒推移，仅仅变得有些晦暗，丝毫没有淡去的意思。直到下午，她又找出那张照片来看。这一次，她有了准备，就像伤口上长了一层韧皮，变得麻木而迟钝，让她能够更加仔细地看那两个人。她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他这样的笑容，那样快乐无忧，那样平凡。
七年前，康涅狄格州，银山医院。
哭也哭过了，分手也说了，Esther开始想当然地幻想，有时候她把那些决绝的话当成是Han在如今这种境况下做出的善意姿态——他不想再拖累她了。有时候，又把这些答复都归咎于他的精神状态，等有一天他好了，便会像从失忆中恢复过来的人那样，一时间醍醐灌顶，想起从前那些美好的事情，包括舞蹈，也包括她。
Lance听了似乎也不觉得意外，有那么一瞬，他脸上闪过一种复杂的表情。在芭蕾学校，他跟Han算是不错的朋友，但有段时间他对Esther也很有些意思。他嗫嚅着说：“这我也猜到了，他好像跟一个女孩子在一起，本来我以为就是一时寻寻开心的那种，你知道他那个人，总有些怪念头。”
Han看着她，像往常一样，没有多少情感流露，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恐怕我就是这样懦弱。”然后对她说抱歉，以及再见，要她不要再来看他了，因为他对她来说不够好。
她便也喊叫着回答，突然记起一些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大道理，“他只是病了！如果他摔断了腿，瘸了，或是瘫了，如果他得了癌症，我是不是也应该坐视不管？！”
Esther还记得那个下雨的冬日，她去求Han的主治医生，甚至企图贿赂护士和警卫，终于在医生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找到他。
许多年之后，Esther仍旧清楚地记得他的话在她身上引起的钝感的疼痛，她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哭了，也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谢谢你终于告诉我。”她记得自己这样回答。
之后的整个假期，Esther都魂不守舍，她知道这岛屿有多小，他们随时都可能遇到，却想不到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重逢。
度假回来的那一天刚好是她的生日，她的朋友和几个同事在上西城一家餐馆里为她办了个派对。去那里的路上，她在街上遇到一个旧时的朋友，Lance Osler，此人原是Han的同学，毕业后又在芭蕾舞团做了同事。这次偶遇，让Esther很尴尬，怕Lance提起Han的事情，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奇怪的是Lance也表现得不太自然，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句，便说有急事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两人分手之后，Esther刚松了一口气，Lance却又跑回来，对她说：“不知道该不该问，你跟Han现在算是怎么回事？”
圣诞节来了又过去了，紧接着便是新年，一月的寒潮之后，春天来临，才一转眼就是六月了。Esther写完论文，离开学校，开始在麦迪逊大街上一家著名的画廊里工作。她逐渐放下那些心事，重新找了房子，搬家，上班，继续她的照相机收藏，跟朋友们出去疯，和新认识的男孩子约会，她尽情地活，开心地笑，却始终没能再遇到一个无须做什么便能让她紧张得无法思考以至于口吃的人，同时，也没什么事让她又哭又笑，失落了自我。一切平静如常，没有芭蕾，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有药，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
Esther犹豫了片刻，又问：“你知道那个女孩儿的名字吗？我的一个朋友很喜欢她的样子，想拍一些她的照片。”
话很容易就说出口了，但她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长久以来，凭着她的家境、品位和幸运，她得以与所有猥琐丑恶的事情绝缘，任何谎言或是摆不上台面的事都会让她感觉很坏。
“这得去问一下摄影师。”那人回答，“但我知道那个女的是职业模特，男的可能也是，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Han静静地听她说完，伸手碰了碰她的头发，开玩笑似的问：“如果我不再跳舞了，这件事还算数吗？”
傍晚时分，气温骤降，雨滴在云层深处凝结，变成雪花缓缓落下，在汽车风挡玻璃的四周渐渐堆出繁复美丽的图案。Esther开着她的黑色旅行车驶出医院的车道，她看不清前面的路，因为风雪，也因为眼泪。她把车泊在路边，松开安全带，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很久，那是个很适合哭泣的地方，放眼望去是一成不变的荒芜的景色，几乎没有行人，很久才有一两辆过路的车子，不减速，疾驰而过。
与Lance分手之后，她独自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很久才想起来还要去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她赶到餐馆，所有人都在等她。场面布置得很漂亮，蛋糕也很好吃，许多人对她说生日快乐，有人送了她一部一九八八年俄国产的照相机。这种相机她很早就想要了，找了很久都没觅到品相和型号都合意的，但现在真的拿在手上了，她却突然觉得不那么喜欢了。
“利他灵10考试之前总会有人需要。”他笑了一下，自问自答，“为了卖掉手上的药，赚些零花钱，你们学校的人都很有钱。”
Esther打断他，“Han跟我分手了，我差不多半年没见过他了。”
那个经纪人的电话号码就写在一张报事贴上，粘在她记事本里八月七日的那一页。按照中国历，那一天是立秋。但当她真的拨通那个电话，找到Eli York的时候，已经是八月末了。
那天夜里，她回到家，躲在浴室里，背靠着浴缸坐在地上，把淋浴花洒开到最大，用水声掩盖抽泣的声音，又花了很长时间，删掉手机里Han的号码，以及一切与他有关的联系人，然后，用整个冬天来消化这件事——都结束了，他们之间不会再有更多的瓜葛。
一时间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十三四岁时的逆反期，热衷于跟父母对着干，把写着“I thought what I'd do was, I'd pretend I was one of those deaf-mutes”的笑脸logo贴在卧室墙壁上（典故出自《麦田里的守望者》，意为“我认为自己应当伪装成一个聋子、瞎子和哑巴”）。那是种很奇妙的感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懂得，只有那些能让你痛到极致的东西，才能带来极致的快乐。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Esther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把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了，Han没有像她原先计划的那样很快好起来。用医生的话来说，他状态稳定，但始终没有明显的好转，他还是在做那些梦，却什么都不愿意说。他似乎安于这种状态，离开原来生活的圈子让他觉得更自在，这里没人知道他是谁，没人知道他做过什么，所以，他什么都不必想，什么都不必做。
Esther做出一个轻松的笑容，附和道：“是啊，总有些怪念头。”她找了个站不住脚的借口，逃也似的走了。
“如果我不再跳舞了，我们还有可能在一起吗？”他换了一种更坦白的方式重复那个问题。